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千二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短故事学院191个
在7月短故事学院，千二写下了自己与神经性暴食症抗争多年的经历。在这篇故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身体羞辱之普遍，也可以看到社会中“情绪管理”、“身材管理”等所谓的自律文化，如何抑制了个体正常的情感表达途径，增加了病耻感。正如她的精神科医生所言：“会生病的人并不是没抗压性，而是抗压性太高，压抑太久。”
千二曾担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太多负面情绪，但阅读她的故事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在不断努力地坚持着，从一次次挫败中慢慢站起来。我很高兴千二可以终于说出这段经历，希望这次写作可以让她心中的重负少一些。她的经历也又一次提醒了我，每一句不经意说出的话都有重量，都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不应轻浮地去评判任何人。
文 | 千二
编辑 | 恕行
这是个藏在我身体七年的秘密，一段历经六年多的过往——神经性暴食症。
情绪性暴食，不择手段地用手指强抵着咽喉催吐。丑陋和不堪的过程，连自己都无法接受自己。除了我的精神科医生，在过去七年间我无法向任何人透露我患有暴食症。在这个广为宣导“自律”的社会，我害怕被贴上标签或被歧视，用尽全力隐藏，不要让这不光彩的事曝光。
康复至今约一年多，我的内心还是恐惧着好转的暴食症会再次复发。
今年五月，在一次课后去午餐的车上，我和几位一起固定训练的朋友们说，“我之前有暴食症。压力大就会暴食。” 这是我第一次脱口承认。大家没有很激烈的反应，你一句我一句地分享过去暴饮暴食的经验。“我心情不好也会吃很多零食，这样算暴食症吗？”
这一次的小小“暴露*”让我得到巨大支持，肩颈上被赋予隐藏任务的肌肉一松，我可以不用再刻意避讳“暴食症”三个字，把生病的过往摊在阳光下。我逐渐敢开口和亲近朋友透露暴食症的煎熬过往。
亲近的朋友们都非常讶异。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怎么完全都看不出来。”
“我一直以为你是很有自信的人。”
因为我很努力地隐藏。我在人群面前表现活泼自信，但实际却深深被“瘦就是美”所绑架。
*暴露疗法是透过反复接触这些事物或情境，焦虑症患者会增加其能控制局势的感觉，使焦虑感削弱。
01
翻开儿时相簿，看到照片中四岁的我和大一岁的姊姊。相比之下，我的脸很圆，Ｏ型腿，大腿粗壮。我像爸爸的复制人，大半辈子体重超重的爸爸。
印象中我从小就不喜欢吃正餐，爱吃零食，一直嘴馋想吃东西。因为爸妈都要工作，担心我们放学回家饿肚子，总会囤放些零食。爸妈辛勤地工作，房贷、车贷、保险费，再加上小孩的学费，不想做也得做。妈妈晚上在我们的英语补习班兼职，贴补补习费开支。
小学时，妈妈买了一件贴身的粉色T恤给我，在和爸爸朋友的聚餐上，一位叔叔嘲笑着说，“你看看你肚子上的游泳圈。”我当下不敢再动筷子。从此之后，我开始很在意我的游泳圈，意识到要瘦才好看，才不会被取笑。小学六年级，青春期快速长高，肚子上的游泳圈被拉撑消失，我在毕业纪念册的照片里是个标准身材的青少女，是至今最接近“标准”的短暂时光。
进入国中后长高趋缓，我的体重却还是一直增加。每学期全班的身高、体重检查，对我来说都是场恶梦。我开始羡慕体重很轻的同学，又瘦又高，外加竹竿腿，为什么他们可以吃那么少呢？虽然BMI还在正常值内，但我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没自信。高中时期我立下许多减肥计划，七点到校先去跑十圈操场，或是放学后游泳两千公尺，但从来没有人和我说“你是不是瘦了？” 巨大的学业压力下，我养成每天一杯手摇饮料的恶习，而且饮料必须加波霸。
