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轼而引发的联想
阎晶明
网上大多认为，1月31日是苏轼诞辰日。其实，苏轼到底生于哪一天，恐怕没几个人能说清楚。但大家都这么纪念了。苏轼是“网络红人”，是文化热点，是千年之后的雅俗通吃型人才。一个人，既是官员，又是文章高手、诗词大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这要是当今文艺界出这么个人，谁敢相信？
这一千年，恐怕只有苏东坡做到了这样：既高雅，又有烟火气，还能服众。做个猪肉都能被命名成“东坡肉”，用毛笔写诗文都能留下“东坡体”。和黄庭坚并列那叫“苏黄”，和辛弃疾比肩史称“苏辛”。不排第一，历代群众都不答应。
我对苏学素无研究。不过，我只觉得，在苏东坡所有的经历、性情里，乐观放达、大度包容最值得敬仰。况且，天赋异禀也学不到啊。苏轼能把被贬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仿佛在山林快活得不想庙堂了。这直叫许多害他的众臣都难以平衡。所以才有他一再被放逐，越逐越远的故事。
然而这故事也变成了传奇。到处都是他的痕迹。我几年前到广东惠州，知道了惠州有一座西湖。中国叫西湖的不在少数，福州也有。但惠州的西湖却与杭州西湖有直接关联，这关联的人物就是苏轼。苏轼的妻子王氏就葬在惠州。苏轼俨然已经是惠州最有名的文化遗产。连吃个荔枝，最有名的广告词也出自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据说到了海南儋州，连方言里都有一种叫“东坡话”。去年访江西抚州。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文名相当、政见不同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其中最闪光的则是苏王二人的交往史。晚年王安石曾救过苏轼一命，苏轼专程去看望了生命垂危的王安石。不管算不算“相逢一笑泯恩仇”吧，作为文人故事，还是可以作为消解“文人相轻”这一铁律的例证吧。
我曾在全国政协委员漫谈群里听杨孟飞院士讲述令人振奋的中国航天故事。这一天，1月31日，正好与坊间之苏轼诞辰日重合，不禁又让人产生联想。大家都问，咱们国家什么时候实现载人登上月球？答案是：正在深度论证中。
不过我当时就想，要说以想象方式，以艺术方式实现“登月”，中国人肯定是世界上最早实现这一目标的。秦汉时期就有了嫦娥奔月故事，其后又有了吴刚伐桂的故事，牛郎织女一年一见的故事。月球上如果真有月宫，住的应该都是咱们的人。可是这么多年来，文人笔下的月亮，愿望是美好的，代表着思念，思念亲人、爱人、故乡，这种象征性符号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出的是无数人的心声。可是如果让诗人想象月宫里的生活，他们都会警告你，那上面冷清、寂寞，去不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先不说，月宫就是冷宫的同义词。
苏轼也是如此。“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还是人间最值得留恋。毛泽东主席有诗句“寂寞嫦娥舒广袖”，限定词也很明确。鲁迅曾专门写过嫦娥的故事，这就是小说《奔月》。嫦娥因为受不了和后羿过天天吃“乌鸦肉炸酱面”的苦日子，偷了升天药奔月而去。然而，笔调间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
今日之中国，嫦娥奔月是铁的事实，而且“嫦娥五号”之后还有“六号”“七号”。嫦娥不再寂寞，重名的就有好几位。
把基于科学技术的航天器命名为“嫦娥”，接续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是对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的伟大实现。这种自豪，是包括苏轼在内的所有古人无法想象的，是包括鲁迅在内的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生活的是最接近伟大梦想实现的新时代！
书香酒醇人自醉
查理森
秋分一过，天气明显凉了下来。触目之处，银杏、梧桐的枝头不知不觉地染上了稀微的枯黄，且每天都在蔓延，再有几阵西风冷雨之后，就会是满地落叶了。接踵而来的7天长假，又恰逢连日阴雨，此番情景，正适宅在家中品品香茶，翻翻闲书，望望窗外的风雨，不时生出“又是一度秋风劲”的感慨。
