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读书”读书会第六十八期《爱丽儿》

精读书目：[乌]何塞·恩里克·罗多：《爱丽儿》（第1-3章），于施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主持人：谭道明 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领读人：于施洋 助理教授（北京大学西葡语系）

时间：8月29日（周 ）下午3点-5点

腾讯会议号：841 886 094

欢迎大家参加读书讨论！

主持人：今天下午是我们读书会的第68期。我们又开始读一本新书，国内最新出版的《爱丽儿》，计划分三次读完。

罗多是乌拉圭的著名思想家和作家。他自学成才，不是学院派出身。后来曾在蒙得维的亚大学担任临时的文学教授。就在《爱丽儿》出版的这一年，1900年，他出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我们知道，在拉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一般都是像博尔赫斯这样的文坛领袖才能出任的。罗多出任这个职位，虽然只干了几个月，但也能够说明他在当时有不凡的影响力。后来，多米尼加的文化学者乌雷尼亚将他奉为“美洲的导师”，认为他或许是当时的拉美地区第一位仅靠自己的文字就扬名立万的知识分子。

罗多的性格木讷，内向，拘谨，不善言谈。他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移民的后代，非常热爱西班牙。与此同时，受教育水平所限，他的英语水平非常一般。所以，他对边沁和密尔功利主义的理解主要来自法国的哲学家勒南、居约等人，以及拉美的一些实证主义者的二手材料。同时，他对他那个时代我们今天认为非常伟大的知识分子，像马克思、恩格斯、韦伯、弗洛伊德，对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并无涉猎。

罗多是拉美地区第一位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与何塞·马蒂一起成为对地区实证主义的早期批评者，还被后人看作是地区反美主义的旗帜性人物。他的代表作就是《爱丽儿》。《爱丽儿》被一些人视为拉美民族主义的一篇重要宣言，如同《共产党宣言》一样，而且据说它在拉美地区的销量仅次于圣经。《爱丽儿》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拉美，套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也面临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内，实证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造就了一个经济自由、政治威权的寡头统治，发展成果被上层的一小撮精英窃取，贫富分化严重。对外，1898年宗主国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被美国击败，美国的扩张主义和霸权行径已经呼之欲来。

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地区的有识之士试图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以此替代不再管用且已经百弊丛生的实证主义模式。罗多就是寻找拉美发展道路中的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在我看来，罗多们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是谁？拉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上到解放者玻利瓦尔、“小富兰克林”萨米恩托，中间经过罗多，下到巴塞孔塞洛斯和马里亚特吉，拉美地区数代知识分子都在试图回答“我们拉美人到底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拉美人是西方人，拉丁人，西班牙人，还是混血人，土著人，乃至一个全新的宇宙种族呢？不同的拉美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我们拉美要往何处去？我们是继续走实证主义的技术专家现代性模式，也就是继续以欧美为师，还是寻求一个能够替代实证主义的新发展模式？如果是后者，哪一种发展模式是管用的？是民族主义的模式还是别的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

第三个问题，拉美如何与欧美列强交往，特别是身边的北方巨人美国相处？就是在地区和国际关系层面，如果处理美拉、西拉、西欧关系，在马蒂和罗多的时代就是如何应对北方巨人美国如此强大且又迫在眉睫的威胁。

面对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罗多在《爱丽儿》中通过他那特有的旖旎繁复的文字，散文诗一般的语言，给出了自己的一个回答。无论今天的我们是否同意罗多的答案，《爱丽儿》所传达出来的思想对后世直到今天的影响都是深刻而持久的。

对于这样一部有如此重要影响的作品，我们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是“只听其名，未见其文”，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借助滕威、魏然两位老师主持的“拉美思想译丛”，借助于施洋老师的优美译笔，“爱丽儿”终于跋山涉海四万里，从地球那一端的乌拉圭来到了中国。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爱丽儿》的译者于施洋老师来给我们解读这本书的前三章。于老师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同时还是北大西班牙研究中心主任。

