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Peter Saville：一个传奇设计师的65岁 原创 分享生活的灵感 Voicer
英国传奇设计师Peter Saville无疑是许多设计师的偶像，他给Joy Division设计了载入史册的唱片封面，帮Burberry 20年来第一次重塑了标志，他甚至是一座城市(曼彻斯特)的创意总监，还抱回了一枚大英帝国勋章。
大多数设计师有其中一项成就此生无憾，可是下个月即将66岁的Peter Saville仍在创作。他和所有正在上班的年轻人一样渴望放假，同时害怕失业。然而，有一份新的工作，让他看到了生活还有新的可能。
Peter Saville，摄影Nick Knight
“有工作真是太棒了。”现在Peter Saville住在伦敦的工作室，自己为自己工作。他的影响力辐射了流行文化史。
50年前的年轻人用音乐表达主张，Peter Saville决定了当时标志性的后朋克唱片的长相。
而现在，更多人用衣服、家居设计去表达自己，这些东西的构成都少不了面料，Peter Saville正在探索这种建立在物体之上的新皮肤。
颜料标记是一种传统的畜牧方法
他在一次返乡旅行中发现，牧羊人经常用彩色颜料来标记羊群，被喷漆的绵羊在大自然跑来跑去，有些色块随着绵羊长胖而扩大，变得蓬松迷幻。这些原本人工的、极其鲜艳的色彩，在草地上形成了一幅不思议的天然涂鸦。他不禁想，这些色彩能不能直接还原在面料上、带回到意志消沉的城市？
众所周知，羊毛必须经过清洗、漂白等等加工处理。Peter Saville明白，这个想法在专业面前显得有些天真。
然而丹麦纺织设计公司Kvadrat开心接受了这个大胆的想法，他们探索了不同的纺织方式，重新组合排列了缤纷的羊毛，Technicolour系列就此诞生。这些面料像一场乡村涂鸦大赛的结果，有粗有细，画风不一，不遵守什么规则，看着就非常快乐。
这样的创作自由即使对设计大神来说都并非常态，“通常有公司来找我，都说很喜欢我做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想要做什么。”
这家纺织公司为什么特别？我们和Peter Saville聊到了面料和恋物癖的关系，他毫不掩饰对Kvadrat的喜欢，“就像你家有一张沙发，你会坐在上面，你会睡在上面，你会在上面发生一些浪漫的事情，你知道你选对了，你喜欢它的形状、面料的触感，它是很可靠的，你可以在上面做真实的自己，你能感受到它包含了爱、用心和关注。”
而你也很可能早就在剧院、博物馆、银行和医院，和Kvadrat的面料有过近距离接触却浑然不觉，例如Zaha Hadid设计的广州大剧院，安藤忠雄设计的上海保利大剧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等。Kvadrat在空间里扮演一个沉默的角色，却从细微处关照着全场的感受。
世界上最大的海底餐厅挪威Under
Prada Fall/Winter 2021秀场
上海西岸美术馆多媒体展厅
Juman Malouf与Wes Anderson策划设计的展览
影像艺术家Wu Tsang在古根汉姆美术馆的帷幕装置
Kvadrat总部门口艺术家Benja Harney制作的动态雕塑
而对Peter来说，和Kvadrat的合作印证了他长期以来的想法，他做的远不止是设计本身，他是在不断抛出“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的问题——唱片封面为什么不能没有明星照片？羊毛面料为什么不能还原自然？
一个孩童对世界充满疑问是天性，而当我们逐渐了解世界的运作之后，往往就不再尝试去追问。Peter Saville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的睿智、敬业和感知力都是可敬的，但更令人佩服的是，他仍然在提出问题，仍然试图去找到乐观面对工作和这个世界的方法。
Peter Saville的工作室和一些他的珍藏，摄影John Spinks/WSJ. MAGAZINE
Voicer Peter，伦敦天气如何？
Peter Saville 哎，阴雨连绵。
Voicer 我们聊聊你的新创作开心一下，跟我讲讲Technicolour系列是怎么开始的吧。
Peter Saville 好啊，我和Kvadrat从2004年就开始合作了，但我一直只是作为平面设计和品牌顾问。Kvadrat的老板Anders Byriel跟我就像朋友，他每年都会问我，“Peter，你打算什么时候做做面料？”
你知道，如果你有一件事做得还不错，就很容易觉得自己做别的也能行。但我清楚自己对面料的了解还不够，这跟T恤印花可不是一回事。幸好Kvadrat的伙伴经常鼓励我，很愿意帮我。其实我一直藏着一个想法，关于“如何让自然走进家里”。
我的家乡在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我每次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总会去那边的农场看看，小时候我经常和发小在那玩，他现在就在经营一个农场。我被那里的威尔士羊迷住了，我发现它们身上有五颜六色的彩色标记，让我想到了城市里的涂鸦。再过几年去看，羊毛的色彩变得自由松散，似乎挣脱了原来的秩序，更像是大自然的涂鸦。
Technicolour短片片段，导演Eva Weber