不经意间，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曾国藩家书》，翻开来，扉页上一枚邮票般大小的印章把我的思绪牵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海口。这套书竟是当年在海口的一家小酒馆所得，睹物生情，那一幕场景与感触瞬间在心头清晰起来。
那年我是在深秋时节到了海口，办完公事，想滞留几日观光访友，却遇上一场连天不停歇的小雨。如丝的雨水从天慢悠悠、明晃晃地洒落下来，像无数只小手撩你的面、你的头，使你在不耐烦中又产生一种无以言状的惬意和寒意。友人说这个时候的海口难得见缠绵的雨，可巧给我赶上了，必定会有不虞之遇。我则随水推舟地表示，若能在此天景中寻一净雅之所把盏小酌，当会有别一番情趣吧？
友人也是性情中人，对此建议自是十分赞同，欣欣然、陶陶然地说领我去作一番体验。
顶着蒙蒙雨丝，友人引领我来到国贸新村一条并不太宽，亦少有高楼大厦的街上，遥指远处隐约可见的“湘乡酒家”匾额说，那个小馆很有特点，不妨就去那儿。客随主便，加之我来海口次数亦有限，仅勉强可辨东西南北，至于哪儿酒香、何处室雅，自是心中无数，只得由他指引。三步并作两步到了那块牌匾跟前。仔细一打量：这酒家确实是爿小店，举目室内，宽幅不过十多米的空间里有序地摆放着几张小桌，门楣上方“湘乡酒家”牌匾的两侧又挂了两块白底蓝边黑字的木牌，分别写有“以善养人”“以德服人”的字样。门两旁镶嵌着一副木质行书体对联，写的是：“湘乡湘情湘酒湘音，四座宾朋其乐融融。”联虽显得随意而欠工整，但能看出店家似乎是在向人们表白：这里是正宗的湘菜且与曾文正公有关联。友人告诉我，小馆的老板真的就是曾国藩之后人，在这里开店已有几年，店虽不大，却特色鲜明，闻名遐迩，不仅有地道的湘菜，更重要的是还会向稀客贵宾赠送一套《曾国藩家书》。我听了不禁欣然。
走进店内，一位身着湘西民族服装，貌似沈从文先生笔下湘女翠翠模样的服务员迎面而来。湘音浓郁的普通话，软中带细，听来如同屋外的雨丝，柔而动人。引我们至一靠窗的小桌旁坐下，便布盏沏茶。友人小声问她今日是否有书可送，湘女听出这是位常客，略一迟疑，应道：“我去看看还有么。”竟先不忙叫点菜，款款地去了柜台里间。就在我们担心会不会被告知“书已送完”时，湘女又轻盈地走了出来，手里捧着两册小书：“巧了，还真剩下一套，给哪位呢？”友人推让，我也不客气，双手接了过来。发现这真是一套精致素雅的好书， 分设上下两册，窄幅的48开本，显得有些特别，但十分适合捧于手中阅读，装帧虽简单但却透着书卷气。再看版权页，方知是早几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钟叔河主编的“人人袖珍文库”中的一套。封面书名之下有醒目的“原刻足本”四个字，可视为编者“此乃曾氏家书中最全面、最权威的一套”的表白文字。随手翻了几页，感觉确有几篇是过去在其他节选版本里不曾见过的。仅此一书，便让我有不虚此行、未饮先醉之感了，油然而向友人伸了伸大拇指。
正待细翻此书，友人又略作神秘状，悄声说道：“这店里还有一绝，是店老板自己浸泡的滋补药酒，在这样阴凉的天气里喝上几盅，保你有别样的感觉。”对海南这地方讲究滋补、重视养生我虽早有耳闻，却想不出在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里会有啥样高深的名堂。友人既这么说，天气又确让人有驱寒除湿的需要，能小酌上一两口，也正可谓题中之意。况且，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闻香不动步”之徒，便应了这动议。
不一会儿，酒端来了，端端得有一番特别之处。一只通常用来品茗的紫砂壶、三只圆形小盅，置于一只托盘内，将壶中酒倒入小盅，却见有陈年普洱似的汤色，心想，这不会是把小酌佳酿“包装”成了慢品功夫茶吧？友人笑眯眯地示意我“走一个”。我将信将疑地端起了小盅。一盅进口，舌上有了丝丝甜意，滚进喉中，又有些微微的辣，再一品，似乎又溢出酒香。便问道：“此酒是何物所泡？”小湘女职业性地莞尔一笑：“这是我们老板祖传的高酿，具体不知晓。”友人也乐了：“何必细问？只要滋补养身便好。”说话间又是一盅。醉意未至，进门时的一身湿气却已驱散殆尽。再举箸搛菜，更是鲜而微辣让你无法停手。举杯推盏之间，竟干完了四壶“秘酒”。
又忍不住翻过一二页书，见得曾文正公的一段话：“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便想，这湘人店家真是聪明，能让客人入湘乡尝湘味间而共享书香、酒香，让你有此行不虚之感慨，亦可谓是业到了精与专的程度。
是夜，我谢绝了观光、抒情的各种邀请，只身一人端坐于客栈桌前，一杯清茶做伴，将一册《曾国藩家书》啃了一半。稍歇，闭上眼，回味起书中这一段文字：“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恍惚就见得曾先生笑盈盈地发问：滋味如何？
他乡有故知
王瑞来
说件几年前的往事。