下面，我就把虚拟话筒交给于施洋老师，请她给我们开始《爱丽儿》精读的第一期。

领读人：大家好！我是于施洋，感谢谭老师组织这次读书会并制作海报和大力宣传，感谢各位师友关注，拿着放大镜读还捉到了bug，感谢滕威、魏然两位主编投入的心血，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所作的宣传推广，感谢王军老师原打算在上海书展上赞助我们的发布会，也感谢南开大学韩琦老师的支持。罗多其人其作的丰富性，让我觉得发布会、讲座、综述和论文都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就出来吆喝一下，希望给自己立个flag，也找到可能的人同行。

我想先补充一个问题，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对乌拉圭的意义似乎要大于对中国的意义，这说明什么？大概四年前，乌拉圭驻华大使陪同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校长到北大访问，了解到这本书在译都非常惊讶，请我去使馆交流，又安排一家电台越洋电话连线。正式出版之后，编辑要寄赠给使馆，文化参赞反复要求来校当面接收，或者参加书展去，虽然都因为疫情反弹没能实现，但重视程度让人惊讶。另外，通过使馆，我们向乌拉圭寄送了5本，前段时间已经送达了国家图书馆、罗多协会，他们不仅在社交媒体表示感谢，而且立刻放上纪念罗多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系列活动“辩论场”的讲台，8月26日在视频网站上直播时反复展示提及。

再作个声明。我并不专门研究乌拉圭，这方面，社科院拉美所各位前辈，尤其编写、修订“列国志·乌拉圭”卷，长期关注乌拉圭政治经济动向的贺双荣老师（社科文献2005，2020）更有发言权，另外，2018年北京交通大学成立“乌拉圭研究中心”、连续出版几部介绍性作品，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就近观察记录、进行高端访谈的，还有长江日报集团专家余熙，今年刚刚在《约会乌拉圭》基础上新推出《乌拉圭，浑然天成》。这些都可以给阅读增加更多背景性的知识。我也不是罗多专家，没有专门去阅读他的其它作品、手稿，搜集关于他的传记、伴读、论著——据乌拉圭罗多协会的统计，2000年至今的研究书目已经有200多种，这是我匆匆之下不能企及的。我力所能及的，大概就是在翻译的语文学基础上，提请注意中国对乌拉圭认识史的薄弱，然后尽量从乌拉圭历史或者罗多研究史的角度去做一个延伸。

一、全书概观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我按自己的习惯做了一个小小的quiz，大家可以对自己目前的阅读进行一个检测：

1. 作者是谁，生卒年月

2. 作者是哪里人，大致生活轨迹

3. 原作、再版、译本情况

4. 题目是什么典故

5. 整本书的主旨和结构

前面三个问题可能比较好回答，都是一些“硬”知识，但人文知识的答案也都是有“弹性”的，比如作者和生卒年，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 1871-1917年，这都没问题，但信息准确吗，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准确吗？其实是有记录和整理过程的，比如1918年、罗多刚刚去世，好友为他写的传记就有一些考证不详的地方，而2015年，古斯塔沃·圣·罗曼发表的一份族谱和家庭背景研究，堪称罗多“史前史”的“天花板”：在英国工作的作者前往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几个相关市镇，再到乌拉圭首都三处房产和农庄，利用教堂、报纸、日记、请柬甚至装修计划等材料，把上溯三代的出生、受洗、结婚、事业、移民、过世情况都整理了一遍，由此我们知道，罗多曾祖父白手起家进入纺织工业，爷爷已经成为比较富足也热心参与公共事业的中等资产阶级，父亲带领几位兄弟移民到乌拉圭后从事法律诉讼工作，跟许多诗人、画家、将军、高级文官都有业务来往和私交；母亲这一支是18世纪末即从加利西亚移民到乌拉圭的地主，后来进入教育、银行、政治等行业。这样，对罗多的经济条件、文化基础、价值追求，我们就有了一个更充实的想象空间。

