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BF主宾国 ｜ 巴基斯坦：圣洁的土地 叠加的绚烂 原创 张嘉妹 中华读书报
9月14日至18日，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举办。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0周年之际，巴基斯坦担任本届BIBF主宾国。中华读书报特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张嘉妹撰文介绍巴基斯坦的文学、历史及中巴文化交流的状况
1947年春夏，英殖民者在二战的残局与民族主义的浪潮中，最终决定撤离印度次大陆。3月底上任的印度总督、副王——路易斯·蒙巴顿在履职后两个月内提出了《蒙巴顿方案》，历史性大事件“印巴分治”依此诞生。巴基斯坦，意为“圣洁的土地”，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独立之初巴基斯坦由东、西两部分组成，1972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在印度次大陆百余年民族觉醒的征程中，宗教身份被推到了群体特征的首要标识位置，一边争夺政治权益，一边凝聚泱泱民众。由此可见，这里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与宗教息息相关。
巴基斯坦这个名称被创造于1928-1933年之间。彼时，在剑桥读书的巴基斯坦青年乔杜里·莱赫玛德·阿里（Chaudhry Rehmat Ali）积极倡议用该类结构名词为南亚次大陆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命名，并争取政治独立。该词在英属印度争取独立的1930、1940年代逐步被接受，并最终成为独立自治的伊斯兰国家的名称，其字母分别代表了巴基斯坦领土的各个组成部分。
疆域有界，历史文明却不会停下脚步。生活在新生国度内的民众，延续着祖辈的生活，表达着自己的理解，追寻着内心的渴望。今日的样貌，由层层叠叠的过往点滴汇成。恰如巴基斯坦人类学家乌克西·穆夫迪（Uxi Mufti）博士在田野调查资料中所显示，如今走入巴基斯坦的乡村人家，院墙下耕犁的材质也许有些许变化，但样貌可能与千百年前没什么不同；厨房中水罐上面的图案，好像和考古发掘出器具上的图案并无二致；织布的方法，甚至今天也还在延用。虽然人尽皆知这是以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国度，但这里延续的本地文明，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从未在礼拜赞念的声音中销声匿迹。
文 学
巴基斯坦虽然建国不到百年，但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间断地创造并延续着这里的文学与文化。从语言来分类，巴基斯坦文学主要包括乌尔都语文学、旁遮普语文学、普什图语文学、信德语文学、塞莱基语文学、克什米尔语文学等。另外还有英语文学和波斯语文学。从体裁上讲，诗歌是巴基斯坦最为悠久、主流的文学形式，诗会至今仍是文人雅士主要的娱乐形式。与其同样源远流长的民间故事传说，是构成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多宗教、多地区人员的往来交流，周边文化故事中的角色、情节在这里悄然转变，既可以窥觑外来文化的影响，又可以感受本土文化的魅力。在近现代殖民时期，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小说、散文、戏剧等等体裁形式也都进入到巴基斯坦文学中，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途径手法，促进了思想感受的交流与传播。
虽然分类繁多，但是以享有国语和官方用语地位的乌尔都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仁不让是巴基斯坦的主流文学。乌尔都语自身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也互为映照，彼此成就。乌尔都语原是印度次大陆德里附近的方言，诞生初期主要流行在德里、木尔坦、勒克瑙等地。词汇中生活词汇多数来自印度俗语，宗教词汇来自阿拉伯语，文学词汇主要来自波斯语，诗歌体裁也来自波斯语。南亚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歌史上有三位诗人分别代表着古代、近代和现代南亚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并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公认的突出地位。他们依次是：阿米尔·胡斯鲁、迦利布和伊克巴尔。
乌尔都语文学随同南亚穆斯林王朝的兴起而出现，并在宫廷中得到发展，在继承了梵语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又以印度北方各地的方言文学和民间文学传统丰富自己。同时，它又与波斯语文学传统保持着密切联系。乌尔都语文学几乎不加变动就将波斯文学许多艺术手法全部移植过来，使自己从一开始就处于很高的起点。它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是印度文化与波斯-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结晶。从宏观上看，直至14世纪，乌尔都语作为文学语言，尚处在演变、发展、融合、逐步走向成熟的成长阶段。它在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方广大地域内，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推广。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作是乌尔都语文学的幼年时期，即发展初期。
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初期，即德里苏丹国成立后的13、14世纪，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次大陆北部和中部地区。在这一时期，“莱赫达”被公认为最早的乌尔都语诗歌，阿米尔·胡斯鲁也被誉为最早的乌尔都语诗人。他的“莱赫达”诗歌给印度诗歌创作带来了新趋势，很快为人争相模仿。另外，他用早期乌尔都语（也称作“混合语”）创作的抒情诗、颂诗、叙事诗、隐喻诗、谜语诗、双行诗和歌谣等，洗炼，清晰，典雅，含蓄，他也由此获得了“印度鹦鹉”和“乌尔都语文学之父”的美誉。（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5页）据说，南亚次大陆的苏非诗人也继承了阿米尔·胡斯鲁所创作的“莱赫达”风格，应用到苏非派诗歌创作及伊斯兰教传播的书写中。创作人员主要是苏非传教士和宫廷诗人。