他乡遇故知，被古人形容为人生之一喜。的确，独在异乡为异客，人地两生，寂寞无朋，心中的悲喜，既无人倾吐，也无人倾听。当此之时，倘若与故乡的相识不期而遇，其喜不言而喻。
此时，这个故乡的相识是否曾为知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知，是旧交，而不是素不相识的异乡他者，不是萍水相逢的新朋。
并且相遇的氛围也很重要，必须是他乡。如果在故乡的街头偶遇，恐怕便无惊异的喜悦，也不大可能成为推心置腹的倾谈对象。因为同在故乡，处于同一个利益场，即便交谈，或许也要嘴边留上三分话，不会全抛一片心。在他乡则不然。相遇于不期，交集于偶然，同样的境遇，加上曾经的相识，便会让彼此骤然贴近。
在古代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人们的活动半径有限，他乡遇故知的机率相当低。此亦让人分外喜悦之一因。
不过，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并不仅仅适用于过去农耕文化的环境，在近代都市文明的氛围下，也会产生同样的欣喜。这也是人的心理使然。
人之心理，便是排斥陌生，亲近熟识。对陌生有着本能警戒，所以有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的劝诫。而对熟识，则会有一种自然的亲切。
还有一个原因是，近代都市文明开了阡陌，把一个个原本相对封闭的四合院、小村庄变成了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大闹市，乡土的熟识与亲热消失了。偶尔相遇，寒暄一句“吃了吗”或“您去哪儿”，都似乎是想要窥视对方的隐私。取而代之的，只剩下缺少温度的客客气气的“你好”。
近代都市文明把故乡变成了他乡。
故乡成他乡，一旦暌违已久的朋友不期而遇，会欣喜逾常。
诉说了如许的感慨，实际就是因了一个偶遇。
近日出行，改变了日常的路线，搭乘了平素不大乘坐的一个线路的电车。
由于还不是上下班高峰时间，电车内人并不多，刚好是座位都坐满，偶尔有一两人站立的状况。这样的状况很容易观察到车内乘客的样子。于是我便注意到附近坐着的一位头发灰白的乘客。他正在低头整理携带的东西。
是水村先生，尽管有近六七年没见面了，我立刻认了出来。于是上前打了招呼，水村先生抬起头，也立刻认出我来，兴奋得站了起来。
水村先生也是以97岁高龄故去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中嶋敏先生的学生，90年代，我们同在东洋文库，参加中嶋先生主持的《宋史选举志译注》研究会，分别承担有译注条目。水村先生是高中老师，编写过应试用的世界史，很畅销。今年已经72岁的水村先生，退休后就很少见面了。近些年来，印象中就是中嶋先生和另一个朋友去世时，在葬礼上见过两次。
不期而遇，让我们两人都很高兴，把座位空下，两个人一直站着聊个不停，询问彼此的近况，打听老朋友的讯息，回顾共同的往事，不知不觉到了水村先生该下车的那站，我们赶忙互道珍重，紧紧握别。
没有故乡，没有他乡，只有故知。故知的偶遇，带给人莫大的温馨，激活封存的记忆，给沉睡的友谊充电，宜其喜也。
日语中有一句来自茶道的成语，叫作“一期一会”。原意是讲茶会是一生一次相遇的场所，后来泛指值得珍惜的一生只有一次的相遇。我最初接触到这句话，是刚到日本不久，在大学认识了一位新来的教授，他将他的著作赠送给我时，在扉页就题上了这四个字。当时还不解，从此不是会经常见面吗，怎么是只见一次？后来理解了，就非常喜欢这句成语。人生无常，说再见或许就再也见不到了，未来不可预期，如果把每一次的际会相逢，都看作是唯一的一次，就会无比珍视。这就是“一期一会”的真谛所在。其实不仅是人与人的相遇相知值得珍视，人与物的相逢，亦可以说是一期一会。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在人生旅途看到的无数景色，经历的各种事物，往往都是不可重复的唯一。即便是故地重游，也是朝花夕拾，已经有了变化。
故知偶遇，作为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其实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期一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常生活轨道，相遇便往往出于偶然。像与水村先生那样的偶遇，其实是我人生中不止一次的经历。无论人与物，不管是不是真的只有一次，珍惜每一次相逢，重视每一个经历，不错过与另一个灵魂的邂逅，不忽略车窗外的一切景色，过后回味起来，觉得人生真的很美好。
从那次偶遇，已经快十年再没机会见到水村先生了。已过八旬的水村先生，可还好吧？
王家兄弟
曲建文
