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黄四少、道二

“赶上三星显示需要多久？”

​几年前，李东生参加国务院的一次经济工作座谈会，汇报TCL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设想时，被国家领导人问及这个问题。

面对高层的关切，李东生一咬牙跺脚，坚定答道：“3-5年！”

如今，神一般的三星真的被中国面板企业逼到了LCD市场的门外，两手一摊，宣布退出了。

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赛道上，三星通过垂直整合几乎主宰了从沙子到成品的整条产业链，成为一个拥有两家世界五百强的商业帝国。其中三星电子有17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居全球企业之首。

TCL能赶超巨人，可不是什么“用魔法打败魔法”，而是一个企业将自己置之死地，通过主动变革、技术创新和坚守全球化涅槃重生的曲折故事。

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制造业荡气回肠的升级史。

顶峰背后，即是万丈悬崖。

2004年，李东生花巨资，拿下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轰动全球。“这是一种欲望，当世界第一的欲望。”

要知道，法国汤姆逊是全球500强，体量比TCL还要大，拥有全球最多的阴极射线管CRT专利，在平板三个技术方向中选择了微显背投DLP技术，并研发出60英寸产品。并购当年，TCL的显像管电视数量便问鼎全球。

在此前一年，TCL通讯在国内狂赚12亿，稳居国内手机市场品牌第一。白色家电势如破竹，冰箱年销售同比增长56%，全自动洗衣机增长更是接近90%。

一切是那么的风生水起。

就连美国《时代》周刊，也把李东生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这是历史上，第二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中国企业家。

但是很快，彩电就迎来了液晶时代。李东生蛇吞象买到的CRT专利和DLP技术，一夜之间沦为“废纸”。

TCL连续两年出现巨大的经营亏损，前20年的积蓄险些耗尽。每天都有不同区域递来八百里告急的求助信，一时间山穷水尽。

纵是钢铁硬汉也经不住这种煎熬啊，李东生在半年时间里瘦了20多斤。

他经历过彩电论斤买的“降价大战”，也经历过友商秘密囤下市面所有显像管的天昏地暗，但都不曾像当年的转型升级，向产业链上游挺进那般艰难。

1982年，中国第一家彩管厂——咸阳彩虹厂投产成立，拉开了国内引入技术发展彩电工业的热潮。经过二十余年的奋进，中国彩色电视业形成了八大彩管厂和长虹、TCL、创维、康佳为首的“四大家族”。

CRT与LCD的原理有很大区别

中国连续二十多年向海外撒钱，才艰难在本土生成彩电工业价值链的95%，但由于CRT被平板显示器所替代，中国彩电工业价值链的80%再度转移到国外。

因为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供应最核心的零部件——液晶显示器。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大厦，朝夕之间就分崩离析了。

李东生极为不甘。在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之后，TCL获得喘息之机。此时的他想进入面板生产环节。

摆在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引进技术，或者自主创新建厂。

第一条路安全，有确定性。但这种模式极容易让中国再次沦为代工厂，就像前面的显像管电视时代以及“汽车魔咒”一样，中国依靠跟海外汽车巨头合资，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头号汽车生产大国，但最后形成的其实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

外资对技术的保密工作堪称严防死守，中方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和工艺。所谓引入技术，拿到的只是一种生产能力，而不是设计能力。

北大教授路风痛心疾首地说，如果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之后想要升级到新一代技术，就必须重新再签合同支付技术转让费，永远落后于人。

而第二条路在外界看来简直是一场“豪赌”。

自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后，半导体产业就呈现出一条与传统工业截然不同的路径——摩尔定律，每18-24个月技术就迭代一次。

这是摩尔定律最炫酷的地方，也是它最残酷的地方。

图释：摩尔定律

半导体类工业的投资强度非常大，一个工厂动不动就两三百亿元。但就算投产即落后，就算一直亏损不盈利，企业也只能不断的追加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

