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七年（1442年） ，戴进最后一次从京城回到了家乡钱塘（杭州）。和其他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江南名士不同，戴进徘徊京城数十年并不得志，际遇坎坷，颠沛困顿，甚至险遭杀身之祸，饱尝了世间心酸。
而此时重归老钱塘的他年过半百（55岁左右），人生的春天已经逝去。
（明）戴进《春山积翠图》，故宫博物院藏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初入京城的经过，也许命运早已埋下了伏笔。
永乐初年，戴进随画工父亲戴景祥应征前往当时的京都南京，当快到水西门的时候，转眼发现行李被脚夫挑走了，不知去向。戴进立刻向附近酒家借来笔纸，当场把脚夫的相貌画下来，并请众人辨认。众人立即认了出来，随即找到脚夫的住处，追回了行李。可见，戴进少时已能画出酷似真貌的肖像，状物本领极高。
然“笔虽不凡, 有父而名未显也。”父亲戴景祥倾力支持儿子的绘画事业，动用人脉资源为其开路，但在群贤毕集的京城，戴进始终籍籍无名，所以不久便返回家乡杭州，焚膏继晷，研习绘画。
那时，20岁左右的戴进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在家乡沉潜画艺之时，常常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凭借自己的绘画才能煊赫京城。
（明）戴进《春耕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经过近20年的努力,至永乐末，三十六、七岁时的戴进名重海宇，宣德初年（1425年左右）终于被征召至京。
此时，明朝的京都已从南京迁至北京，但和十几年前初入京城一样，戴进这次进京依然不顺利，还差点丢了性命。
以谢环为首的保守派院画家对戴进早有耳闻，而戴进在京城寻求士绅贵胄赏识，并希望服职宫廷的意愿更令院画家心起戒备。
镇守福太监将戴进精心准备的四景山水画呈给明宣宗，以为御览。明宣宗召集画院名家谢环、石锐、李在等人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日:‘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日:‘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
（明）戴进《关山行旅图》，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不是在明朝，这样的惩罚似乎太过严苛，但明初封建帝王对文化艺术的专制统治极其峻厉惨酷。洪武、永乐两朝的很多宫廷画家都因不称旨而被斥、被杀。赵原“以应对不称旨坐死”；周位“为同列所忌，竟死于谗”；盛著因画水母乘龙背壁画而被处死。宣德年间，官廷画家的待遇已稍有改善，但略有犯上之举仍难免杀身之虞。
福太监被处以极刑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戴进的耳朵，为躲避朝廷的追缉，在门生夏芷的协助下仓皇逃回杭州。就这样，戴进的第二次入京以狼狈险绝收场。
逃回杭州的戴进埋名隐姓，藏匿于佛寺里，靠为寺院作画谋生。然而销声敛迹的戴进仍未逃过谢环对他的嫉妒憎恨，为躲避谢环雇佣的密探，迫不得已背井离乡，远走边陲云南。
经历遭谗见嫉后，戴进更坚贞心。漂泊异乡的十几载，从未间断绘画，博学约取，兼美众善，在吸收马远、夏圭等北宗画家精髓的基础上，又摭取范宽、米元章、赵子昂、黄子久、高房山等诸家之妙，绘画临摹精博，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
“戴文进之画，如玉斗，精理佳妙，复为巨器。”最终戴进在艺术上自成新格， 开创了中国画史上第一个以地别为派的画派——浙派”。
（明）戴进《春酣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435年宣德皇帝朱瞻基驾崩，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开始执掌政权，而戴进的“犯上风波”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时人淡忘。
约1440年左右，戴进终于又回到了京城。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以画入仕的理想火苗并未熄灭。
驻京期间，戴进与国朝大臣，士子名流诗画酬往，多有交流，想方设法托人引荐，孜孜以求进入画院。
作为后世眼中的“明朝第一画手”，戴进似有汲汲于功名之嫌，然其自叹曰:“余胸中颇有许多事业,争奈事无识者,不能发扬予论。”这既是戴进失意的感慨,也表明了他急欲有补于世的格局抱负，而非急功近利，贪图厚位。
（明）戴进《葵石蛱蝶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也正因戴进画艺冠绝，人品高致，所以得到了一些贵族名仕的器重。
当朝宰辅杨士奇诗曰：