我就想，如果这些随机涂鸦般的颜色，没有被清洗、被漂白，最后直接呈现在布料上，会怎么样？我知道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因为和Kvadrat合作这些年，我对羊毛加工有了一定了解。但，万一呢？
Kvadrat的设计团队非常热心，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但他们说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这个、还可以做这个，最后的成果非常有趣。他们用专业的方式，实现了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的确，我不是一个纺织设计师，我提出的想法可能不被看好，但Kvadrat给了我信心，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多。你看过样品了吗？
Voicer 我看了照片，还没摸到实物。
Peter Saville 我也暂时没有成品，我这里有一些面料样品，这块黑色的，就像一个彩色的小宇宙。你仔细看，里面有红、黄、橙、蓝、绿……就是牧羊人用来标记绵羊的颜色。
四个不同的“黑色”
Voicer 哇，这是黑色，又不是黑色。
Peter Saville 是啊，这很有趣。我可以想象这个黑色面料用在等候室，当你百无聊赖地看着你坐着的沙发，它看起来基本上是黑色的，然后你突然发现，哇，它好漂亮，就像一个宇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颜色。
Voicer 疫情之后，我们都意识到了大自然里这些偶发的美有多好。这个项目是在疫情之前还是之后开始的？
Peter Saville 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讨论这个项目了，疫情没有让我们停下来，只是让一切变慢了。在这个时间点推出其实挺好的——让自然走进家里、走进办公室和城市，这个想法的积极意义在这个时候愈发凸显出来。
像你说的，疫情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城市被封锁了，商店、酒吧、餐厅、俱乐部都关门了，城市生活原本必不可少的一切暂停了，从根本上来说，是城市的文化暂停了。
我在伦敦的感受尤其强烈。当时伦敦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暂停了，只剩下空洞的建筑和糟糕的空气。然而当交通减少，空气却变好了。我们才发现，其实在城市之外，还有更多事情能让你感到活着的快乐。
现在大家都倾向去乡下玩，在乡下租房子或者买房子，尤其在大城市，有选择或者说有钱的人，都在乡下拥有另一种生活，有些人甚至干脆离开了大城市。这个系列正好蕴含了乡村和城市的二元性。
Technicolour短片片段，导演Eva Weber
Voicer 你自己呢，受疫情影响大吗？
Peter Saville 我是幸运的。一开始我的确很害怕，因为我不是在经营一家设计工作室，我就是一个人，为自己工作，所以我担心我可能没有工作，可能会把钱花光，好在过去一年陆续还有项目支撑着我。感谢上帝，有工作真是太棒了。
你知道，我老了，马上就要66岁了，我很喜欢待在家，我就住在工作室，我的另一半比我年轻一点，我这么宅，她还有点意见呢。所以疫情期间无处可去，对我来说还挺好的。
但我正在考虑，我还可以去哪里过日子。我肯定不想再待在伦敦了，噢，不仅仅是伦敦，我要远离城市。我希望能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住上一阵子，不需要花什么钱买东西，只是待着就很好的地方。我想不止是我这么想吧。
Voicer 想的，但……
Peter Saville 当然了，这也取决于你的职业和年龄。对年轻人来说就很难了，你们还在建立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的阶段，要丢下一切跑到海边或乡下可不容易。许多人最初就是为了离开那些地方，才来到城市加入这场人生竞赛的。而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这样的竞争生活我过了40多年，也许过几年我会有别的选择。
Voicer 你想去哪儿呢？
Peter Saville 我想多晒晒太阳。我之前去了法国南部，那里非常好，似乎很适合我。而且现在我对纺织有了兴趣，我不需要坐在城市里工作，我想换个环境，新的想法总是这么诞生的。当你去旅行，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你看到的东西、发生的事情、遇到的人，都会刺激你的思维。
Voicer 感觉就像刷新了自我。
Peter Saville 没错，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以前做的事吗？我可能不需要再讲了……
Voicer 是的，不过我很好奇，每一代年轻人都会透过一张专辑或一个品牌重新认识你，但是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呢？
Peter Saville 我也希望我能回答这个问题，每个礼拜我都有不同的答案。设计圈认为我是艺术家，艺术圈认为我是设计师。我想，其实我是一个造型师。
Suede《Film Star》封面上的人其实是Peter Saville
