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十年蓝图如何落地？ 原创 本刊记者 董铁莹 中国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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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1年第19期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扶贫队长麻辉煌（左）与返乡大学生施林娇（中）一起直播推销土特产。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成为未来十年中国整体的政策逻辑，有其提出的坚实社会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共同富裕的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多”。第一是人数多，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第二是内容多，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第三是步骤多，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而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法方面，会议明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要靠高质量发展，制度性安排，实现先富带动后富。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收入分配要更加均衡，基层保障要更加精准。要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强调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并作出重要部署，将实现共同富裕宏伟目标与每一个人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联系起来，必将激励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为共建共享共富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会议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北欧国家福利制度之间有怎样的区别？未来十年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如何落地？青年向上流通的通道在哪里？三次分配制度会为青年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如何引领青年的精神富裕？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在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青年感受到了怎样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采访了专家学者、青年致富榜样、公益事业践行者和受益人、青年艺术家、行业优秀青年、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青年群体等，集青春之力量，显青年之担当。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前行，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奋进！
"共同富裕，青年读本"系列报道①
共同富裕，十年蓝图如何落地？
@文/本刊记者 董铁莹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共同富裕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亦是未来十年中国整体的底层政策逻辑。那么，未来十年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会如何落地？如何分步实施？对于青年而言应该把握怎样的机会，又会给青年群体带来哪些利好？
为此，《中国青年》记者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张琦，为青年解答他们关心关注的问题，以飨读者。
张琦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追求」
《中国青年》：您如何看待共同富裕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它将为未来中国社会带来哪些改变？
张琦：我认为共同富裕的提出及其意义，可以从直接背景和大背景两方面来理解。直接背景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大幅增长，2019年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较高水平。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和财富不平等也不断加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在高位徘徊，2019年仍达0.465（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这一水平高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
在财富不平等方面，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研究，2012年，中国最富1%的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达34.6%；最富5%的家庭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产，达51.2%；而底部5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7.3%的财产。2012年，中国的财产基尼系数为0.73，虽然低于美国的0.8以上，但已属较高水平。因此，中央及时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立足现实、实事求是的判断。
当前提出共同富裕更大的背景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去年年底，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其实，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讲话中曾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最早的一次是在2012年 11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讲过共同富裕，其中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表述最广为人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据我了解，共同富裕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领导人讲话中是在1955年，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当然在这篇讲话中，共同富裕主要指的是农村内部的共同富裕。
回顾历史可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追求，并不是什么“突兀”的提法。有人之所以觉得“突兀”，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都是分配领域事实上的指导思想。实践中，“效率”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公平”兼顾得并不够好。久而久之，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做大蛋糕”单兵突进的思路，认为“分好蛋糕”不那么重要，所以听到“共同富裕”才会觉得“突兀”。
因此，当前提出共同富裕，既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积极应对，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初心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选择。
「稳步推进，“损有余而补不足”」
《中国青年》：作为未来十年中国整体的底层政策逻辑，您认为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应该如何落地、分步实施？
张琦：以现代经济学范式来看，富裕属于效率范畴，而“共同”则具有公平的含义，因此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再分配”。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效率，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来实现公平。当然，市场经济本身也必须是公平竞争的。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两方面，我们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先说市场经济。如果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算起，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已有30年。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市场经济实现效率，关键在于所有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进一步提高。