另外，1917年固然让我们想到一战，那时候罗多确实在欧洲旅行，触动很深，但是他出生的1871年，却跟光绪皇帝出生、列宁出生、巴黎公社运动、德意志统一这些大家相对熟悉的事件没有太大关联。远在南美一隅的乌拉圭此时最关心的是什么？在1871年7月15日的《辩论报》和《和平报》上，我们读到，“长矛叛乱”内战双方进行接触、寻求达成和平协议，7·18宪法日（纪念1830年第一部宪法）阅兵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全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竣工开幕，首都到拉斯彼得拉斯（Las Piedras）的铁路通车，还有改善公共卫生、市政清理垃圾的倡议，如果再仔细一点，甚至可以发现到利物浦的船票广告，以及“引进欧洲先进器材”的牙科诊所宣传。可以说，经历南美国家中最曲折漫长的独立运动之后，乌拉圭终于在19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迎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在七十年代初迎来“现代化”的曙光。

关于第二个问题，罗多是乌拉圭人，生活轨迹比较简单：在蒙德维的亚成长，偶尔到外省消夏，1916年争取到文学杂志《面与面具》通讯记者资格，生日前一天出发，游历西班牙、瑞士、意大利，1917年4月底在巴勒莫病重，5月1日上午去世。他去世的消息两天后在乌拉圭刊出，激起强烈反响，青年们立刻组织纪念游行，议会制定各种纪念方案，6月，旅游秘鲁作家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起草、六十多位拉美政治文化名人联署的慰问信寄到罗多母亲手中。三年后，罗多遗体由前外交部长运回，“以雨果规格”下葬，葬在中央公墓先贤祠，位置正对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阿蒂加斯。

第四个问题，题目典故，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不过，人物形象和关系还有一个更长的互文序列，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讲解。

最后一点，建议大家尝试用自己的话来表述，以主动输出实现真正的知识迁移。在导读中，我是这样总结的：

抛开表现形式不谈，文章的基本内容倒也不难把握：全文开始于一个神话般的庭院，一位年长的老师正在给学生，拉美青年，做最后的演讲；他的讲话可以分成六部分，根据罗多在给朋友马丁内斯·维吉尔（Daniel Martínez Vigil）那本赠书上手写的提要（也为后世某些版本所采纳），每节分别涉及：确认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称许他们纯洁无瑕，拥有力量和优雅的气度；鼓励他们全面发展，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保存完整的人格；推崇美育，相信绝对的美感将帮助青年们分辨善恶、追求崇高。到第四部分，他开始转向民主问题，批判普遍的平等只能产生数量上的优势，平等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功利和低俗，呼唤建立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国家，以及由知识和高雅文化统领的层级结构。之后，他敏锐提出拉美不能对美国亦步亦趋，必须重视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体系，最后倡导超越物质繁荣、寻求精神生活的更大格局。

还有一个英文版的伴读，也供大家借鉴：

Ariel takes the form of a final lesson by an old teacher, nicknamed Próspero, to a class who stand for the youth of the subcontinent. He exhorts them to live according to high ethical and aesthetic ideals and not to surrender themselves to utilitarian values;instead, they should explore their full potential as individuals and allow roomin their daily lives for introspection aimed at self-improvement.

Próspero also warns the students not to forget their Greco-Latin cultural roots and tobe wary of the imposing and materialistic model of the Colossus of the North.Moreover, and resoundingly, he stresses that as they are the ones to lead theprogress of their subcontinent, their lofty ideas must be an inspiration foraction: “Sed, pues, conscientes poseedores de la fuerza bendita que lleváis dentro de vosotros mismos. No creáis, sin embargo, que ella esté extenta de malograrse y desvanecerse, como un impulso sin objeto, en la realidad.” (So, then, you must be fully aware of that sacred strength you carry within you. Realize, however, that in the material world it can go astray and die of inertia, like a spent projectile) (OC 210; UTP 36).