Voicer 造型师？
Peter Saville 是啊。某种意义上，一切都需要造型。所有创意工作、媒体、政治人物……一切都是造型。一个总统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就是造型的一部分。我说的“造型”，是一种对当下的感受，“当下”并不是静态的，而是时刻在变化的。
德语“zeitgeist”表示“时代精神”，它曾经是用来形容几十年间的风貌，但现在，每个季度、每个月，甚至每天，时代精神都在改变。我所做的几乎就像天气预报，把时代的气象表达出来。
Voicer 在你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是怎样的氛围？
Peter Saville 1970年，我15岁，那时候的英国一切都和流行音乐有关。流行音乐就是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它将全世界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我想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化的一部分。我不是想做音乐人，小时候我在钢琴课上从来坐不住。我真正喜欢的是包装流行音乐的视觉文化，而唱片封面就是最重要的视觉。
在1970年代，当代艺术还不太容易被接受，后概念主义对我来说有点看不懂，波普艺术就简单得多。我非常喜欢安迪·沃霍尔和罗伊·利希滕斯坦，因为年轻人可以理解波普艺术。在我18岁的世界里，唱片封面就是艺术。所以我想做的其实不是封面，而是属于我的艺术。
Peter Saville设计的唱片封面
当我在大学学习平面设计的时候，青年文化发生了一场“政变”——朋克出现了，所有的流行文化不复存在，推倒重来，这对新的年轻人、新的乐队、新的摄影师、新的作家、新的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机。
我不再需要等着大人给我机会，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Factory唱片，我算是厂牌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有完全的自由去做我想做的视觉艺术，哪怕它和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年轻的Peter Saville(左)和Factory创始人之一Tony Wilson(右)
我和厂牌里的人都是朋友，他们做音乐，我做视觉。只是没想到，当初他们做的那些，我不得不说，“边缘的”音乐，后来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因此我做的第一张唱片封面，成了过去50年间最著名的唱片封面之一，那就是Joy Division的《Unknown Pleasures》。那张封面上的波形图至今频繁出现，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快时尚品牌想拿它来印T恤。
Voicer 你觉得这一切是历史的偶然？
Peter Saville 对我来说，我只是在20出头找到了一个机会，把我想看到的艺术和设计史的东西注入流行文化，就像往流行文化里投了一颗炸弹。那些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但我只能在图书馆里看到、在历史上找到，在生活中却看不到。我在唱片封面上实现了我的愿望。
New Order的专辑《Power, Corruption & Lies》和单曲《Blue Monday》封面都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色彩编码，右边的色块可以翻译成乐队和作品的名字
本质上，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唱片封面不能长这样？为什么百货公司里的化妆品就得长那样？餐厅的菜单就得长那样？地铁里或街上的广告牌就得长那样？为什么它们不能做得更聪明、更有文化？为什么排版不能更好？为什么生活不能和艺术联系起来？为什么不能？
所以我是在为日常生活做造型。我对风向的变化很灵敏，我关注所有的领域，建筑、设计、时装、艺术、摄影、电影。对我来说，时代精神就是一切的结合。
而音乐有着传递精神的作用。Joy Division、New Order，Factory的这些乐队虽然不算大众，但他们从英国走向了世界，制造了持续的影响力。年轻人不仅喜欢音乐，也喜欢它的视觉，他们给予了回应，“是的，为什么不呢？”其中有些人后来变成了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政客、巴士司机，音乐给许许多多的人带去了力量。
音乐影响了听众，他们的确改变了一些事情，有好也有坏，例如，为了卖东西而挪用文化，这就不好，如果能在生活中看到更多进步文化，那才是我乐见的。
Raf Simons著名的2003秋冬系列以Joy Division的专辑《Closer》为名
Voicer 商品贩卖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它们可以代表更多。
