运河之宗在苏州？

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成就江南苏州繁华富庶、文化荟萃的内在动因是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这离不开江南的水乡环境和大运河的交通优势。江南水网遍布，开河行舟，古已有之。商朝末年，周太王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兄弟二人来到吴地，带领当地人开凿太伯渎，今称伯渎港。苏州城西有一条河叫做胥江，据说是春秋末期伍子胥为讨伐楚国而开挖的人工河。吴破楚后，吴王夫差决定北上中原争霸，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这是文献上关于运河开凿的最早记载。但是，文献记录远远落后于人类的生产实践，邗沟的开凿必定建立在早运河开凿实践的经验与智慧基础之上。太伯渎和胥江的由来传说蕴藏着江南地区早期开发运河的历史事实，可以说，中国运河最早起源于江南的苏锡常水乡地区。

苏州是大运河沿线唯一以“古城”概念申遗的城市，历史上也经历过多次改道。20世纪50年代，横塘段的彩云桥进行了急弯改造工程，在京杭运河与胥江交界处缩短了航道里程。80年代，随着苏南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江南运河所流经的镇江、无锡、苏州沿线货运量不断增长，鉴于此苏州新开了一条航道将横塘与澹台湖相连，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改道。

供图 / 苏州市委宣传部文改办

秦汉时期，江南运河进一步得以疏浚修治。三国孙吴开凿破冈渎，重修江南运河，运河水系初具规模。隋唐时期，江南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隋炀帝开凿通济渠，重开山阳渎和江南河，将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南宋时，江南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天下粮仓，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封疆王朝最重要的财赋重地，江南丰富的物产通过京杭大运河源头不断地运往北方，支撑着王朝的运转和统治。

苏州历来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苏州古城始建于春秋时期，随着江南运河的修治和不断延展，苏州城不断发展，日益兴旺。唐代白居易开山塘河，引运河水连通阊门和西北名胜虎丘，此后依河而成的山塘街商贾鳞集，盛况空前，至今仍然保持河街并存、水陆并行的格局。唐宋时期，苏州城内外水系与江南运河已经连为一体，宋代《平江图》碑刻展现得十分清楚，古城内平江路是依旧保留着唐宋以来的水巷城坊格局。明清时期，苏州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城市，《江南险要》一书记载说“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绘制的《姑苏繁华图》描绘了当时“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景象。苏州至今保留有全晋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武安会馆等商业会馆。

苏州运河两岸，有着数不清的山水人文胜迹，彰显着璀璨多姿的地域文化。苏州城内有始建于东汉的泰伯庙，用以纪念其开河之功德。运河右临太湖，湖中有东、西洞庭山，出产中国名茶碧螺春。虎丘位于运河支流山塘河东岸，号称“吴中第一名胜”，苏东坡曾写下“尝言过姑苏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乃二欠事”的名言。姑苏山位于运河西侧的胥江南岸，司马迁曾“登姑苏，游五湖”。隋初，宇文述平吴，取姑苏山之名，改吴州为苏州，苏州之名自此而始。昔日运河古钞关——浒墅关，运河古驿站—— 横塘驿，均保留在运河沿线的城镇乡村地名当中。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句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成为运河上的千古绝唱，枫桥和寒山寺成了苏州永恒的文化地标。

《姑苏繁华图》是清代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描绘苏州的画作，以长卷的形式再现了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苏州著名的灵岩山、木渎镇、山塘街、虎丘山在画卷中都有体现。整幅画既有连绵不断的湖光山色、水乡田园，又有村镇城池、民俗风情。透过这部分运河行舟的画卷，仿佛能听见古运河中阵阵橹声和船上商人的喧闹声。

大运河还把苏州的地域文化传到北京，深刻地影响了北京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明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营建宫殿所需铺地金砖来自苏州，经运河一路“漂”到北京。被称作“百戏之祖”的昆曲通过大运河传到北京地区，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时期，苏州园林建设达到鼎盛时期，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通过造园艺术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乾隆帝留恋苏州繁华，命人绘制图画，并在清漪园内仿建买卖街。为了庆祝母亲钮祜禄氏70岁大寿，乾隆皇帝特意修建了一条从南长河万寿寺至畅春园宫门的买卖街，命名“苏州街”。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右揽太湖山水之胜，左拥水乡鱼米之饶，擅运河舟楫之利而通达四海九州，据江南富盛之区而占尽千古风流。辉煌岁月造就了苏州独特的城市气质，江南运河名城正焕发勃勃生机，一幅新时代的“姑苏繁华图”正在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