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史话】会馆公所是近代商会的基础

今年是上海市工商联建会70周年，我们在【工商史话】专栏推出系列文章，与大家一同追寻百余年来工商业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足迹，并以此向工商界的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商会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近代商会出现之前曾有会馆公所的存在，商会的议董、会董均为各会馆公所推选的代表。这些代表有的是由会馆公所的总董充任、也有的是由会馆公所的会董充任，规模较大的会馆公所有时还推选多名代表。可以这样认为，会馆公所是近代商会的基础，会馆公所就像现行商会的团体会员。

早期工商业组织发轫于行会。“行”的名称，最早见于隋代。隋时东京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唐代市肆中已有“行头”、“行首”、“行人”。南宋在临安、汴梁、建康、吴兴、昆山等处，均有“行”的存在，仅在临安一地就有“四百十四行”。元明之际，“行”屡见于曲艺话本。元曲中有“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的唱词。明人的小说亦有“三百六十行”说法。“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欧洲中世纪出现的基尔特（guid或gild）制度，类似于中国的“行”。所谓“行”，原来是工商业者集合在同一区域，为维护生产经营等共同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组织。

会馆的名称初见于明代。明刘侗《帝京景物略》“文丞相”条云：“……丞相庐陵人，庐陵人祠丞相于学宫外，曰怀忠会馆。”后有谓“会馆系在明嘉(靖)隆(庆)年间，始创于北平，旋次第传播于各地”之说。但最新的学术成果，认为会馆是源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政府决定将3年一度科举考试的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后出现的。当年，各省举子赴京参加“会试”，人数达五六千人之多，政府虽然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即“公车”，却不能全部解决考生和随行人员的食宿问题。于是，提供同乡举子及随行人员食宿的会馆便应运而生。首先是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立的芜湖会馆，遂各省在京的士商纷纷效仿。这一说法比“嘉靖隆庆(1522~1572年)说”提前了100多年。

任何事物都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会馆也不例外。会馆行至清康（熙）乾（隆）年间，商业机能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更多地用于商人议事、存货，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同业性质的加强，成为工商行业的组织。

公所的起源，约在会馆之后百年。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扩大，社会分工有了进一步细化，而会馆作为同乡同业的组织，具有浓重的地域观念，严重阻碍了行业的分工和发展。于是，按行业命名的公所应时而生。

会馆和公所，虽就其原义言，一是同乡性质，一是同业性质，但有本系会馆性质而称公所的，也有本系公所性质而称会馆的，还有先称公所后改称会馆，或先称会馆后改称公所的。两者名称虽不相同，实无本质差异。

现在知道的上海最早的公所是清顺治年间（1644—1660）的关山东公所。关山东公所是在上海从事贸易的关东、山东两帮商人，集资在上海县城西购田50亩，作为客死他乡两帮商人埋葬的公地，这是典型同乡性质的会馆公所。确定关山东公所是上海最早的会馆公所，是上海市工商联在承编《上海工商社团志》时发现的一条线索，编纂人员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读到“关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核对了《民国上海县志》记载商船会馆的时间，发现关山东公所比商船会馆早50多年。上海最早的会馆是商船会馆，沙船商人创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会址设于马家厂（南市会馆街），占地面积20亩，崇奉天后圣母，这是典型同业性质的会馆公所。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5位总董均出自会馆公所，浙江慈溪人严信厚（筱舫）代表四明公所、南帮汇业，他的其他身份是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商务总局总董，广东香山人唐杰臣（荣俊）代表广肇公所，他是广肇公所总董，他的其他身份是怡和洋行买办、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总办，广东高要人梁钰堂（荣翰）代表徽帮茶栈业，他的其他身份是南洋筹捐彩票局总办，江西清江人陈润夫（作霖）代表江西会馆、南帮汇业，浙江定海人朱葆三（佩珍）代表五金洋货业、四明公所，他的其他身份是平和洋行买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其他议董、会董绝大多数来自于会馆公所，故可认为，会馆公所是早期商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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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工商史话】会馆公所是近代商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