15至17世纪，乌尔都语文学在印度次大陆中北部持续发展的同时，在南部德干地区也迎来了兴盛发展期。一方面，这与南部穆斯林政权的独立发展同步，主要体现为巴赫曼尼王朝时期的古吉拉特乌尔都语文学、阿迪尔王朝时期的比贾普尔乌尔都语文学、顾杜卜王朝时期的戈尔康达乌尔都语文学等；另一方面，也与莫卧儿王朝不断地向南征服相关，例如，奥朗则布时期在南部建立的都城奥朗伽巴德的乌尔都语文学发展。
18世纪初，伴随着莫卧儿王朝政权走向衰落，宫廷文学走向尾声，现代文学萌芽。值得注意的是，新旧时代的交替与跨越时空思想的碰撞，旧体文学中涌入了新思想，发出了时代之声，迎来了末期的新高潮。18至19世纪中叶，德里诗派的代表人物有密尔·特基·密尔、米尔扎·穆罕默德·勒菲·索达、密尔·哈森、米尔扎·迦利布、莫明·汗·莫明、谢赫·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邵格等等；作为帝王没落的挽歌，勒克瑙诗派在对旧体诗和王朝体系的留恋与回味中，用艳情诗和挽诗敲响了帝国的晚钟。当然，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所有伟大的诗人都被归属到这两个主流流派中，例如被称为“人民的诗人”的纳吉尔·阿克巴·阿巴迪，创作诗歌描述人间百态，观察细致，表述生动，通俗易懂，也被定义为“无派别诗人”。
1857年之后，英女王正式接管治理印度，印度次大陆进入英印帝国时期，彻底沦为殖民地，帝国领地与土邦并立，后者为附庸，不具备独立的外交、军事等政治权力。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英宗主国对第一代英属殖民地精英人才思想培养的完成，南亚启蒙运动中的精英一边鼓励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学习，一边在本土自身的历史文化中探寻发展的根基。他们开放思想、反躬自省，行动上积极向前，思想上成熟回归。这一时期，身份构建在各个群体中滥觞，文学作品不仅在体裁上还是题材上，百花齐放。在此阶段，英殖民统治正式废除了波斯语的官方用语地位，为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以及穆斯林群体身份语言的确立，推波助澜。
进入20世纪，南亚本土的有识之士开始用一切可行的方式发出争取民族权益，唤醒自身群体意识的声音。为现代乌尔都语文学奠定基础的“乌尔都语五贤”有：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哈迦·阿尔塔夫·侯赛因·哈利、毛拉纳·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纳齐尔·艾哈迈德和毛拉纳·希伯利·努马尼。尤其是著名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乔什·马利哈巴迪（1898-1982）等的作品对现代乌尔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1936年，以普列姆昌德为代表的南亚作家成立全印进步作家协会，关注民间疾苦的小说、戏剧等创作大放异彩。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代表人物有费兹·艾哈迈德·费兹（1911-1984）、萨达特·哈桑·门都（1912-1955)、米尔扎·阿迪布（1914-1997）、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艾哈迈德·纳迪姆·卡斯米（1916-2006）、顾德拉德·乌拉·施哈布（1917-1986）、赛义德·扎米尔·贾弗里（1918-1999）、格迪尔·沙法依（1919-2001）、伊施法格·艾哈迈德（1925-2004）、巴奴·古德希娅（1928-）、阿姆杰德·伊斯拉姆·阿姆杰德（1944年-）、米尔扎·哈米德·贝格（1949-）、穆兹赫鲁尔·伊斯拉姆（1949-）等等享誉文坛的作家、文学家。
巴基斯坦英语作品在本国内外也有一定的读者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的英语文学开始获得国家和官方的认可，当时巴基斯坦文学院(Pakistan Academy of Letters)将最初用英语写作的作品纳入其年度文学奖。第一位获得这一国家荣誉的英文创作作家是阿拉姆吉尔·哈什米。随后，在过去的30年里，其他一些英文作家，包括巴普西·西德瓦和纳迪姆·阿斯拉姆，也获得了相关奖项。在21世纪初，许多巴基斯坦英文小说家获得或入围国际奖项。莫辛·哈米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蛾烟》(Moth Smoke, 2000)，获得贝蒂·查斯克奖(Betty Trask Award)，并入围海明威奖(PEN/Hemingway Award)；之后，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7)，入围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纳迪姆·阿斯拉姆凭借《失散爱人的地图》(Maps for Lost Lovers，2004)获得了桐山奖（Kiriyama，即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穆罕默德·哈尼夫的小说《爆炸芒果》(A Case of Exploding mango, 2008)入围2008年《卫报》图书奖。
历 史
当今的巴基斯坦地处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地区，是北部连绵山脉边缘延伸区，有平原、有高地，也有沙漠，生态多样，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口稠密。有史可依的索安河文化、俾路支文化和印度河流域文明，都位于今天这片土地上。其中代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遗址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分别位于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由于西邻伊朗、北邻中亚，东北为中国，东南为印度，因此，巴基斯坦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东西、南北往来的中枢要道，丰富的语言、文化汇聚于此，这也意味着，政权争夺的厮杀、博弈也发生于此。