最极致的，有文章说如果《爱丽儿》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词：理想主义和拉美主义。当然，有学者认为，他的“拉丁美洲主义”是一种“西语美洲主义”，这里的差异，大家可以进一步思考。

The main message of this influential work can therefore be summarized in two notions:idealism and Latin Americanism.

这五个问题掌握了，我觉得就可以算真读书了，大家如果还有其它要紧的事情，也可以轻轻地走了，挥一挥摄像头，不带走一片粉笔灰。如果还有时间，咱们就一章一章来看。

二、翻译之苦

前段时间我给乌拉圭一个小杂志写了篇文章，举一个段落演示了翻译的过程，编辑很喜欢，说虽然会中文，没有这么具体地分析过。这次我再分享一个实际操作的经历，虽不致“旬月踯躅”，终究是各种辛苦。

献给美洲的青年

A la juventud de América

大家一眼就能明白，这是楔子部分的献词，意思也很浅近，但其实：

第一，juventud大家很熟悉，是“青春”，也是著名球队尤文图斯的同源词。但其实这里有一个语域的问题，献给美洲的青春，这就是拟人了，而且似乎偏向历史，所以要具体化为“人”，集合名词年轻人、青年。这个问题在文中经常出现，比如“Ariel es el imperio de la razón”，“el término ideal a que asciende la selección humana”人类选择想要达到的理想终点，要根据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不断调试。

第二，用不用“们”？这个单复数包括不定冠词的问题，著名编辑、中文和翻译教授蔡濯堂，也就是思果老先生，非常在意，屡次写文章辨析，说：

中文里名词是单数还是复数，用不着表明，自从中国人讲了西文以后，大家佩服西人在这方面认真，也仿效起来。于是大用多数的“们”字，不但用于“律师”、“童子军”这些人，也用于三张桌子、五张椅子，指为“它们”。殊不知中文“童子军日行一善”里的童子军，指的是童子军全体，不加“们”也不会弄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们”只能指人（有个人旁呢）：我们、他们、你们，全是人，不能指桌子、椅子。连畜生也不能用，一群鸡不能叫“鸡们”或“它们”。（《译道探微》2001年页52）

联想《新青年》《青年文摘》这样的刊物和所指对象，包括各版《现代汉语词典》，青年确实有集体名词的意思，所以“们”是一个可以去除的冗余。

第三，用不用所有格“的”？思果老师也说到过这个问题，认为这一格，中文里不是绝对需要，“我家”就是“我的家”，“我父母”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只要把话说明白，毋须画蛇添足（页52-53）。但在这里，我还是保留了“美洲的青年”，一是考虑到“美洲虎”“美洲豹”这样的词，容易让人觉得“美洲青年”是一个专有名词，另外原文A la juventud de América，8音节，重音在5、7音节，有一点点谣曲的风格，是对西语使用者非常易听易说的模式，所以对应我们的七言应该也比较舒服。

第四，介词直接对应“给”？思果先生还有个观察，说“恶性欧化有个叫人觉得中文非用连词或介词连接起来不可的趋势”（页95），他举了一些例子，英文用的介词，中文却适合动词。所以这里我选择补一个动词，而且补了一个“献”这样比较恭敬的词，因为其实我对罗多用普洛斯帕罗这个类似异名的角色代入，一直有点费解，出版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还没有满29岁，而且正式学业也就读到14岁，中学水平，只是1898年到1902年在共和国大学担任了一定时间的文学教职，另外1900年代理了2个月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工作。大家知道，语言方面的差异往往体现伦理的观念、文化的歧异（页16），西方并没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概念，反而会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追求，所以我把“给”加了一个“献”，希望抵消托大的感觉，更显尊重和平心静气。

就像傅雷这样的大家，《服尔德传》改过六道，《高老头》大改三次（页3），铢两悉称、用功之勤、无人能及（页23），许彤老师最近在做一个译本比较的项目，也说杨绛先生《小癞子》各版都改动很大。对《爱丽儿》，我每次拿起来都会有不满的地方，料想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也有自己的见解，这个译本不必是定本，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翻译的过程，记录问题，提出问题，希望今后更加融通。