例如，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歧视，而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同程度地与户籍挂钩，也妨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如，包括土地、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离市场决定还有较大的差距。此外，必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既关乎效率也关乎公平。
去年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对互联网巨头进行反垄断规制，在社会上也引发了一些议论。从妨害效率的角度看，垄断本身就会导致效率损失，这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结论。此外，互联网平台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向上压制制造业、向下压制消费者，吸引了过多的资本集中，也降低了投资效率。从妨害公平的角度看，互联网技术具有“赢家通吃”的特征，互联网时代的“造富”速度比工业时代快得多，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这一结论已被许多研究证实。不过，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规制，绝不是为了满足一些人的“仇富”心理，这一点必须讲清楚。
再来看再分配。这方面，我们目前的问题更大。基尼系数比较小的国家，主要是通过再分配实现的，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也很高。例如瑞典，据OECD数据库，2015年初次分配的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但经过再分配，基尼系数就降到了0.3以下。再分配主要依靠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途径来实现“劫富济贫”。补充一下，这里“劫富济贫”只是比喻说法，所谓“劫富”是指通过税收等手段来实现“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我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实际上具有累退性，也就是收入越低、税负越重，这一点已有实证研究结论。所以，要想通过再分配来压缩不平等，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建立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些年一直在说提高直接税比重，但依然进展缓慢。因此，应当加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并采取累进税形式。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包括房产税在内的财产税，不仅符合税收的“量能原则”，也是降低不平等的有力工具。顺便说一句，有人说遗产税不符合中国传统。这说法值得商榷，一百多年前，皇帝是世袭的，爵位也是世袭的，几百年前，官位也可以世袭。但现在没有人认为公权力应该世袭。同样的道理，财产是否应该全部世袭，其实也是个观念的问题。
其次，要坚决扭转“反向再分配”，这同样要求税制结构转为直接税为主。目前许多公共服务具有“劫贫济富”的反向再分配效果。以“学区房”为例，公立名校办学资金来自一般税收，包含全体纳税人的贡献；而能够享受这些名校的子弟，却来自少数达到财富门槛的富裕家庭，而他们并未比其他人向学校多交一分钱。现在虽然已经开始实施多校划片、教师轮岗等政策，力图打破财富门槛与上名校的资格相挂钩，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凭借购买学区房上名校的实质。顺便说一句，我国的学区房其实是“伪学区房”，因为缴纳房产税的学区房才是真学区房，否则只是一种财富门槛。除“学区房”之外，目前住房公积金、城市职工医疗保险等制度，均有“反向再分配”效果，应通过改革加以杜绝。
再次，要加大对财产性收入的征税力度。我国目前的税制是“亲资本、远劳动”的，劳动所得要缴纳所得税，但许多资本性收入却不必缴税。例如，房东出租房屋赚取租金，理论上应当纳税，但实际操作中大多不纳税。除非租客要提取公积金，将租赁合同公开，房东才需要缴纳所得税（税负是否会100%转嫁给租客是另一回事）。此外，我国几乎没有资本利得税。无论是炒股还是倒卖住房，升值部分完全不缴纳资本利得税。通过劳动赚得100万，按现行所得税率需要缴税27万；但倒卖房子赚取100万差价，缴纳的税却远少于此。
以上措施，并非完全按照实施先后顺序排列，应按轻重缓急配合实施，稳步推进。
《中国青年》：为了确保共同富裕的政策能够落地落实，在实践过程中您认为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张琦：我认为，走向共同富裕，在实践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
首先要澄清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一点官方讲得很清楚。“均贫富”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实施成本极高，实际上无法实现。话虽这样说，但社会上的“仇富”情绪仍然值得关注。通过财税制度实行再分配，损有余而补不足，实质是富人补贴穷人。这就必须肯定财富的正当性、认同财富。富人缴更多的税，应当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赞扬，成为“纳税光荣户”。不能否定财富的正当性、仇恨财富。如果富人缴更多的税，不仅无法获得更多的尊重，反而遭到痛恨和耻辱，那就只会导致共同贫穷。
另一种极端看法是，任何转移支付和再分配都是对财产权的侵犯。但只要存在政府，就存在财政和税收，除非采取一致同意原则，否则任何财税活动必然导致再分配，区别仅在于是正向再分配还是反向再分配。所以这种看法的逻辑推论必然是无政府主义，当然也是错误的。
其次要特别注意依法治国。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改“法制”为法治，是法治理念的重大进步。法治，与古代专制社会的“王法”不同，“王法”只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法治首先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在法律范围内展开，这就要求政府出台任何政策，都要以相应的法律为依据；暂时没有相应法律的，应加快立法。不能以规定或行政命令代替法律。
从经济学上讲，依法行政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而预期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9月6日，刘鹤副总理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但只靠领导人讲话还不够，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这样才能使全社会形成稳定的预期，愿意创造更多的财富。
「青年，请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中国青年》：对于青年群体而言，您认为他们可以为共同富裕作出哪些贡献？又能在共同富裕政策中获得哪些利好？
张琦：青年群体为共同富裕作贡献，我想根本上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无论读书学习还是参加工作，都应该树立长远的目标，做事脚踏实地，而不是总幻想着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是先讲奉献、再讲回报。这比上一代人接受的“只讲奉献、不讲回报”是很大的进步。但现在似乎又变成了“先讲回报、再讲奉献”。从我接触的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来看，抱有急功近利心态的年轻人不少，我的同事也有同样的感受。这种心态，当然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这些年到处充斥着网红带货一夜暴富的例子，年轻人不免受到影响。直播带货，并不能增加消费总量，不过是从其他渠道转移到自身渠道。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直播带货是毫无意义的。就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来说，根本上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而不是“赚一把就跑”。
共同富裕政策，特别是通过再分配压缩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当然能够减轻青年群体的经济压力。例如，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商住用地，卖地收入用来建设更多的公租房，并低价出租给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这就是典型的“损有余以补不足”，高收入阶层补贴低收入阶层。同时也有助于青年人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不至于觉得自己奋斗一辈子也无法获得上升的机会，无奈选择“躺平”。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原标题：《共同富裕，十年蓝图如何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