公元前1750至1500年间，雅利安人的一支进入了南亚次大陆，由于拥有相对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由于具有知识、武力的相对优势，他们成为掌控知识与权力的社会金字塔的上层。南亚次大陆中北部地区的人文社会，开始踏进种姓阶层模式。不仅是雅利安人，通过山口和海岸进入南亚次大陆的外来人口从未间断。波斯大流士时期，将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地区纳入波斯帝国版图内，成为第20个行政区/省。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位于今日白沙瓦附近的犍陀罗国也被纳入波斯版图。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途径今日巴基斯坦境内的巴焦儿、斯瓦特等地，传说还娶了当地一位王公的女儿，并与塔克西拉王公相谈甚欢。之后亚历山大班师回朝途中染病离世，其手下大将在被征服地区称王治理。
斯瓦特某小镇街道
亚历山大离开后，恒河流域的孔雀王朝兴起，据说国师考底利耶就曾在塔克西拉讲学（也有求学之说）。到阿育王时期，佛教盛行，极大地影响了塔克西拉、白沙瓦、斯瓦特等地的文学、艺术。公元前175年，这片地区被南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征服，塔克西拉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艺术中心，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犍陀罗佛像雕塑艺术的诞生。
焦利安佛教遗址佛像
艺术流传绵延不断，政权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不久，塞种人打败了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然后好景不长，公元1世纪，贵霜人又取代了塞种人，以喀布尔河谷为基地，南下进入次大陆。贵霜王迦腻色伽时期，定都布路沙布尔（今白沙瓦地区），此处成为佛教艺术中心，促进了佛教向汉地和中亚的传播。公元3世纪，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兴起，今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等地区归入波斯版图，北部还在贵霜王朝的控制之下。5世纪，白匈奴入侵，来势汹汹，横扫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地区。东边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众多小国中，4世纪崛起了笈多王朝，也正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时所处的时期。笈多帝国势衰分裂后，于7世纪初又诞生了昙花一现的戒日帝国，北印度多数地区被纳入版图。唐高僧玄奘西行访学时受到戒日王的友好礼遇。戒日王去世后北印度又陷入小国林立的局面。
8世纪初，信德木尔坦被哈里发派兵征服，成为阿巴斯王朝的东缘。11世纪初，伽兹尼王朝的马茂德一再南下印度掠夺财富。而在这漫长的几个世纪内，匈奴和突厥游牧族群在小亚细亚和波斯帝国之间游荡，导致原本的丝绸之路难得安宁，东西商贸往来大受影响，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路来到印度次大陆。在经商往来中，这里的人知道了伊斯兰教的存在，但对生活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与伽兹尼的马茂德屡屡南下抢掠的队伍一起，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苏非也进入到了南亚次大陆，开始在民间传播伊斯兰教信仰。
13世纪，突厥穆斯林以德里为中心建立了一连串短暂的家族政权，合称德里苏丹国。虽然其范围大致集中在德里及周边地区，但是，却标志着穆斯林以统治者身份开启了在南亚次大陆的历史，并且从此影响了次大陆的社会结构。如巴基斯坦学者所言，“南亚的伊斯兰教是范围更广泛的穆斯林传统的一部分，但在许多领域同时反映了其自身的印度化，使得互动很复杂，但大都是建设性的。伊斯兰教并未将印度伊斯兰化，印度也没有压制伊斯兰教自身的独特性。但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似性和竞争性是南亚这种多元文化互相交流的特性。” （参见：［巴］伊夫提哈尔·H.马里克著，张文涛译：《巴基斯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15世纪末，帖木儿后裔巴布尔继承费尔干纳的王位，后被乌兹别克人驱逐出中亚。失去国土的巴布尔1504年在喀布尔登上王位。1526年4月21日，巴尼巴德（Panipat，又译帕尼帕特）战役大捷，德里苏丹国洛蒂王朝终结。巴布尔乘胜追击，4月24日攻占德里，5月4日攻占阿格拉并立都于此，标志着巴布尔在印度正式建立政权，即莫卧儿王朝的开端。莫卧儿帝国与当时的波斯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三分天下，为当代南亚穆斯林群体以宗教身份争取独立建国打下了根基。
17世纪，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染指南亚次大陆，主要在港口海岸租地经商建厂。18世纪中叶，英国全面赢得七年战争，法国签署《巴黎和约》，在印度只保留5个市镇，英国成为印度次大陆殖民霸主。1707年莫卧儿王朝奥朗则布大帝去世后，帝国基本走向衰落，后来的君王无一可以与东印度公司抗衡。1857年印度大起义失败后，英女王正式接管殖民地，次大陆纳入英印帝国版图，莫卧儿王朝正式宣告结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南亚穆斯林启蒙运动中，在赛义德·艾哈迈德汗早期提出的“两个民族”理论基础上，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伊克巴尔在为南亚穆斯林群体争取自治的漫长斗争及谈判过程中，在1930年前后明确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不属于同一个民族的观点，引领穆斯林群体走向独立建国的目标。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伊克巴尔去世后继续全力争取穆斯林群体的政治权益，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为第一任总督，被巴基斯坦奉为“国父”。
中巴文化交流