三：序言里隐藏的历史价值

现在我们着重来读一下文本，从序言开始。这本书的开篇铺陈了一个“最后一课”的场景，不难理解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简单说，里面隐藏着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角色、教室、铜像

1. 角色

爱丽儿

Ariel

普洛斯帕罗

Próspero

卡列班

Calibán

安灼拉（篇末）

Enjolras

● 最吸引人注意力的自然是爱丽儿，我在导读第23到25页也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这个名字历史悠久，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希伯来语圣经《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开头，是大卫王居住的城市的名字（“唉，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在耶路撒冷旧城东南角）。不过我请教过国内著名的希伯来语文学专家，似乎也并不是特别普遍。

● 从形象上看，是对莎士比亚的致敬，出自莎翁去世前最后一部独立完成的作品《暴风雨》。该剧讲述被篡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帕罗逃到神秘小岛上继续醉心学问和魔法，偶然等到机会制造风暴并复仇。剧中，爱丽儿是一个无影无形但被巫婆卡在松树里的空气精灵，被普洛斯帕罗解救，只好听从他的指挥；由于能调动世界上各种元素、锁定时间改写历史，他成了主人复仇的先锋和执行者。后来，爱丽儿也曾被歌德借用到《浮士德》中。

● 可以看到，罗多与莎士比亚的爱丽儿不仅间隔了将近四百年，形象上也有差异，实际上，他更加直接的来源是勒南和鲁文·达里奥笔下的卡列班。卡列班也是莎翁《暴风雨》中的人物，是巫婆的儿子，丑陋畸形、野性不改，被教会了“人类”的语言但“不知感恩”，为普洛斯帕罗做工但心怀怨念，还一度想要侵犯魔法师不谙世事的女儿米兰达。1878 年，勒南发表了哲学剧本《卡列班：暴风雨之后》，将卡列班设定为工人，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贵族普洛斯帕罗，推翻了精英爱丽儿。注意：勒南是支持君主制、反对民主化的，所以他投射出的卡列班是狂热的革命者，酗酒、无知、追求眼前利益和权力，而普洛斯帕罗和协助者爱丽儿进一步成为贵族权利、人文主义和更高精神追求的代表。

● 几年之后，达里奥进一步把卡列班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象，爱丽儿直接对应为爱伦坡。在1896年的《异人们》中，他认为坡的个人悲剧在于天纵才华遭到扼杀，因其周围环境麻木、敌意：“卡列班统治着曼哈顿岛，统治着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统治全国，建立起物质统治的王国，跟爱迪生神秘结盟，在光怪陆离的芝加哥城对粗俗奉若神明。卡列班以威士忌为乐，就像在莎士比亚剧中以葡萄酒为乐，他生长、膨胀，不再是任何一个普洛斯帕罗的奴隶，也不受任何空气精灵的欺侮，只变得肥硕，不断繁殖”，而“坡，如同一个变成人的爱丽儿，在一个奇异谜题的摇荡中度过了一生。他生在一个实用、物质的国度，但环境产生了反作用，一个工于算计的地方冒出瑰丽的想象。”

● 回顾起来，爱丽儿和卡利班的形象是有一定演化的，最开始《暴风雨》到《浮士德》还比较精灵化，像古希腊神话里山林水泽的风神、气精、怪物，并不完全自由，受到很多约束，包括权力的压迫。到勒南和达里奥笔下，他们开始人格化、社会化、观念化，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象征，爱丽儿尤其成为理想主义的代表，“是理性的统率，是超越非理性低下冲动的情感，是豪放的热情，行为中高尚无私的动机，是文化的灵性，是聪明才智的活跃和优雅，是人类选择想要达到的理想终点；爱丽儿为更高级的人去除卡列班的恶习，后者是感性笨拙的代表，遭受着生活不断的斧斫。”总结起来，这个爱丽儿的形象既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个人是有理智有情感，有心绪有行动的，而群体之上会沉淀出文化，人类的总体性选择和思维方式。从这时候开始，不管是以Ariel作为理想，还是知识分子自诩arielista，有了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是理想主义理论者和实践者的结合。