因为一旦新一代产品上市，老一代产品的价格会立刻雪崩。每一代产品都必须尽快完成生产线的折旧，赚取足够多的利润并及时投资到下一代生产线。企业才能活下来，喝上两口汤。

用李东生的话来说，“这些项目更像是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选择第二种模式，就相当于被人架上了一辆没有刹车片的汽车，极其残酷。

2009年6月，李东生做了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当他向深圳有关领导建议自主建生产线时，连见过大世面的深圳都觉得像冒险。

最初的方案是：深圳市出资50%，TCL和夏普各出资25%，夏普负责经营管理。夏普一开始表示接受，但最后毁约，让深圳陷入被动。

夏普突然“掉链子”，一时间很难再找到新的合作对象的情况下，李东生向深圳市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TCL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定向增发等方式，出资55%，深圳市出资45%，TCL组建团队，自主建线，主导经营管理。

TCL的方案刚拿到深圳市有关部门的讨论会上时，有很多反对之声。

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液晶面板项目投入太大，需要的资金是百亿元级别，一旦失败，所有投入都会付诸东流。

据说当时深圳一位领导有句话，“这个项目干成了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干不成就是夜郎自大的一个笑话。”

其次，有人说：“就算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根本没有人能做。8.5代线技术难度很高，大陆只有京东方有少量技术人才，他们自己都不够用。外企对核心技术更是严防死守。”

2021年9月18日，在“2021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与全球化发展论坛”上，李东生回忆这个关键时刻，认为：“当时TCL已经具备上马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基础条件，投资华星不是赌，而是搏，是计算了风险之后的拼搏。做企业，最难的不是选择，而是选择了之后的坚持。”

幸运的是，深圳市领导最终选择了相信李东生。这是深圳市自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单一投资工业项目，也是中国大陆首条没有依靠技术引进、而是依靠自主创新建设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2010年1月，华星光电8.5代线终于开工。

但是外界绝对想不到，这个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项目开工后，因为人员不足，进展缓慢。如果几个月内招不到人，甚至有搁浅的风险。

碰巧的是，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台湾企业正好遭遇了市场衰退，有了招人的机会。

可挖人哪有这么容易。华星光电的游说团队在台湾遭遇全方位围堵。

奇美背后实控人郭台铭更是放出风声：“去了华星也没用，我会把它买下，现在‘叛逃’的全部fire！”

经过半年努力，华星光电组建起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核心技术团队：其中台籍工程师150多人，韩国和日本工程师20多人，大陆人员50多人。

华星光电同时聘请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内著名院校校长在内的九名业界顶尖专家担任高级顾问。

人慢慢齐了，厂房终于可以继续打桩了。

眼瞅着厂房完工，准备设备安装，2011年3月11日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

就在从日本订购的曝光机启程运往中国的前4天，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曝光机进水。等重新换上新的曝光机，临近深圳靠港前又被检测出辐射，只能在公海上多漂流了一个月。

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全体员工连续3个月每天只睡几小时，连轴转地如期完成安装。当然，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图释：TFT-LCD的“三明治”结构

液晶面板的构造更像一块三明治，把液晶封装在两块玻璃中间，关键工序是ODF(液晶单点滴注)。

难点是当液晶滴到玻璃上，不同的像素设计会让液晶跑的速度不同，所以要决定滴注液晶点的间距和量，以便液晶受到玻璃挤压完全充满整个液晶盒。

各公司都把液晶点的排列方向和形状当作核心机密。

图释：液晶面板的生产过程

除此之外，液晶面板的生产工序超过300道，必须在精密的无尘室之内完成。其最高洁净度等级要达到「10」，这意味着无尘室每立方尺最多只有10颗粉尘。

图释：TCL华星11代线生产车间

对于初生的华星光电，这些都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后者愣是啃了下来，并实现“当年达产、当年盈利”。