进入大学后，我的体重BMI来到过重边缘，明显感受到身材和外貌是交友的关键。疯狂跑步、游泳，配合极低热量的饮食，我成功减回标准体重，但无法维持太久。
我不断尝试各种减重代餐、减重打卡社群。低热量饮食严重影响睡眠，甚至造成心悸。两周是我的减重极限，失眠总是可以轻易地摧毁我的意志力，让我半途而废。我讨厌我的基因、不自律和消极。我嫉妒身边女性朋友苗条的身体，却也天天光临学生餐厅里能疗愈我的面包店和零食摊。
大二的暑假，我到美国中部的国家公园打工度假。有位蒙古同事嘲笑一位台湾女性朋友，“你怎么那么肥啊！” 一旁美国主管听到后，立马严肃地斥责，“你不能取笑别人身材胖，你这样有可能会引发别人‘饮食失调’的。”
当下听到我只觉得很有道理，但没和自己连结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已有“饮食失调”的前兆，暴食症也即将会发生在我身上。
02
大学时我念的是设计学院，从小觉得自己和学校体制格格不入的我，天真地以为从此可以不再被拘束。但进去后我才了解，“设计是要解决问题”，而我混乱的脑袋总抓不到老师认为“好“的方向。我讨厌学校，也陷入对于未来的迷茫。于是临近毕业前，我选择休学半年，打算四处旅行看看世界，探寻生命的意义。
申请休学的过程中，教务处专员拨电话给爸爸：“你女儿申请休学，你知道吗？”
“嗯，知道。” 电话那头说。
爸妈对我很失望，尤其是当朋友问起二女儿现况时，“阿就读到休学了。” 边说边叹气，摇摇头，想摇走这不光彩的二女儿。
延毕期间，我进入一所剧团，并被派驻上海工作。工作中需要安排剧目宣传行程，敲通告，带演员跑通告、各地出差演出或是拓展新业务，每天都被繁琐杂事榨干。为了让工作顺利完成，我需要很细致地照顾演员们的情绪，尽可能让行程万无一失。但总是有意外，我总会忘了一些事情，也害怕犯错让主管或演员生气。下班后回到家我经常瘫软在床上，发着呆，一手把零食往嘴里塞，一手滑手机，这是卸下扮演角色的仪式。镜中自己腹部捏起的脂肪越来越厚，搭配粗壮下盘，蝴蝶袖手臂，像馕一样的大圆脸。
我越来越讨厌自己，也开始出现社交恐惧，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会担心被批评，或自己说错话、失态出糗。不知不觉，我的社恐和身材画上连接线：社恐是因为我的体重不在常态分布曲线正常值以下，因为我总是放纵。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食物成瘾的情况愈发加剧。我开始尝试用催吐来排出食物，看到马桶里满满的食物糜时，罪恶感会少一些。催吐也慢慢地成为我的日常——对抗焦虑的自我解药，胃酸经过咽喉的不适，口腔遗留的酸臭，通红的双眼流下满脸眼泪，这是对自己的处罚。
一开始暴食症从原本只敢在回到家锁上门后发作，随着心瘾渴求越来越强烈，病态暴食逐渐到延伸到任何空间和时间。
在公司，我会躲在没人的角落暴饮暴食，再趁厕所没有其他人时，洗好手，蹲在马桶前，按下冲水键的同时催吐，希望水声能盖过呕吐声，不让突然进来的人发现。有时候一个人在公司加班到深夜，食物瘾发作时，我会去同事桌上找食物，一样暴食后催吐，再想办法买回那些被我偷吃的食物，在隔天上班时间前放回食物，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催吐并不会让体重减轻。催吐后仍有约30~75%的食物被吸收，如果服用泻药，吸收的食物高达九成。“你最近好像又胖了。” 每当听到这句话，我总会笑笑着回应，“噢，可能最近吃多了。” 内心却羞耻得只想往地里找个洞钻。
03
在上海工作两年后，我辞职回台湾，打算把大学学分修完，拿到父母期待的大学文凭，让他们亲友面前有面子，同时也让自己放一年假，希望可以改善暴食情况。在上海这两年的情况，我没有和爸妈说，觉得说再多他们也无法同理我的压力，那干脆什么都不说。
回到学校，我再次挑战攸关是否能毕业的专题制作——构思两年的煎饼果子摊车。煎饼果子是台湾没有的食物，我在旅行时吃到就深深爱上，想把当初的惊艳化成毕业作品，推着车环台，用煎饼去认识人和他们的故事。
可惜教授并不买单，每个月的评图，永远得到的都是质疑。为了毕业，我只能按照教授们的提议去修改，当个顺民混混日子，做出“教授”的设计作品。