● 我想提醒的是，虽然书中没有展开，但卡列班的研究空间非常之大。首先是与爱丽儿形成对照，形成蛮族与精英的对抗。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对美洲和逐渐发现的南太平洋产生了许多食人族想象，加勒比（caribe）这个词就始自《哥伦布航海日记》里记载的巨大的、长着突出狗嘴、吃人的人（gran can, caníbal），蒙田也在1580年写过《论食人族》（Des Cannibales），《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里都有对食人生番的描述（顺便提一句，其实还有一个波多黎各人17世纪末经墨西哥、菲律宾环球航行的小册子，写英国人在东南半岛围着篝火吃人肉）。这种“帝国眼光”持续到罗多时代，充满了“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卡列班往往代表本土、物质主义、受身体欲望支配、非理性、低级，跟爱丽儿的理想主义二元对立，从萨米恩托、达里奥到罗多，到早期的列奥波德·泽亚（1944年《两个美洲》），都是这个判断。

● 但卡列班还可以跟普洛斯帕罗形成对照，这就进入了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领域。在罗多的书中，普洛斯帕罗还仅仅是一个睿智的灵魂导师形象，他自己在1914年前后的报刊上也还使用普洛斯帕罗作为笔名，包括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曼诺尼1956年出版《普洛斯帕罗与卡列班：殖民心理学》，还在推崇对所谓落后民族的正当统治，让弗朗兹·法侬惊骇不已。但拉美经过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洗礼后，看法已经没有那么简单，比如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庞塞（Aníbal Ponce）在1938年出版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无产阶级人文主义》里指出，普洛斯帕罗代表了开明的暴君（déspota/tirano ilustrado）及其统治下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教育，而爱丽儿是屈服于权威的奴性知识分子，阻止人们看到澄澈的真相（siglos de educación burguesa impedían el descubrimiento de esa verdadtan limpia）；卡列班的怪物性不是天生，而是被强加的不公正，只有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将使灵魂焕然一新（refrescaba el alma）。更有名的，雷塔马尔在1971年提到，“爱丽儿和卡列班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两极对立，两人都是普洛斯帕罗这个外国魔法师手下的奴仆，只不过卡列班鲁莽、难以驯服，是岛屿的主人，而爱丽儿这个空气精灵……有知识分子的影子”。普洛斯帕罗很高明之处，他不用加入两个精灵与怪物的争斗，而是为他俩建立规则，自己自然站到了规则之外，成为旁观者，或说站到规则之上，成为统治者。所以不管是爱丽儿还是卡列班，都需要认识自己在拉美社会和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在对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依附中，消除恐惧，解除威胁，达成拉丁美洲的真正解放。马提尼克政治家、诗人、剧作家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黑色自觉运动（negritud），美国学者莫斯（Richard Morse）《普洛斯帕罗的镜子》（1982）、列奥波德·泽亚《发自边缘和野蛮的话语》（1988），努力进行了这样的反拨。

2. 学园的环境，乌拉圭教育发展

接下来简单说两个问题。一是这里设计的“教室”环境，这在我们这些从小接受学校教育、义务教育的现代社会来说似乎是天然的事情，但也许并没有那么天然。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不少大学，但乌拉圭地区没有，直到1833年一位神父提交设立7个大学学科的法案，1849年，共和国大学建立，只有一个法律系，同时直接管理中等教育。1850年，乌拉圭全国只有30所学校，大约3000名学生，1855年有官员提出改革计划却迟迟得不到实施，所以直到1877年发展非常缓慢（张笑寒2020页78）。到拉托雷政府（1876-1886）时期，在公共教育局工作的巴雷拉（José Pedro Varela）向军政府提案，要求建立免费的世俗义务教育学校，同时制定了课程规划方案，这一提案1877年通过，形成《共同教育法令》（Ley de Educación Común），当年末开设了196所公立学校，注册学生达到1.7万人，3年后学校数量上升到310所，学生数量达到2.4万人。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奠定了乌拉圭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文化基础，使乌拉圭成为20世纪最早欧洲化的拉丁美洲国家（张笑寒页93）。