这是中国首条自主创新、自主团队、自主建设的高世代面板线。从开工到投产，仅仅花了17个月。

自此以后，TCL就在这条高速公路上狂奔不止了

华星连续盈利10年，逐渐成为TCL最重要的增长引擎，2020年贡献了集团60%的营收。依托这头利润奶牛，TCL不断升级搞了8条生产线、4个液晶模组厂，合计投资金额超2400亿元。

在当今世界6条10代以上的产生线中，中国占据了4条，京东方两条10.5代，TCL两条11代。

一家制造企业，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完成如此高强度的投资，这在中国工业史上都是罕有的。

早在2008年，中国面板业贸易逆差就达到历史最高峰的1487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继芯片、原油、铁矿石之后第四紧缺的进口物资。

面板的江湖地位仅次于集成电路啊。一芯一屏并列为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两大支柱。

但是自TCL和京东方入局后，中国开始逐步掌握了这个高精尖产业的话语权。

（从2013年开始，华星光电的PCT国际专利申请，连续多年位居全球企业前五十名）

2020年，TCL华星收购苏州三星液晶显示及模组工厂。这标志着中国大陆面板企业开始在大尺寸液晶面板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韩日企业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一年后，面对中国面板企业的强势攻势以及极致的成本控制，三星不得不宣布退出LCD生产，只保留更高附加值的OLED。

图释：中国TFT-LCD面板产能弯道超车

翻开整个人类科技史，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技术的发展其实是越来越无情的。

19世纪，英国人瓦特用煤炭燃烧产生了蒸汽动力，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原子是化学反应中的不可再分割，被认为是物质的最小单位。道尔顿说“创造或者毁灭一个氢原子，也许就像向毁灭一颗已存在的行星那样不可能”。

我们可以称其为原子时代。当时蒸汽机是最先进的机器，最重要的杠杆、气缸和活塞是由一大堆连接杆、齿轮、曲柄和凸轮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制造这样一台机器，其实并不需要了解热力学方程式。这是相当简陋的技术，初通文墨，熟悉简单机械装置的匠人就能搞定，而且成本很低，落后国家可以很快复制追赶。

到了20世纪，科学家发现了原子中存在着更小的粒子——电子，美德等国随后发明了无线电报、电视、雷达等产品。

在这个电子时代，一些工业的规模和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冒出来但不多的实业家群体中大部分人的经验。技术和资本的匮乏足以令他们寸步难行。

21世纪下半业，人们跨入量子时代，通过量子力学的掌握利用，集成电路成为了可能，手机、电脑开始改变全球经济社会运行的轨迹。

越晚工业化的国家，越会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低技术轨道，沦为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就像拉美、中东与非洲一样。

中国能打破这一魔咒，成为最后一个通过制造业脱贫的大国，背后正是离不开TCL这一类公司的及时闯关。

（2021年上半年，TCL华星TV面板市场份额全球第二、小尺寸LTPS手机面板出货量全球前四）

中国有全球最多数量的廉价工程师，有最庞大的交通体系网络，有超过十亿人的内部消费市场，由此才得以压缩工业化周期，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

但是很多事情如果再晚个八年十年，就真的追不上了。你会面临先行者浩如烟海的专利壁垒，要支付巨额的使用费才能进场。为什么苹果不进入基带处理器的领域，为什么中国每卖出一台手机就要被高通抽取5%的费用，原因就在于此。

军工领域我们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和研发，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时间晚一些也无所谓（两国也不会在坦克军舰上打专利战，你能偷到别人的技术那是你的本事）。民用领域不行，企业还得考虑市场因素，除了解决能否造出来的问题之外，还得考虑价格上是不是有更具竞争优势。

举个例子，你的航空发动机性能跟GE同类产品差不多，每分钟2万转，能飞1万公里。但是你是用了最好的材料才能组装起这台机器，价格是别人的两倍。你说各大航空公司会采购你开发出来的产品吗？

