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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星期四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
“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巨大挫折：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另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两次失败都称得上“巨大的历史灾难”。革命从热气腾腾的高潮，陡然跌入濒临溃败的低潮。反动势力气焰不可一世。社会上不少人以为中国共产党再也翻不过身来。事实恰恰相反。惨痛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共产党人，他们从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明白的道理，重新考虑以后该怎么做，从而在极端困难中闯出一条新路，把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
这样的历史性转变有时来得很快。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发生后半个多月，中国共产党便先后发动南昌起义和召开八七会议，走上独立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道路。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3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走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样的根本性变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同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一新时期的开始。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时正处在生死关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多少优秀的共产党人如陈延年、赵世炎等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流成了河。此时此刻，如果稍有迟疑，后果不堪设想。在世界历史上不少革命运动在血腥屠杀下很长时间翻不过身来。当时双方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对比极为悬殊，中共即使看到局势的极端危急，要下最大决心奋不顾身地坚决反抗，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犹豫不决，坐以待毙，那就意味着死亡。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七一五前几天，风声已越来越紧。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中共中央在《向导》周报最后一期发表对政局宣言，写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很快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要打破这种局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以武装的革命击破武装的反革命。
即便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当局始终对军事工作把得很紧：在军队中只容许共产党人做一点军队的政治工作（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后来不少惨遭杀害），而不让他们直接带领军队。只有几个因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外。
部分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
一是叶挺能控制的张发奎部两个师。叶挺本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当陈炯明武装叛变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总统府只有一个警卫团，团长陈可钰下辖三个营，营长分别是张发奎、薛岳、叶挺。此后，孙中山派叶挺去苏联学习，他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叶挺长期率领部队转战广东，屡立奇功，成为粤军名将。别人虽知他政治态度左倾，但在很长时间内未必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北伐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直接由师长张发奎指挥。在他的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同吴佩孚作战时，他率领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两次关键性战役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第四军被称为“铁军”，同他有很大关系。以后，张发奎指挥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时，提升他为第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团长由共产党员周士第接任。这支由共产党直接指挥、党在部队中影响很深又有很强战斗力的军队，是南昌起义的主力。
二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贺龙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一个贫苦农民，在湘西带领起一支地方武装。由于他豪爽侠义、足智多谋、热爱民众，深得大众爱戴，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美谈。随着带领的队伍不断扩大，他先后担任过支持孙中山的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团长、澧州镇守使等职。这时，同共产党员周逸群、夏曦等有了交往。北伐开始后，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鄂西立有战功；又改任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周逸群任师政治部主任。贺龙受周逸群影响很大，曾对周说：“我贺龙听共产党的。”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时，贺龙率部进入河南，在张发奎指挥下屡立战功。6月中旬，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暂编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回武汉后，贺龙对周恩来说：“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周逸群在这年10月30日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可为吾人所用者，惟二十军及十一军之一部分，但二十军在大冶时，其部下亦非常动摇。所幸其部下封建思想极浓厚，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在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以为宣传之资料。”
三是朱德。他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在滇军当过旅长和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卫厅长。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等介绍入党，大革命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受到军长杨森疑忌。那时，驻守江西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师长金汉鼎、王均都是他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去后，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又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培德反共后，朱德被“礼送出境”。南昌起义时，他仍从军官教育团拉出两个营。
还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也是受张发奎指挥的。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是由曾任师参谋长的张云逸向张发奎举荐而当上团长的。这个团本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没有赶上而停留在湘赣边界。这支军队不久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成为上井冈山作战部队中的骨干力量。另一支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是学校的代理校长，校内有不少共产党员，革命气氛很浓。七一五政变后，唐生智准备把它包围消灭。时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长的秘密共产党员叶剑英，说服张发奎把它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后来由叶兼任团长，成为这年12月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这几乎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能直接领导或有很深影响并受过严格军事训练、富有作战经验的全部正规部队。
这时最重要的是要决心大、行动快。毛泽东在7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事实证明，在当时那样危急局面下，如果不牢牢掌握住仅有的那一点军队，果断地行动，一旦有变，措手不及，必将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心下得很快。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来到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坐火车，通过抢修恢复的铁路，从九江陆续开到南昌。第二天，周恩来去看贺龙，把具体的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南昌起义
起义前夜还发生过波折。叶挺在1928年曾写下这段经历：7月30日举行的起义军党团会上，“张国焘同志谓‘国际代表的意见，谓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退去（出）军队，去组织工农群众。’周恩来同志听着大怒，谓‘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张国焘同志谓，这个运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最后由李立三同志解释，决议仍主张于一号发暴。”
按原定计划，8月1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夜，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还有数门大炮。起义获得成功。第二天，其他起义部队陆续赶到，兵力共2万多人。起义后怎样行动？中共中央早有决定：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得到苏联直接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起义第三天，部队冒着酷暑，起程南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从此开始了。
（节选自《1927：生死转折》，金冲及 著。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书籍简介
1927：生死转折
金冲及 著
2021年9月/42.00元
978-7-5201-8442-7
内容简介
1927年，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次生死大考……革命的成败仰仗军事、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的动态组合，从合作到破裂，各方势力如何抉择？中共如何绝地求生？党史专家金冲及九旬回望风雨如磐的大革命年代。
作者简介
金冲及，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先后主编或共同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等；和胡绳武教授合著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获第一届郭沫若历史学奖）等。
书籍目录
北伐的大潮与暗流
政变前夜各方力量对比
谋定而动的阴谋
四一二政变后各方的应对
武汉向右转
革命进入新时期
原标题：《1927：风雨如磐的大革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