可以想到，《共同教育法令》生效的时候，罗多正好6岁，是适龄儿童，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也成为被重教理念深刻塑造的一代（比如我们作为申奥一代，08年北京奥运会一代）。后来他无论是在大学、图书馆、给各个报刊杂志供稿，担任出版协会主席，组织编写百科全书和读本，都在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都体现着通过教育启发民智的信念。所以他笔下的“教室”和最后一课不是简单的情节设置，而是有历史背景的，如果结合实证主义在拉美的引进，尤其是孔德式精英教育和大众公共教育的实践，还可以勾勒更加生动的画面。

3. 铜像

罗多借一尊（语言的）铜像赋予爱丽儿一个更具象的形体，堪称一次有趣的跨媒介创作，而向文本外延伸，在他自己身上也发生着。他1917年5月1日去世，电报3日发回乌拉圭，8日，议会提案把城市公园改名、树立雕像——改名6月14日即实施，也就是现在的罗多公园，但雕塑迟至1947年才落成，过去了整整三十年，而在此之前，1934年，巴黎一处拉美公园的玻利瓦尔像旁边，已经揭幕了达里奥和罗多的半身像。如果我们回想一下1914年的《爱丽儿》法语译本，会再次发现法国在强化“拉丁”关联上的热衷。

针对为罗多塑像的问题，1920年，秘鲁青年学生Julio Lerena Juanicó在他们创办的《爱丽儿》杂志上写道，一座传统的青铜或大理石雕塑，无法捕捉到罗多的精髓，根本达不到其本人追求的传神形式；过于受限于材质，受限于石头或金属的僵硬，无助于彰显罗多的伟大——他用才智和情感表现的伟大；不妨建造一座“世俗的神庙”，以罗多之名，举办会议、艺术、音乐活动，正如《海神普罗透斯变幻的动机》中所写，处于“永远的发生”（perpetuo devenir）之中。这样的提议，不追求罗多的塑像，可能反而是更罗多式的写照。

四、前三章：保持理想、保留内心、以美向善

最初准备读书会的时候，考虑到时间和篇幅有限，而且罗多的修辞确实比较多“花饰”，就把一些梗概性的东西列了出来，觉得一些风格化的东西可以暂时略过。结果我发现，其实在回想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两个故事：苦苦等待的新娘，和内心深处的宫殿。一方面，青年的确好像“待嫁的新娘”，美好、即将展开新的生活，那么，因何而美，如何更美，如何与社会和历史相映照，便是可以继续填充的画面；另一方面，在奋进的过程中，一味的加增并不见得全然是收获，给自己留出空隙，留出“高贵的闲暇”，更是勇气和智慧。

以这两个故事为中心，他的“散文”（ensayo）就不显得那么松散了。他鼓励年轻人相信青春的力量，并用这份力量去做有价值的投资，不仅向着个人的升迁，也尽力塑造出希腊那样的民族精神，或者回归基督教最初的理想境界。这个问题在罗多的时代也是刚刚成其为问题——《儿童的世纪》讲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就说“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更看不到青少年”，欧洲社会认可甚至推崇青春是一个晚近的过程——而19世纪末的乌拉圭，随着畜牧业大发展、初步工业化，教育又开始普及，正开始进入这个过程，青年从成年人队伍里分拨出来；要塑造青年的公共形象，那么最大的特质就是继承和创新，不能满足于充当无名的庸众，而应当有持续的内驱力，持续的动力来自于超脱自身，认同所处的、尽可能大的群体。