绝对活不了两集，更别说后续的升级迭代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造出原子弹，却搞不出光刻机的关键所在。

李东生犹如16世纪的哥伦布，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魄力，率领TCL进入大航海时代，帮助中国及时登上新大陆。这非常重要。

国家工业化与制造业崛起，光靠技术转型升级，只能说完成了一半。

因为技术与市场就像鹰的两翼，如果两者无法形成良性互动，技术就很难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拿破仑战争后的几十年里，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经济体，能生产全球一半的铁、一半的棉布。但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发现，整个19世纪英国“在商品贸易中基本无法维持贸易顺差”。因为德国、美国都采取了保护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全面崛起的日本遭遇美国的贸易战，国会议员在白宫前砸碎东芝收音机泄愤。丰田不得不把工厂开到美国，当然这也意外地为丰田奇迹打通了任督二脉。

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在崛起过程中，由于选票、政党等政治游戏，它的制成品总是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而中国工业崛起又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海外建厂生产并就近销售，才能避免给他国造成巨额贸易赤字，进而发生一系列政治经济连锁反应。

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供应链、生产链谈何容易？

由于欧洲进口彩电整机的关税高达14%，TCL在2004年收购汤姆逊后，就把波兰工厂作为面向欧洲的生产基地。作为欧盟的成员，在波兰设厂可以避开关税壁垒。

一开始该工厂效益惨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物流效益低。

波兰虽然人工成本相比西欧较低，但是碍于当地的人才等各种因素，高科技的面板厂很难跟过去，这里更适合做组装厂。除了简单的包装物料和结构在本地采购外，其它占成本80%的关键物料来自中国。

早在2006年之前，TCL就计划通过内蒙古到莫斯科的铁路运输零部件，但最终未能实现，只能一直依赖于海运。

30多天的海运时间特别长，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导致波兰工厂只能采用大批量生产的手段以满足市场需求，这种刚性生产组织方式经常会造成库存积压。

为了扭亏，TCL曾一度想把波兰工厂卖给冠捷。后来李东生想，如果没有波兰工厂，将无法经营欧洲市场，最后一刻把出售波兰工厂的方案否决了。

也幸亏有了这个坚守，才有了后来的巨大回报。

就在李东生焦头烂额的时候，距离TCL总部仅70公里之外的深圳，有个叫罗纳德•克莱维特的老外也把目光投向了跨国铁路。

他在鸿海集团负责物流战略。当时中国正在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郭台铭也寻思着生产线西迁的可能性。但首要前提是能否有可行的中国-欧洲的铁路运输方案。

在克莱维特的努力下，2008年第一趟测试班列带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从深圳出发了。它载着富士康的电子产品一路向北，经过蒙古、俄罗斯直至东欧。

2009年，克莱维特转投美国巨头惠普。那时惠普想把生产线迁至重庆，而最大的困难就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无法支撑庞大的货运容量，重庆距离出海口将近2000公里，按传统海运模式意味着长达数月的消耗。

克莱维特如法炮制，开始考察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捷克的铁路路线，隐约觉得可行，便拜访各地政府，从北京到莫斯科，从基层到中央，为畅通人类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寻求支持。

大家都记得黄市长对于中欧班列的贡献，但其实功臣并不止一个人。

2016年TCL波兰工厂开始使用中欧班列，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从珠三角经成都运到波兰罗兹，整个运输流程从31天缩短到13天。

原材料的及时供应，使得波兰工厂可以与国内同步生产TCL最新技术的彩电产品，而且还能实现以“即时生产”为核心的精益生产，刚性组织模式变成了柔性化单元化生产。

只要原材料到货，波兰工厂便能1天生产、3天交货，供应周期大大缩短。给了TCL在欧洲市场竞争的底气，市场占有率也大幅提升。

如今TCL波兰工厂是目前中国在波兰最大的制造工厂，2020年电视机年生产能力高达450万台。

这个案例启示颇多、意义非凡。

中国制造业产能庞大，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顺着中欧班列输出给欧洲，既消化了产能，也促进了出口。