Peter Saville 如果你能买到你需要或想要的东西，如果这件东西能让你高兴，还能改善你周围的环境，提升你的修养和信心，这就很好。这是我25岁时强烈感受到的。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我们所需要和喜欢的商品就不能是有文化的？为什么你一定要去画廊才能感受到某种自我肯定？为什么一支口红就不能让你开心了？
当然，现在我对这个世界的运作多了一点了解，我想通了有些事情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但当我25岁的时候，我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New Order为Peter Saville在伦敦设计博物馆的个展创作了背景音乐，并制成了专辑，封面是他在工作室
Voicer 可是你几乎没变，你始终在做你想做的事情，那种自由没有改变，以前你在Factory是自由的，你把唱片封面做成了你希望的样子，现在你和Kvadrat的合作也是自由的，你把纺织品的样貌推向了你想象的样子。
Peter Saville 是的，除了Factory和Kvadrat，在1980-1990年代初，山本耀司也给了我自由，耀司跟我说，“Peter，跟着你的感觉走吧。”Kvadrat也是，Anders从没告诉我该怎么做，他只说，“你想做什么？我们做做看。”
1980年代Yohji Yamamoto的经典型录，艺术总监Marc Ascoli，摄影Nick Knight，平面设计Peter Saville
问题是，这种信任是非常罕见的。通常有公司来找我，都说他们很喜欢我的作品，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想要做什么。所以说，能找到一个你愿意合作的人，见证他们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感觉真的很棒，但这种情况实在太少见了。
我活到这个年纪，已经看开了。当你活到一定岁数，你就会有更多的自由，甚至有拒绝的自由。当然，你还年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有些事你还是必须得做。
Voicer 我看到你在Kvadrat的书《Interwoven》中提到，你很喜欢他们的一点是，他们的工作模式几乎就是旧时代的理想型工作。
Peter Saville 这是真的，我第一次参观Kvadrat总部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不像一个公司总部，它在丹麦的一个海滨小镇，我是2005年去的，但感觉就像回到了1965年。
Voicer 是不是有点像你的家乡?
Peter Saville 对，还要更小一点。那里像一个集体社区，有点嬉皮，大家在一个舒适的建筑里面吃着有机午餐，非常像1960-1970年代早期理想社会的场景。
Kvadrat总部位于丹麦中部东海岸乡村Ebeltoft，景观设计师Günther Vogt和艺术家Olafur Eliasson在公司附近因地制宜创作了景观艺术
今年，室内设计师Sevil Peach翻新了Kvadrat总部，让景观渗透办公室，心情快乐，产出也快乐
Voicer 你会特别怀念过去吗？
Peter Saville 与其说怀念过去，不如说“为什么不能那样呢？”一家欧洲最成功的纺织品公司，不需要有上太空、发射宇宙飞船的野心，他们只是踏实、快乐地做出好东西。这样的价值观让人想到战后的理想主义，但不意味着他们停留在过去。Kvadrat是一家先锋的公司，看看他们的产品就知道了。
100%用回收塑料瓶制成的面料Revive
我可以想象，你可能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品牌的新闻稿，上面写满了“品牌价值”，去他的吧，那些都是营销团队编出来的品牌价值。Kvadrat的品牌价值来自每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人，你能从他们的面料中感受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你知道，在丹麦，公司高层的收入顶多是底层的十倍，但在高盛那样的公司，得是上千倍。当然，丹麦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独树一帜的。
(上)设计师Nanna Ditzel 1965年创作的Hallingdal面料至今鲜活；(下)时装设计师Raf Simons在面料上建造了一个抽象花园
Voicer 说到底，选择工作和选择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Peter Saville 我想，就像你喜欢去某个地方吃饭，那里让你觉得舒服，和价格贵不贵、餐厅高不高级都没关系，重要的是食材新鲜，厨师用了心。
现在生活成本这么高，所有东西都很贵，有时候我们花了大价钱却并不觉得物有所值。有些人只想着怎么把你的钱包掏空，那我们当然感觉很差劲了。我认为，如果你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高兴，对你所拥有的感到满足，那就是最好的了。
原标题：《独家专访Peter Saville：一个传奇设计师的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