作为有着563公里边界线的邻国，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铁杆哥们儿，是战略合作伙伴。两国间的交流往来，自古有之。无论是带动了物质文化交流的丝路商队，还是推动了精神文化交流的佛教传播，都是两国深入往来的鉴证。中国和巴基斯坦自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出睦邻友好、互信合作的紧密关系。
巴基斯坦是伊斯兰教国家，去过巴基斯坦的中国人都能体会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属于温和派，对中国人尤其热情友好，以诚相待。我国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伊斯兰文化氛围浓厚，来华的巴基斯坦人通常也会造访西北地区，会更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更方便到清真寺进行礼拜。除此之外，新疆地区的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与巴基斯坦的艺术表演形式也更为接近，在两国间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穆斯林间的交流是中间平稳过渡的桥梁。
前文中提到的巴基斯坦塔克西拉、斯瓦特、白沙瓦等地，是印度次大陆佛教造像艺术的发源地、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这里不仅有阿育王时期的佛教遗址，有我国高僧宋云、法显、玄奘等学习修行的寺院遗址，更有塔克西拉博物馆、拉合尔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卡拉奇博物馆、迪尔博物馆等珍藏了大量佛教雕塑的著名博物馆。对我国的佛教徒及佛教研究者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宝库。因此，佛教文化、佛教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也是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
拉合尔皇家古堡一角
艺术无国界，艺术文化的交流通过展览、演出等多种形式，不定期在两国以首都为主的城市成功举办。两国在绘画、音乐、图书、影像等领域皆有合作互介，巴基斯坦各地的手工艺术与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术也在逐渐推广中，既弘扬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又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教育文化的交流是实现年轻一代加深了解、寻求合作、传承友谊的必要途径。目前来华的巴基斯坦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医学医药、电子、物理、化学、汉语语言等，商务政经方向的人数并不占主要比例。国家留学基金委（CSC）与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HEC）合作安排巴基斯坦政府奖学金项目，资助来华攻读研究生的巴基斯坦留学生，共录取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博士生数百人。目前在华的巴基斯坦学生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大连、深圳、西安、杭州、长春等地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据2017年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官方统计，当年新增来华留学生人数为2500人，至2018年为止，共计来华留学生2万2千余人。留学生的切身学习经历和生活体验，可以加深两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延续互信友好的情谊。
回顾重要节点，1965年3月，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文化协定，并于该年第一次签署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依据文化交流协议，同年9月，中国派出首批留学生，赴巴基斯坦卡拉奇学习乌尔都语。1965、1966年间，两国签署广播电讯协议，增进对彼此的关注与了解，并向对方开放本国的港口，开通海上航线。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与巴基斯坦的诸多合作，为打破中国被孤立的局面提供了重要机会。步入21世纪后，两国文化交流合作有了长足进展。在科技、教育等合作领域，发展虽然缓慢，但却不曾间断。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巴科技合作也不断走向深入，从较为分散的单项交流发展到科技联委会等规模性的政府间科技合作。
总体而言，在“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展开经济合作的良好前景下，双方也不会忽视全方位的配合工作。文化交流，尤其是民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增进彼此了解、消除误会、促进实质合作的必经之路。实践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着眼于“挖掘异质文化中的优点，弱化经济上的不平等”。这也为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提供了一次反躬自省的机会：至少现在，从巴基斯坦这位老朋友眼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自身文化实力、影响力的不足。我们在尝试深入了解彼此的道路上，既可以展现本国文化中的精华，又可以从对方眼中发现自身的不足。长远来看，可以在政、商、学等不同领域都尝试建立起有效的对话机制，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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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BIBF主宾国 ｜ 巴基斯坦：圣洁的土地 叠加的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