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钱？谋利？谋权势？银行家与“官二代”的过往交集（上） 原创 郭从杰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郭从杰
被称为业界“不倒翁”的周作民(1884—1955)，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人，民国金融界的大亨，因战时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亦被称为“灰色银行家”。而提起倪道杰，似乎名不见经传。倪道杰(1890—1942)，字幼丹，安徽阜阳人，是民初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倪嗣冲的长子，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人称“七爷”，其人生的兴趣与志向在于实业投资，在当时业界很有影响力。倪道杰曾自刻“农工商实业界小练习生倪幼丹章”一枚。世事变迁，光阴荏苒，倪道杰似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周作民年长倪道杰6岁，倪道杰常以“老哥”称呼周作民，一个是暴得大名的银行家，一个是安徽督军的儿子，他们两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共同创办金城银行
其实，周作民的起家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倪家对金城的投资，或许就没有后来周作民的飞黄腾达。有人认为金城银行是周作民创办的，这话没错，但不准确。金城银行的全称是金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初的发起人是王郅隆、倪道杰、由卓新、段永彬等14个名号，第一任董事王郅隆、曲卓新、倪道杰、徐正志、吴元龙5人，监察人任拙叟、郭善堂2人。金城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组织，制定章程募集资本最初设定股本200万元，先期交了50万元。其中倪道杰、倪香记共交20万元，占40%；王郅隆、郭善堂、段永彬、徐正志各5万，陈心记3万，曲卓新、任拙叟、吴元龙各1.25万，任原堂、三槐堂各1万，安定堂0.75万，陶文泉0.5万。作为总董的王郅隆，清末就与倪嗣冲结识，是安武军后路局总办，郭善堂是王郅隆的亲信，三槐堂是王郅隆的堂号。徐正志就是徐树铮，陈心记即陈星楼，他们都任职陆军部，与倪嗣冲的关系非同一般。段永彬，是曾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先期交了50万元。其中倪道杰、倪香记共交20万元，占40%；王郅隆、郭善堂、段永彬、徐正志各5万，陈心记3万，曲卓新、任拙叟、吴元龙各1.25万，任原堂、三槐堂各1万，安定堂0.75万，陶文泉0.5万。作为总董的王郅隆，清末就与倪嗣冲结识，是安武军后路局总办，郭善堂是王郅隆的亲信，三槐堂是王郅隆的堂号。徐正志就是徐树铮，陈的弟弟。投资最少的陶文泉是倪嗣冲的幕僚。应当说倪家拥有绝对的控股权，金城银行的出资者大多与倪王两家有或近或远的关系。当时周作民并非董事会成员，由于自身的业务能力，被倪王两家予以信任，委其为总经理一职。
金城银行总行大楼（今江西路200号）
周作民能与倪道杰等人共同创办金城银行，与倪嗣冲的交往有密切关系。民国肇建，周作民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升任库藏司司长。后来周作民因与财政总长周学熙关系不睦而离开财政部，转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不久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职业生涯。由于交行需要在安徽拓展业务，周作民决意前往安徽。先后经交行总理梁士诒、徐树铮、王郅隆及倪的女婿王普函介引见，周作民最终得以见到倪嗣冲。周在蚌埠盘旋20余日，陪倪打牌聊天之际，申述了交行打算在皖南放贷发展茶叶贸易，这样可以增加皖省税收。周还侃侃而谈时事、金融、财政、实业诸端，倪对周则赞许有加，认为将来周作民在金融界应有其地位。随后同意交行在安徽设立芜湖分行，后又设立蚌埠分行，均由周作民任经理。交行也渐渐作为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周作民与倪家开始有了密切的往来。
倪嗣冲非常重视周作民的才能，一直把周视为自己的幕中人物。虽然倪出身官僚，但对兴办实业很有经济头脑，这一时期倪家曾参与投资了准上火柴、华昌火柴、烈山煤矿、大成油漆等企业，1915年又与王郅隆筹办华北最大的纱厂裕元公司。这些都由倪道杰奔波前后，具体操办。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加上倪嗣冲的安武军需，甚至安徽财政缺口，切都需要资金筹措挪借。倪家虽办过裕庆公银号，其资金力量太小，因此想办一个更大的银行。倪嗣冲任职安徽省长、督军期间，也曾试图通过盐斤加价的方式在安徽官办因利银行，谋划兴办皖省实业，但因省议会的反对而作罢。而周作民早先在财政部受挫时，就考虑到做官非能久远，与其业界友人也曾打算筹办一个银行，于是才有了后来金城银行的创办。
周倪联手 银企合作
天津金城银行外景及金城银行徽章
周倪结缘，开始了此后数年的交往。周作民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他在商业实践中把金融业作为撬动近代产业发展的杠杆。倪道杰置身实业界，也意欲打造一个自已的实业天地，双方有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便以天津为舞台，共同合作、相互援引投资经营了多项产业。
周倪两人除投资金城银行外还对盐业、大陆及太平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投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1917年由时任天津造币厂厂长的吴鼎昌担任总经理；1924年3月倪道杰入股盐业银行，并任银行董事。大陆银行1919年成立于天津，由谈丹崖等人注资组建，倪道杰对大陆银行也有股权。选择投资盐业、大陆，倪道杰有自己的考虑，也与周作民的介绍分不开。盐业、大陆的总经理都是周作民的至交，吴鼎昌与周作民是留日时期的好友，而谈丹崖则是其淮安老家的同窗，也是赴日的同伴。周作民除拉拢倪道杰投资盐业、大陆银行外，1929年还发起成立太平保险公司，倪任董事。此外，周还推介倪道杰投资范旭东的永利化工。范旭东与周作民也是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1914年范旭东开始创业，先是办了久大精盐，后从事酸碱的制造。金城银行对范旭东的企业给予资金上的极大支持，这也是金融控制或参与实业的体现，倪道杰还一度担任永利公司董事。
显然，周作民将倪道杰带入自己的熟人网络圈，从事金融或实业投资。客观说来，当时北洋要员利用或隐或显的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把这些财产以私人资本的形式投资于纺织、面粉、金融、工矿等行业。据有学者不完全统计，71名军阀官僚所拥有的财产高达6亿多元，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23人，2000万元以上的10人，倪家拥有的资产一度则达2800万元。这些要人当时多寓居天津租界，作为金融界的周作民，自然考虑的是如何吸纳他们的存款，利用他们的人脉、资金乃至权势。
原标题：《谋钱？谋利？谋权势？银行家与“官二代”的过往交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