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恭喜恭喜》这首被传唱过千百遍的贺岁歌曲，是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做的吗？

你知道在教材中将“8年抗战”这一历史概念改为“14年抗战”，到底有何深意？

一些历史细节与真相总被尘封在事件之后，而它们本不该被忽略。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

提到历史上的这一天，我们都会怀以悲壮的心情去回首。甚至不敢细想这场深重苦难的背后是多么的惨烈。

时间总能让人忘记很多伤痛，我们却不该对民族苦难没有清楚认知。

如今当我们站在此刻的节点回望历史，除了审视过往，我们还应当了解什么？

值此“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之际，以金一南将军的解答来回顾历史，为你揭秘、还原众多抗战时期中那些不为人知却又不得不知的真相。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金一南将军的视角，发掘到那些隐匿在历史背后的真实故事。

真相一：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集体运作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既带来了先进思想的源头活水，也带来了侵略战争的滔天祸水。1926年12月25日，北伐军正在中国大地摧枯拉朽的时候，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继位，改元“昭和”。

由此，开始了一场以少壮军人为前导、以清除腐败为旗号、将整个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渊的“昭和维新”运动。他们对日本社会的党贼、财贼、权贼充满了批判，但批判的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自此，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军阀疯狂，媒体疯狂，民众疯狂。

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背后还有处心积虑。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

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的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上，就可见一斑。

皇姑屯事件

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既有张牙舞爪的激进，又有老谋深算的扩张。

他们不单单是在战略行动上有所规划，指挥将领也在不遗余力地研究中国。

说到九一八事变，不能不谈一个人，那就是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长着一副小孩脸，脸上常带忧郁的表情，一旦陷入深思，周围便没有人敢上来打扰。

他有个特点，对部下温和，但对长官尖刻。

他给所有上司都起了诨名，而且敢当着他们的面使用。这在极讲资历和官阶的日军内部，很是另类。

当石原踏上中国土地时，他立刻被东北平原的景色惊呆了，无边无际的田野像绿色海洋般，一望无际。到关东军总部旅顺后，一连八个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书籍、研究地图以及和关东军经验丰富的老手谈话上面。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做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的前进阵地。包括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知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

如果说军事独裁是日本政府肆无忌惮的底座，那么积贫积弱的中国便成了他们垂涎已久的肥肉。

至于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也绝非意外，这一切都是昭和军阀集团成员集体运作的结果。

真相二：东北沦陷，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19万人不战而退。关东军3天占领沈阳，一个多星期控制辽宁，3个月控制东北三省。

后来人们都说是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命令，把整个东北给丢掉了，如果蒋介石不下命令，东北军还能顶住。

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1991年5月，在纽约，张学良回忆那段历史。他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决定不能抵抗，得用和平的方法，用外交斡旋的方法解决。然后张学良将会议的决定发给了南京的蒋介石，蒋介石给他回了一封电报，同意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的决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略去做。

显然在东北沦陷这件事上，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相三：在个人利益面前，信仰荡然无存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时，又把原来的确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英勇无比，也不是实情。

当年，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

整个抗战期间一直有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仍然感到羞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投敌？

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敌不过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抗战英雄宋哲元当年就差一点滑进汉奸泥坑。

宋哲元本来是最早力主抗战的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率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33年，宋哲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赢得“抗日英雄”的美名。但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蒋介石一直想借机收拾他。

1935年，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后，蒋介石借机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并有意调二十九军去江西“剿共”，好扫除中央军在华北的障碍。

宋哲元已然知道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不再可能，又想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于是，他通过亲信与日军联络，把自己的处境和苦衷告诉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还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驻屯军反应很快，马上宣布宋哲元必须在位，不再提将宋部压迫到黄河以南的原定设想了。

与日军的默契不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而且“丰台事件”后，他乘机把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调到北平，使自己的势力从察哈尔扩展到了平津。

再后来，他又成了土肥原贤二选中的傀儡，开始一点点动摇，在军事、政治的压力与一己私利的诱惑下，一点点走到了宣布“华北自治”的边缘。

真相四：国民政府推迟宣战，留下的完全是耻辱与灾难

从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八年抗战”。

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14年抗战。

但是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3年零8个月。

七七事变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态度不可谓不坚决。

可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了10年零3个月；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展了 4 年零 5 个月，国民政府才迟迟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

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正如今天很多国人没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国人也不知道迟至1941年12月9日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

如果说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那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了吗？

美国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然还没向对方“正式宣战”。

这显然是执政者所留下的最大的耻辱！

真相五：秘密谈判的背后，藏着冷酷的政治盘算

国民党政府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盘算着退路。

首先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后来因为侵略者攻陷南京后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等等。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非要“蒋介石下野”，这次交涉才告吹。

1939年3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但这个消息走漏了，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这样秘密谈判才夭折。

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这被日方列为“桐工作”，并称，这“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真相六：动员老百姓才够陷敌于灭顶之灾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以为三个月可灭亡中国，然而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却没有料想到在这背后还有一股坚定的力量在积聚中等待爆发。

弱国要想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

据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时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结语：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也概莫能外。

正因为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使得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由此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过：“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

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以上内容部分摘录自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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