勉强自己做内心抗拒的事情，暴食症症状越来越严重。在家里、在学校、甚至旅行路上，我透过暴食安抚焦躁的情绪后，在最短时间找到安全的马桶进行催吐，徒手擦拭马桶旁的呕吐物残渣，清洗双手和漱口，擦干眼泪，淡定地走出厕所，除了洗不干净散发呕吐酸味的右手。
只有在登山时，因为食物匮乏和大量体力消耗，我才可以不用担心暴食，短暂夺回身体自主权。回学校这一年，我参加了高海拔攀登训练。为期半年的课程，从攀岩、极限体能训练、雪地训练、冰攀，最后到四川五千多米的山，自主阿尔卑斯式攀登作为结训。
在山里，我发现我有超出常人的忍耐能力，忍耐冰冷环境、忍耐疼痛、忍耐高原反应全身器官肿胀、忍耐连续失眠的夜晚，忍耐女性在极端环境下的不便。粗壮的下半身，让我能背得更重，走得更久，但也让我在攀岩上吃尽苦头，上半身肌力无法拉起沉重的下半身。
我找了体能教练想恶补肌力，“不用特别饮食控制，我经常吃炸鸡，碳水一样照吃。”肌肉线条很漂亮的教练说。我照做，规律运动，不纠结在食物上。
但放开吃不久后，攀登教练看到我就说，“你好像最近胖了喔。”我尴尬地笑着回复，“最近开始重训，可能吃多了。”天生体型的局限和后天没自制力，看着精瘦结实的其他人轻易地在岩壁上移动，这对我来说像是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状态。
历经许多煎熬后，我完成了毕业设计，拿到毕业证书。原本以为这就能取得话语权，但我已不想说话，只想逃离，越远越好。对学校、对权威的厌恶和恐惧，我光回想呼吸就会不自觉变急促。
毕业后我再次回到上海，但原本的台湾主管已生病离世。少了主管的庇护，我需要扛下更多责任。我变得越来越急，一刻都静不下来，无法等待，马上需要答案或是新解决方案。我的社交恐惧也越来越严重，但为了工作，我压抑恐惧，逼迫自己去做。工作餐叙或会议后，我会急忙地找最近的厕所，抱着马桶，吐出刚刚陪笑的疲惫和伪装。我关掉了经营两年的脸书社群，不想再说谎，我的日子被焦虑和恐惧所佔据，已经没有正面事物能和其他人分享。
我害怕被批判，害怕被抓到把柄背后闲言闲语。当我做错事或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害怕到颈椎僵硬，全身发抖，严厉地拷问我的脑袋：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回到上海工作一年半时的一天，我在会议上被一位同事用职场霸凌的方式百般刁难，那一刻我彻底被击溃，第一次在公司拍桌大吼，情绪就像溃堤般完全失控。
之后，正巧公司装修，我把自己彻底封闭，除了例行工作，阻断对外联系，透过大量的垃圾食物中的脂肪和糖，刺激大脑里的奖励回馈机制，再用手指暴力地抵住喉咙，把所有“愉快“吐到马桶中，狠狠地惩罚自己的身体，然后逼自己入睡逃避现实的无助。
就这样，连续两周，一天二到三次的暴食仪式，一周洗一次澡，耳朵挥之不去的耳鸣，我窝在厚棉被直直看著天花板上的灯泡，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甚至冒出人生就应该结束的念头。直到一天下午的暴食仪式时，抱着马桶，浑浑噩噩地看着马桶上缘一圈冲不掉的呕吐残渣，我意识到：我生病了，我需要向外求援，我需要去治疗。
04
“妈，你帮我电话去挂号，说我有失眠问题。”我请妈妈帮我在精神科诊所挂号。我无法和妈妈坦白，我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那时正逢春节假期，我提早返台就诊。精神科诊所简约的木造装潢，让我放下一些紧张。医生很温柔地问诊，我用微笑掩饰不安，努力以很轻松的口吻说出我的暴食症、生活与工作中的压力和我的家族史。听妈妈转述，阿嬷在年轻时曾因邻居间的闲言碎语发狂过，姑姑年轻时多次进出精神医院。如果基因是有关联性，我内心的自我谴责能少一些。
“基因遗传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遗传’的沟通方式、生活型态。会生病的人并不是没抗压性，而是抗压性太高，压抑太久。”医生一眼看穿我的状况。
医生表示治疗方式有药物和心理咨询，如果要治本还是需要咨商介入，但这要自费，且会需要至少一年以上才能看见效果。“我先开给你血清素，它的副作用就是会抑制食欲，你先连续吃七天再来回诊，看看药物需不需要调整。”讨论评估后，医生让我先以药物治疗。