还有一个看似不明显，却极为关键的影响。TCL抓住中欧班列这个国家战略，使得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可以留在中国，避免了国内的产业空心化，惠及本地劳动就业。

根据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如果各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全球的生产效率会大为提高，创造出更多的国民财富。

但是自由化的全球贸易，一定会对某个国家的落后产业产生冲击，失业人口很可能长时间都消化不了。

美国五大湖的铁锈地带就是这样。

这也意味着，想要打入美国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尤其艰难。

2014年TCL收购日本三洋在墨西哥的工厂，并于2015年建立了模组车间，2016年建立了SMT车间(表面贴装)。

工厂位于墨西哥边境靠近美国蒂华纳的一个免税区，TCL北美公司委托TCL墨西哥工厂生产产品，然后在美国销售。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TCL迅速扩建了物料仓库及3条大尺寸线体，让墨西哥工厂双班整机年产能可达300万台。

在李东生眼里，“不进入北美称不上真正的全球化企业，索尼、三星都是在美国打出来才成为世界名牌的”。

而墨西哥与美国都是北美自由贸区成员，如果在墨西哥生产，只要配套加工增值达到一定水平，就能享受原产地政策，进入美国市场不需要缴纳美国3.9%的关税。

贸易摩擦后，美国对从中国出口的电视机加征关税，几经增减高达11.4%，而以墨西哥为跳板进入美国则是零关税。

这是TCL作为跨国公司巨头，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合法充分利用。

“2021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与全球化发展论坛”上，李东生表示：2020年TCL海外营收达到804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93亿美元，增长80%，出口110亿美元，增长23%。2021年上半年TCL品牌电视销量达到1721万，同比增长12%。

这样的成绩，在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化遭遇挑战的当下，更显不易。

TCL在欧美的成功，也昭示着中国品牌代替日韩德美品牌的时代悄然拉开了序幕。

1910年，在美国经济实力全面超越英国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写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英国杂志上的广告给人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会在英格索尔闹钟的闹铃中醒来，用吉利的刀片刮胡子，用凡士林发型水打理头发，穿上箭牌的衬衫，跑到楼下吃桂格燕麦片，再来上一杯麦斯威尔咖啡，然后搭乘西屋有轨电车到办公室，坐奥迪斯电梯进到办公室，陪伴他一整天工作的是Walden牌钢笔和爱迪生电灯泡的灯光。”

现在，这一幕已经慢慢发生在中国制造身上了。

未来十年，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将自己的品牌和产业链遍布全球各地。

结语

2021年上半年，TCL（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152.4亿元，同比增长89%；净利润107.2亿元，同比增长460%。

“按照这个趋势，今年我们年度的营收应该能够达到或者超越2200亿元的预算目标，TCL今年整体应该是过了世界500强的门槛。”

TCL集团分成了TCL科技和TCL实业。李东生放出豪言壮语：“未来五年，我们要培育出两个五百强企业。”

为了构建出第二增长曲线，TCL于2020年收购天津中环集团。中环所在核心产业是半导体光伏和半导体硅片，这些都是前沿新兴产业。

这些产业，不仅关乎企业和行业的兴衰，同样关乎大国竞争与科技突围。

TCL的未来，又一次与国运交叠。

参考资料：

[1]《光变》路风. 当代中国出版社

[2]《电的旅程》张大凯. 天下文化出版社

[3]《工业与帝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中央编译出版社

[4]《走向自主创新》路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车记》李安定. 三联书店

[6]《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威廉·罗森. 中信出版社

[7]《中欧班列》单靖、张乔楠. 中信出版社

[8]《中欧班列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刘慧等. 地理学报

[9]《李东生：让理想永远在前面》. GQ

[10]《手机战争》余盛.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