少年放浪江湖客, 题遍江头绿玉枝。
今日披图看烟雨, 秋风霜鬓已成丝。
纷驰名利不知劳,马首红尘十丈高。
谁似钱塘戴文进,小斋无事玩湘皋。
礼部侍郎王直序曰:
钱塘戴文进雅好竹,尝于竹间作室以居, 自谓不可一日无也。及来北京,而土不宜竹, 居闲处独,盖未能忘于心。其友夏仲昭辈欲娱适其意，为作三图，长皆踰二尺而苍然玉立,隐见于烟雨空濛中,有潇湘千里之势焉，名之《湘江雨意》。
夏㫤为戴进画的另一幅作品《雪竹山房图》, 被“三杨内阁”中的另一位杨荣题诗日：
一从寄迹京华地，翘首山房想初志。
阳春桃李任纷纷，劲节贞心自无异。
何人为君写此图，故乡景物浑不殊。
（明）夏㫤《湘江风雨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二杨”的诗和王直的序皆对赋闲独居, 宁静致远的戴进称赞有加，一方面说明戴进人品确实高洁，旷怀雅度。但另一方面亦有推脱举荐戴进的弦外之音。
这些朝廷重臣，都曾屡荐贤才，但始终未敢推举戴进。如同时代杜琼所指出，“戴进作画通诸家，一一臻妙。初居北京以画见重，无所荐达。”这“无所荐达”的根本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戴进的宿敌谢环虽是个院画家，但其宫廷生涯异常显赫且持久。宣德皇帝格外宠幸谢环，不仅让他“恒侍左右”以询问绘事，还封其为锦衣卫千户，侪辈无人能及。
同朝为官的“三杨内阁”和王直等官宦自然与谢环交谊匪浅，杨士奇曾为谢环作“谢环传”、“ 谢循像赞”、“ 恭题谢廷循授御制诗卷后”等，还亲为其轩取名“墨轩”，并为之作记。
谢环对这些阁臣也颇为敬重，正统二年的春天（1437年），杨士奇、杨溥、王直等名公政要在杨荣的别墅花园里雅集聚会，谢环“ 旅寓伊迩，亦适来会”“ 谢君精绘事,遂用著色写同会诸公与当时景物”，绘成《杏园雅集图》以记此盛会。而这幅画的风格也正配合了所表现的主题——传统而无冒险精神，完全是在南宋院画风格的基础上，对形式作了些许改变。
（明）谢环，《杏园雅集图》局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与谢环势不两存的戴进作画“不耐拘束”，力求摆脱一家之囿，放笔而为。显然皇权至上，仰权贵鼻息的宫廷并不能滋养戴进的艺术追求。更何况还有福太监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人人肃然自警，爱莫能助。
作为戴进的莫逆之交王直也只能安慰道：“戴公戴公貌甚癯，此德于此良不孤。夭桃艳杏好颜色，风雨零落归泥涂。人生操节贵弗渝,岂与尘俗同区区。”
宿志宏愿无法施展的戴进只好专于艺事，移情笔墨，于正统七年（1442年）返回老家安度晚年。
（明）戴进《灵谷春云图》，德国柏林东亚美术馆藏
作于正统十四年左右的《春游晚归图》是戴进重要的代表作亦是他的晚年之作。雄劲洒脱的笔法，简逸酣畅的水墨，戴进在疏放和法度间找到了平衡，这也是他风雨飘摇几十载淬炼的人生积淀。
而戴进的人生经历恰似《春游晚归图》中清游的文士：见证过草木破土，莺飞燕舞的盎然生机，感受过春雷细雨，雾霭朦胧的唯美诗意，也体验过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流水落花春去也，风恬日暖易消逝的落寞无奈。最后于暮色四合，彤云向晚之际困倦归家。
（明）戴进《春游晚归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戴进曲折不平的艺海生涯里曾多次描画春景图，除了这幅《春游晚归图》，还有描绘农民劳作的《春耕图》，刻画山翁醉酒的《春酣图》以及高古清远的《春山积翠图》和静谧空幽的《灵谷春云图》等。
三月的北京尚且春寒料峭，可三月的江南正是一年当中最好时节。如此不吝笔墨描画春天，想必壮志难酬又漂泊异乡的戴进每每创作时都会发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无奈慨叹。
（明）戴进《听雨图》，日本杨镇荣藏
正德之后，“浙派”画风愈趋草率粗狂，戴进所属的传统面临了几乎一面倒的诘责，被明、清一些文人画家讥为狂态邪学，软赖甜俗。
可纵然驱山走海春复秋，韶光短暂不可留。纵然人生曲折不得志，命运多舛意难平。纵然百年之后遭非难，毁誉参半心骨寒。
怎奈自洽于笔墨世界的戴进早已住进自己描画的春天里，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于清澈碧翠的江流上泛舟荡漾，于细润迷濛的烟雨中梦回江南。
原作者：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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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高居翰：《江岸送别》[M]，三联书店2009。
单国强：《戴进》[M]，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
穆益勒：《戴进与“浙派”》[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