与此同时，青年也要学会接受失败、崩溃、怀疑。这一点，罗多十分先进，不是一味鼓舞，而能设身处地。也许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超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主义者，他自有他的文化脉络和人文关怀，比如巴洛克文学中的“失意”，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消极一派，包括他自己也有一定的抑郁倾向，在乐观主义的表象下勉力维持。但无论如何，怀疑不是崩溃的理由，也不以失败为目的，年轻一代需要迅速成长，对公共生活及其民族文化“入门”更早，对主流思想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这一章的最后部分，一笔带过没有多作说明，但却让人联想起罗多自身的经历：小学就开始一本正经地办报纸，还搞订阅、得到过投资；在29岁的年纪就可以倚老卖老地说教，以及，能够理解时代的进步、迭代的动力在子辈而不是父辈，对中国读者来说，就是突破影响的焦虑，远比遵守孝道要更有价值。

接下来，“内心深处的宫殿”，则关乎青年天然的整一性，提醒注意过早和单一的专业化。关于整一性，有线上听众问到，我无法给出清晰的定义，事实上，在翻译的时候，我也多次查阅“整全观”“整体观”等等概念，包括约翰·纽曼的“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或者以赛亚·柏林的“刺猬”，但依旧不是很敢帮罗多去下定义，因为没有读到他进一步的阐发。从书中看，他似乎抱着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认为每个人类个体都可以成为人性完整的样本。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或者说空想，因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自从人类发展出商品经济，就在每一次的交换中把自己的一部分交付出去，不仅是货币，也包括投入的信任和契约精神，和不用再投入的好奇、技能、销售压力。只要存在社会分工，这个整一性就很难保持，不要说对抗立竿见影的专才教育，就连通才教育也不见得能（或许不愿意）宣称“整一”。当然，也许罗多并不这样求全责备，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给自己留“一张平静的书桌”已经是奢侈，已经很了不起。

最后一部分，罗多坦言艺术就是冗余，但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花了大量篇幅演绎美感与道德感的互相促进。追求完善的过程有没有标准或者约束？罗多支持：道德感和美感其实是相通的，当人学会从精致中分辨粗野，从美好中分辨丑癞，就掌握了一半如何从恶中分辨善。那么美感只是个人的吗？并不，当人与人的交往勾连成政治，由于资质不同，绝对的平等和民主不可能是美的，反而可能是暴力凶残。这里的每一层意思都让人喟叹，也许有一些精英主义的味道，但在罗多生活的时期不是原罪，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重点在于，虽然现代性接入了审丑的范围，但对大众而言，审美仍然是一种天性；当人具有了基本的美感，那么犯罪和逾矩就一定是破坏美感的侵犯；我们对美的理解往往只流于视听上的，具象的，而忘记生活中的美学，乃至人生观上的美学，比如每天无节制地刷视频、打游戏、叫外卖，美吗？我想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也只能被视为单调、虚无、驯化、萎缩，不符合自然环境中千百年来的茁壮之美。最后，人与人之间协同，不是要齐平，而是尽量给予同样的机会，但尊重原本的参差，这是政治问题，但同样也存在美学价值。

结 语

除了《爱丽儿》，罗多还写了很多书评、时评，为人作序，发表政治演讲，到生命的尽头也还在发回欧游杂记。作为拉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随笔作家，有人认为他行文浮夸、随意、精英、男权，甚至富恩特斯在英译本序言里说他“让人恼火”，也形容他（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成了拉美文学全家福角落里那个落落寡欢的叔叔，但无论如何，罗多在1900年这个门槛上，代表拉丁美洲思考“根与路径”（roots and routes），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滋养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的营养和过时也都有了价值。

于是我们一起“等待罗多”——“45年一代”剧作家Carlos Maggi反思罗多被神话的作品（Esperando a Rodó,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1968），被评论界认为“表现出了乌拉圭社会的惰性”——我想中国在对待乌拉圭这样一个从来自视小国的国家，也存在一种迟钝和惰性，中国跟乌拉圭，有什么可以互鉴的地方吗？

当你看到这个问题，当你拿起《爱丽儿》，我觉得就有了。

（问答环节省略）

原标题：《《爱丽儿》：译读拉美民族主义的“圣经”，等待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