我的身体像是间实验室，密切观投放药物后、不同生活刺激，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是光谱的两端，我在两端中间或快或慢地摆荡。
或许是因为回到家里，浸润在新年新盼望的喜乐中，温暖天气，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精神上暂时有依靠，再配合血清素，我的暴食情况短暂消失。“医生，我状况好很多耶，暴食症状减少很多。” 回诊时，我开心地和医生说。
“可能是你最近比较放松，但我还是开给你三个月份双倍剂量的药。你还是先一天吃一颗血清素，当将面临比较大的工作事件前再调整成两颗。” 用机票换三个月份的药，是台湾健保的制度。我握着一包手掌大装满像糖果般鲜艳的绿白胶囊离开诊所。
我搜寻药袋上手写的英文药名，网页跳出来：氟西汀（英语：Fluoxetine），商品名为百忧解。“百忧解”把我吓住了，心里瞬间蹦出被宣告抑郁症的想法，我有些抗拒，也担心药物依赖性。连续吃一周后，我并没有感受药物的明显效果，于是擅自在心情平静时停药，想等严重焦虑和密集暴食时期再恶补。
我也决定开始自救。
我知道自己一旦到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大脑会产生多巴胺，让我取得短暂的快乐。像毒瘾一样，一被触发渴望机制就会不择手段地取得“毒品”。于是我开始增加获取食物的难度，配合缓慢调整饮食结构。在家里、办公室，不放任何现成可食的高糖或高脂食物，如零食、面包、冰淇淋、巧克力等，让“毒品”在陷入焦虑情绪时没那么容易取得，争取多一些冷静和聆听身体的时间。问自己：“我现在是饿，还是焦虑想要用糖来获得愉快感？”
当陷入严重焦虑，预期又要出现暴食前，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再执着，放过自己吧！没有做到也没关系。” 当消极情绪来袭，暴食冲动即将降临，想把自己踡缩在没有人看见的角落，我会找了解我病况的朋友聊，重述触发我焦虑的事件，获得对方同理与支持，情绪会平稳许多，也缩短消极期的时间。除此之外，我还减少外食次数，自己做饭，多摄取食物原型，琐碎且漫长的备料和烹煮等待过程让进食的冲动大大降低。做好饭，好像也没那么饿了。
通过这些微小的调整，暴食症的频率逐渐降低，从原本最严重一天三次，慢慢减少到一周三次。每次抱着马桶催吐后，看着镜子中自己涨红的双眼，感觉极为羞愧时，有股声音和自己说：“你很棒，你一直在进步。”
洗把脸，我会去做一些能转移情绪注意力的事情。
自行停药的那段时间，每回出差执行新任务、要见很多新的人，我必定每天都失控，只想躲在酒店里。有一天我突然在后脑勺头皮上摸到一块光滑皮肤。我拨开头发，用手机拍照想看那到底是什么，照片是块大概直径3厘米圆形秃头，像是外星人登陆地球UFO留下的草圈，但一根毛都不留。
我网上一查，这叫圆秃，台湾俗称“鬼剃头”。皮肤科医生在圆秃处注射类固醇，并解释那通常是因为生活压力所致。压力的外显表象又多了一项。
我再次前往精神科诊所向医生求救，和医生承认自己停药很久了。那时我因为频繁出差，已经失眠一个月，医生苦口婆心希望我定时服药。“我拜托你，你先连续吃一个月的血清素，如果真的没效果，就当作被我骗。”
那一次除了一大包绿白胶囊，又多了几板肌肉松弛剂，低剂量的镇定安眠药。
暴食症也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受损。暴食严重时期，咽喉因长期被胃酸侵蚀，我的粘膜有些受损，吃刺激性食物时很容易发生呛咳。牙齿珐琅质长年被酸蚀，我的牙齿除了变得十分敏感，还多了许多蛀牙，几颗甚至严重到牙髓坏死，必须根管治疗。
05
就医后的两年，我依旧在暴食症的汪洋中，载浮载沉，奋力抓紧漂来的小浮木。因为反复催吐牙齿和手背皮肤受到摩擦形成的老茧，随着时间慢慢退去，但我依旧在焦虑光谱上摆荡。
去年底，焦虑症又多了一个生理表象：头痛和晕眩，CT和脑波检查都无异样，神经内科医生诊断是自律神经失调，开了些放松的药物给我。我请妈妈陪我去精神科诊所回诊拿药，和她说，“妈，如果你心情很不好或是一直失眠，可以来这里挂号。” 妈妈有些惊讶地回：“喔，原来可以来这里看喔。”
