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共享月亮：传统节庆的财产化与全球化》下篇部分，上篇请参考《共享月亮：传统节庆的财产化与全球化》（上）
“共享月亮”不是一个当代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嵌入传统文化角色和功能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或非主流族群来说，其传统节庆的财产化与全球化伴随着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较量和博弈。
图1：月饼冰淇淋——哈根达斯与卢浮宫博物馆的跨界联动
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a/476720954_121123678
一、现代性vs.稀缺性：传统节庆财产化的内在动力
现代社会中，传统节庆的传播和传承经历了出走又回归的过程。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事象，传统节庆大多渗透着小农经济的生计方式、宗教信仰的神圣观念或中央政权的阶层区隔，并基于其正统性、权威性和规范性维持长时段的稳定延续。然而，这种状态随着启蒙思潮的蔓延、科学祛魅的深入和国家政体的变化，难以继续。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机器生产逐渐替代手工劳作，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节庆不论是在时间、习俗还是仪式上都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包括传统节庆在内的文化传统让位于“现代”，被塑造成不适宜现代社会的对象，并进而被认为是落后的、古老的、边缘的文化类型。传统节庆也因此成为边缘族群节庆的特指。
但是，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又凸显出传统节庆的使用价值。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稀缺性铺平了其财产化道路的基石。随着专门化（涂尔干，2000）、官僚化（韦伯，2004）以及符号化（海德格尔，2006）进程的加速，现代性所导致的异化程度日益严重，个人“元子化”“冷漠化”等现象影响了社会的整体运行。在思想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呼唤重视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韦伯，2010）。在现实中，人们一方面开始挖掘并利用传统节庆，使之产生现实效益。例如，20世纪50年代，经历战后经济恢复期的西德出现了一股基于传统文化的“旅游文化热”和“民俗热”。汉斯·莫塞尔（Hans Moser）等人称其为“民俗主义”（1962）。另一方面，人们又利用传统话语的亲民感，创造新的传统事象。其中，节庆作为凝聚社会的重要力量受到极大关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和兰格（Terence Ranger）在《传统的发明》中集中呈现了人们把“传统”作为彰显身份和塑造记忆的方式予以创造与发明的历史事实（2020）。
二、有形遗产vs.无形遗产：传统节庆全球化的外在推手
20世纪50年代前后，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逐渐崩溃，国际局势的转变引发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后发展国家为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开始了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反全球化和反中心性运动。这些运动成为传统节庆在全球范围内交换的外在推手。
一方面，传统文化因其在表达人文关怀、塑造民族气质和追求个性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一系列传统复兴和保护活动在国家或族群内部应运而生。日韩等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以“文化财”为标志的国粹保护计划，包含“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和“民俗文化财”等多项内容。由此，传统文化与当代财产之间的关联在区域范围内得到认可，为传统节庆进入全球交换场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文化成为古老文明和新文明主体争夺话语的重要领域，开启了以“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为关键词的传统文化合法化征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开始评定“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项目最初多集中于欧美国家，拉美、亚洲和非洲等区域较少有项目被列入。即使到现在，欧洲也依然是世界遗产项目最为密集的区域（见图2）。作为区域文明的象征，世界文化遗产的含义不止于认定客观实体的价值，而是通过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延续世界霸权体系，强化全球化背景下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文化圈层。
图2：“世界遗产”分布图
图片来源：UNESCO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针对这一现象，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探索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进入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1973年，玻利维亚提议在《世界版权公约》中增加以民俗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形态；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把“非物质因素”纳入到文化遗产的界定中；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建立“非物质文化处”；1993年，教科文组织在韩国的提议下建立了“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工作指南。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传统文化原本局限于国内的财产性提升到国际高度，推动了传统节庆等文化事象全球化和财产化共进的历程。之后，经马拉喀什会议和《伊斯坦布尔宣言》等努力，终于在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开始了从国际层面到国家层面再到基层社会的无形遗产保护和发展实践（巴布曲布嫫，2008）。
图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布图（2019）
图片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Map_of_UNESCO_Intangible_cultural_heritage_(en).png
经过近20年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已有178个缔约国参与，收录584个项目，成为一项影响国家建设和民众生活的全球性运动。曾经在有形遗产体系中处于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在此过程中逐渐把握主动权，为维系全球文化多样性发挥重要作用（见图3）。就传统节庆而言，其在现有的非遗类型中处于突出位置（见图4），并在非遗所构建世界体系中不断强化其“超文化性”特征（Kirshenblatt-Gimblett，2004），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换、实现再生产的话语主动权。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无形遗产和有形遗产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互动的过程。非遗运动虽是一场“逆全球化”的努力，但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传统节庆等传统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为文化的全球流动和交换赋予更多可能。
图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类型图谱
图片来源：UNESCO https://ich.unesco.org/en/dive
因此，现代社会中，人文关怀的稀缺促使人们挖掘并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为传统节庆再生产价值的提升输送内在动力；而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实践，则为传统节庆在全球场域内的交换提供了外在推力。由此，传统节庆的财产化与全球化相互嵌入，并将与之相关的实践主体也拉入更广阔的协商、合作或竞争场域中。
小 结
当我们把视野从月饼本身延伸至其背后依托的传统节庆时，看到了一个由节庆食俗牵动的世界社会。传统节庆在当代财产化与全球化并进的态势，既是现代世界流动和国际格局变迁的结果，也是无形文化和有形财产角逐纠葛的烙印，并通过共享的时间、符号和仪式联结起不同阶层、领域和区域的民众。“共享月亮”以文化内涵为基石，以物质载体为支点，不仅联通个人、家庭和社区主体间的情谊，还撬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联动发展，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
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笔者已发表论文《从异化到复归：财产视角下传统文化的当代变迁逻辑》。
（作者：谭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文献
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霍布斯鲍姆、兰杰：《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20年。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支配社会学》，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瞿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Kirshenblatt-Gimblett, B.“Intangible Heritage as Metacultural Produc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vol.56(2004).
Moser, H., “Vom Folklorismus in unserer Zeit,”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vol.58(1962):177-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