书圣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其中老五徽之、老七献之故事最多。这两位身上一个共同点，就是晋人流行的“任诞”。这可能来自遗传。当年太尉郗鉴有意与主政的丞相王导家族联姻，王导自然乐意，说我家子侄辈有一大帮，随你挑吧。郗鉴命人带了重礼到王府，之后回去汇报：王府的子侄们听说郗府选婿，个个矜持盛装受阅，唯有一人袒着肚皮懒散地靠在东床上，好像没他什么事。郗鉴当即拍板：就他了！他就是王羲之，那年十六岁，也就有了“东床快婿”这个成语。
晋代是个“名士”野蛮生长的时代，特色之一就是“达”，或者叫“任诞”。比如扬州从事顾和上朝去早了，便坐在衙门前光着膀子捉虱子，神情专注得好像世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王澄任荆州刺史，百官饯行，树上喜鹊凑趣喳喳叫，引他兴致上来，脱了官服自顾爬上树掏鹊窝。
王羲之的这俩活宝自不甘人后，尤其徽之，名满天下的事迹是 “雪夜访戴”，这里不必赘述，反正他的此类故事多多。比如，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时，桓冲见了问：你来我府里有段日子了，管着什么事？答：时见牵马来，好像是管马的。问有多少匹马，答：我哪知道有多少。桓冲说，听说最近不少马得了病，有死的吗？他引《论语》里的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桓冲说，你怎么也得做点事吧？他不答，目光悠悠地道：西山早上的气息这么清爽啊！一次去拜访雍州刺史郗恢，见厅上的毛毯不错，便叫随从卷了扛回家。郗恢从里屋出来，他煞有其事地道：“刚才有个大力士把你家毛毯背跑了。”对方也似同类，竟无可无不可……
我近日画了一幅素描，题为《吹笛》，上以隶体题写了《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一节：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 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画中人宽衣博带，背靠轿车的大轮子，坐在小马扎上横笛吹奏。画技、书法自不入流，毕竟敝帚自珍——装裱了挂在书房里，时时观赏：点睛之笔是那眯起的长眼，沉醉于无天无地无我中，翘起的兰花指却在大炫其技。
二人未曾谋面，一个让吹，一个就吹；吹毕，各自就路，两不相干。我时常琢磨，那个独特的年代是怎样个征候？徽之（字子猷）脑子里到底又是怎样的世界？
晋人经历了汉魏之际、魏晋之际的人间险恶，历来信奉的那套礼法秩序不大管用了。这在“竹林七贤”那里已有端倪，如嵇康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的狷狂。尤其晋初的“八王之乱”，把人们对家国前景的一丝期望粉碎得零落成泥碾作尘。士大夫们灰心丧气，转而崇尚老庄的“无为”，乃至走向极端，抛开修齐治平之教而追求心之所适，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一如徽之。
但他也有放在心上的，比如书法。黄伯思在《东观徐论》中评道：“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
还有放在心上的，比如小弟献之。献之也“任诞”——一次路过吴郡，听说名士顾辟疆家花园很美，便连声招呼也不打，穿堂入室游了个遍，一路还指指划划地论优劣。顾辟疆正在和朋友谈饮，见闯入者衣着举止不像个下等人，怎么着也不该无视主人吧？咽不下这口气，又不敢太得罪，就拿随从撒气——赶出了大门。献之坐在轿子里，左顾右盼兴头不减，好久才发现随从一个不剩……但他有不同于五哥的“度”——这也是晋人推崇的名士特质：一天和五哥正在闲谈，外屋忽然起火。徽之拔腿便逃，鞋也顾不得穿；他安之若素，唤来随从护着出去。一夜在书房睡觉，一群偷儿潜入见什么拿什么。他躺在那里斜眼观瞧，终于慢吞吞地道：“青毡是我家祖传的，给我留下。”群盗大吃一惊，一哄而散。史书说他少负盛名，高超不凡，而且书法在五哥之上。因此他很得执政的谢安赏识，官至中书令，却因长期服散留下后遗症。
后来两兄弟同时得病，徽之竟去求方士把自己的余年转给弟弟。但老天不允，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伤逝》中那感人的一幕：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任诞”的生命在这一瞬灿然怒放，留下一个真性情的背影。
原标题：《阎晶明：由苏轼而引发的联想 | 《孺子牛》文学副刊4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