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

本书虽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摄影史著作，却也面临具有史的性质的书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即如何将这101 本日本摄影图书在时间顺序上做一分期，以利读者从历史的线性发展历程来看、来思考作为一种传播样式与表现手段的摄影图书在日本的发展过程。

按照一本比较新、在体量上也比较紧凑的日本摄影史著作——由鸟原学撰写的《日本写真史》（上下，中央公论新社，2013 年）中的时期分类，日本摄影史的发展线索大致如下。

鸟原学将自有摄影术以来的历史分成以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始于1848 年摄影术从长崎传入日本的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至1970 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这段为时120 年左右的时间被他归入上册。第二部分是日本经济稳定成长期到发生福岛大地震后的2013 年。下册涵盖的时间约为38 年。

在鸟原学所划分的第一部分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摄影在日本“登岛”后，先由日俄战争带来的出版与传媒的发展，使报道摄影获得了发展空间，而主要趣味为画意摄影的业余摄影兴盛起来。大正时期（1912年—1926 年）以摄影俱乐部为主要形式的业余摄影的发达，为昭和初期的现代主义摄影（日语称为“新兴摄影”）的出场做好了准备。步入“二战”时期后，“新兴摄影”在军国主义高压下消亡，摄影只能服务于侵略国策，随着日本在1945 年的战败而走入死胡同。从1945 年到1959 年，借朝鲜战争之光，日本进入了经济恢复期，并且又因越南战争而迎来了到1974 年为止的高速成长期。在此期间，日本摄影先是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直视战后各种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日渐富裕，广告摄影与艺术摄影都有机会大展身手，并且为后来的全面繁荣奠定了物质与精神基础。

在被鸟原学归入第二部分的这段时间内，日本因成功举办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 年大阪世博会而步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视觉消费潮伴随着政治动荡期的结束而到来。1975 年到1985 年可说是视觉类杂志的旺盛期。与此同时，日本摄影因其自我身份的探索而获得了国际关注。这种关注也成为一种动力，促进了日本摄影的探索向着更复杂与深入的境地迈进。因此，1990 年代至2010 年代可说是摄影表现的多样化与潜能再发现的阶段。

鸟原学的这个时间划分，在时间长度的比例上看，第一和第二前后两个部分的时间长度悬殊，但考虑到第二部分涉及的内容比第一部分要丰富太多，因此这么划分还是合适的，并不妨碍读者对于日本摄影史的认识。

作为一家之言，鸟原学的历史阐述比较重视摄影自身的发展，但也密切关注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以此双重视野下的观照，较清晰地呈现了日本摄影发展的脉络，因此值得参考。在此先介绍鸟原学对于日本摄影的历史分期，主要是想为本书读者提供一个时间框架，以便更好地理解日本摄影的发展。

本书虽然没有明确划分时期，但读者可参考上述划分，留意、关心这些摄影图书与时代的关系。由于收入本书的摄影书籍的选择是基于影上书房的收藏，因此一些在读者认为一定要或者一定会收入本书的图书（如森山大道的《日本剧场写真帖》，1968 年），并不一定会被收入。这是需要读者谅解与理解的，但也希望读者了解的是，这些图书也是在经过反复比对与选择的基础上才收入本书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几位日本或日裔摄影家姓名的中文翻译可能会令读者感到某种不适应，这是无奈之举。因为现在我们对日本人的姓名汉译，是根据日语汉字直接转换成中文的简体或繁体。但是，现在一部分日本人弃用汉字姓名，只以片假名行世。如轰马塔嘎西，其片假名姓名为ホンマタカシ，而英语姓名则是Takashi Homma。请注意，他的片假名姓名，一是排列上与Takashi Homma 颠倒过来，二是不像其英语姓名，Takashi 与 Homma 之间隔开一格。如此复杂的在英语与日语中的用法，如何能够正确地译成汉语，实在令人技穷。我的原则是，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首先尊重其日语姓名用法，因此，只能按照其日语姓名发音，译成轰马塔嘎西。而之所以把Ken Ohara 译成肯·奥哈拉而不是复原他原来的日语姓名，是因为他已经弃用日语姓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够违反其姓名使用原则而硬要替他恢复日语本名小原健呢？在这里说上这么一段与本书、本文旨意似乎完全无关的话，原因就在于：一，基于对日本人或日裔姓名的尊重；二，对于读者表示我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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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日本摄影史上最重要的101本摄影书 | 顾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