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海上强国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近代海权国家？

对于世界来说，大航海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在此之前，各大陆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商贸往来很少，物种交流也不频繁。在此之后，各大陆得到了紧密联系，进而步入现代文明。

大航海时代和之后的风起云涌，让“海权”两个字变得愈发重要。早期的殖民与贸易，仅仅是海权的一部分。从现实来看，海洋覆盖地球表面超过70%的面积，蕴藏着无数资源，目前开发量还很小。同时，海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开放与包容，意味着更先进的生产力和贸易制度。

也正因为晚清积弱，逐渐被世界文明所抛弃，最终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人对“海权”二字有着更深的感受。许多人都曾哀叹中国与海洋文明太远，认为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是一个守旧的农业国，更是因此在近现代吃了大亏。

这个判断并不算错，中国的小农经济可谓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有巨大影响。但若说中国从来都与海洋文明无关，多少也是误解。中国虽是半内陆国家，但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32000公里长的海岸线。海岸线分为大陆岸线与海岛岸线，其中大陆岸线为18000公里，其北部起始点为鸭绿江口，南方终点为北仑河口。中国大小海湾数量众多，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达150余个。可以说，中国是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水师可以追溯到周武王时期。春秋时期吴国战舰就有楼船和弋船，楼船泛指大型战舰，因外形似龙或画成龙形，也被成为龙船。弋船的弋指平底船凸出的撞角，可载8000名士兵。在楚国、吴国和越国水军力量崛起的同时，航海技术也得到发展，秦汉时期的帝王们也因此开启以寻仙求药为目的的海上远航活动。

虽然海洋经济从来都不是中国的重心，但并不等于不存在。尤其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的海洋经济相当繁荣，与安南、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都有相当丰富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引发过一次次战争。

美国学者罗荣邦的遗作《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便记录了中国从南宋至明朝的一段海上军事史与贸易史。

书名：《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

作者：[美]罗荣邦

译者：李春 / 彭宁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品方：读客文化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罗荣邦是中国古代海权史的专家，也是康有为的外孙。他在燕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宾州大学、加州大学教授，从早年求学时便专注于宋代至明初的中国海军及航运研究。

在《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一书中，罗荣邦历述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海上策略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从未停止对提升海洋实力的探索，不过宋朝之前的海洋活动只算零星或个人行为，而明朝之后闭关锁国，海洋活动基本消失。也就是说，只有在南宋至明初一段时间，中国的海上活动才能称之为社会行为，有政府在背后推动。

当然，即使如此，罗荣邦仍然站在客观角度上提出那个终极之问：中国为何能在南宋至明初期间成为海上强国，但却始终未能成为海权国家？

书中写道：

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人就已通过海路往返于山东至辽东海峡各个岛屿。春秋战国期间，山东地区是海上活动中心，齐国管仲的海洋意识超越了后世许多人。吴国水师在公元前485年沿海北上伐齐，有可能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出海作战。

秦汉时期，最出名的海洋活动当然是徐福出海。此外，西汉水军曾平叛南越，也曾水陆进攻朝鲜。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出兵安南，这也是中国水军首次出战海外。

三国时期，吴国孙权派人出海，发现夷州。南北朝时期的刘裕注重海上交流，曾经征伐林邑。隋唐时期与高句丽、日本多次交战，尤其是白江口海战，基本上确定了唐王朝在东亚的绝对地位，从此遣唐使与阿拉伯商人往返中国络绎不绝。在这场公元663年的战役中，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在百济白江口展开海战。唐将刘仁轨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

当然，这段漫长的海洋史，无论是建立水师还是战争，都属于摸索阶段。因为农耕经济的封闭性，当时中国的商业中心依旧在中原地区。水军只是辅助性武装；海上贸易也受制于重农抑商的政策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使是国防和经略领域，中国历代王朝也聚焦于大陆边境，对海上事务并未过多关注。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宋朝得到改变，与经济、政治、自然环境和地理都有几大关系。

当时，西北由于战争和游牧民族侵扰，又缺乏水源，大量土地荒废，人口大规模南迁，西北渐渐衰落。同时，东南地区水利工程突飞猛进，加之土地肥沃，成为经济中心。尤其是北宋灭亡后，南宋迁都临安，经济和政治中心都转移到沿海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迅速崛起。

也正是因为亲近海洋，重视商业，宋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相对重商和重视科学发展的时代，朝廷和民众也相对更为开放。书中写道：“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秩序失衡，其混乱程度和激烈程度史无前例。外邦侵犯、祸起萧墙、社会动荡、经济萧条造成了混乱的大环境，颠覆着中国人的心理，刺激了他们开拓和扩张的精神。”

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中国地理学、制图学和海洋学发展相对较快的时期，也集中在宋元明三朝。

南方的地理形势，也使得朝廷前所未有地重视水军，成为中国海上强权之路的开端。南宋定都临安，也就是如今的杭州，无疑是考虑到长江和钱塘江的天险作用，可远离北方的威胁。同时，杭州位处钱塘江口，必要时可以乘船渡海避难，图谋长期抵抗。但也正因为这样，南宋也必须直面海上威胁。

为了抵抗金军，南宋在水军组建、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上倾注了相当的热情。书中写道，北宋海军不过四千人，主要集中在山东登州一带巡逻。北宋兵力超过百万，四千人的海军占比极小。南宋则拥有数十支海军，兵力达4万余人。当时南宋总兵力还不到70万人，海军占比大大提升。其中，最大的许浦水师一度被提拔为御前水军，成为南宋诸军之首。

也正是南宋水师的强大，迫使后来的蒙古人也开始重视水师，复制宋朝的海上经验和技术，开始征战东亚海域。

不过，在忽必烈之后，因为在东亚和东南亚均遭败绩，元朝对水师出现了不同态度，最终任由水师衰败，海防松懈。而水师孱弱，无法支持南粮北运，也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明朝初立，就对海军极为重视，郑和下西洋更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巅峰之作。它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还是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

郑和下西洋不但发展了与东南亚和印度的贸易，马六甲海峡也成为明朝控制区，成为明朝舰队中转站。明朝舰队不仅防卫东南沿海倭寇，也保护马来群岛和南印度的海道。不过，郑和下西洋的本质目的还是政治而非经济。这种政治驱动的行为，可以让行动获取更大支持和保障，但却也更容易人亡政息。当统治者认为此举不再有必要时，航海计划就被终止，连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都被销毁。

明初的海禁政策对民间影响极大，虽然政府控制的官方朝贡活动仍获利颇丰，但这种利益交换显然不能持久。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倒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也让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至巅峰状态。可惜的是，这已经是中国古代海洋经济的余韵。

当明朝航海因政治因素走向衰落时，欧洲大航海时代也宣告开启，这无疑令人唏嘘。在此之后，中国与西方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在明朝时期就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火器和造船等行业，经过清朝的闭关锁国，与西方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政治因素只是中国没有成为海洋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书中所说，“阻碍海上实力进一步扩充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

同时，“中国人对海洋的兴趣周而复始，每次约持续五百年，这一周期与国家统一又分裂、社会盛极而衰、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疆域扩张再收缩的周期恰巧吻合”，南宋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