因为阿嬷和姑姑的缘故，精神疾病一直是家族中禁忌议题，不光彩、丢脸、最好隐藏起来。妈妈是个容易紧张的人，她会在不安时，习惯性抠着指甲旁的角质，也经常失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她很像。
去年我遭遇了一场车祸，脑震荡失忆和变形的小腿，瞬间改变了我原本的生活模式。卧床一个多月，疼痛难眠，焦虑掉发，头皮上又秃了一块。脑震荡的晕眩恶心让我毫无食欲，等到身体发出“饥饿”的信号时才勉强吃一些，这间接修复了我和食物的关系。
我发现听着身体发出饥饿信号进食， 虽然无法运动，我并没有一夕间肥肉横生。之前让我讨厌的身体也在帮助我尽快康复。粗壮的下半身，让我有充足的肌肉量加快血液循环骨痂生长，车祸后三个月我就可以再度背上背包回到山里，萎缩的腿部肌肉在半年训练下慢慢长回来，逐渐能双脚平衡地走路。
我不再批判努力练回来的粗壮双腿，非常珍惜它们的存在。
我知道自己有病，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病。我很努力治疗，在生活中做很多改变，尝试很多新事物，想改善现状，但低迷还是会偶尔找上我，还是会严厉谴责自己。
在最近一次消极期，社工朋友这样和我说。
“千，你真的好不爱你自己喔！你已经够努力了。”
“生命的驱力让你一直可以努力下去，驱力把过往生命经验的痛苦先盖起来，不要感觉，假装不存在，可是这不是真的疗愈和复原。驱力用到某天你会发现你好累，到底在转什么好想停，但一停就感觉到痛苦跟矛盾。”
我想起精神科诊所的心理咨询简介写着：“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议题，有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和故事，似乎是自己都忘记、或是不愿意自己再去触碰，那些秘密也许一辈子都乖乖躺在那，但也许隐隐作痛，或是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决定和情绪，使我们在现实的环境中不断地重复一样的痛苦。”
我预约了第一次的心理咨询。我花了将近20年接受自己的身体，一个和社会审美不太一样的身体，想要和它在往后的日子共存。
作者后记
近期情绪很低迷，在大巴车上，我望着窗外和全世界道别，熟悉的一景一物，再见了。回顾过去的大小创伤，我已经很努力想抓浮木，但始终又被打回海面下，好绝望。我觉得自己因为生病，人生几乎失去了选择权，头脑昏胀，只想逃避一切恐惧，对所有事情失去了热情和动力。
短故事的写作课程，让我每天可以有很多小时耗在这里。失眠的夜里，焦躁地敲打着键盘，等待天明。很煎熬地暴露和整理，让我准备好正面面对创伤。
我去了第一次心理咨询，“当遇到恐惧，逃就是人的本性嘛。” 咨询师听我叙述我的情况后说，咨询师不会给你解答，但会提出多一个思考的方向。离开诊所，我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准备拔除车祸植入的骨钉，我戴上耳机，重温《创伤的智慧》纪录片。
我们有自由吗？
我们有意识吗？
我们是在充分意识的基础下做出决定吗？
还是驱使我们的是那些无意识的摆荡，作为对童年创伤的回应，所继承或发展出来的。只要我们是无意识的，我们就没有自由。
我们这样的社会结构，它导致了很多人身上的创伤，它导致很多人的逃避现实和成瘾行为，这些内在的趋势与社会的表现是相一致的，并且非常自然。
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是用心灵创造的世界，如果我的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是个可怕的地方，那在我所活的这个世界，我就必须侵略性、怀疑性、竞争性，并且让自己越强大越好，这样我不会被除掉，所以我必须是浮夸和狡猾的，因为那就是我生活的世界。
全身麻醉后，混沌的脑袋和疼痛的伤口，周遭的情绪瞬间被放大，但似乎不会被那些情绪牵动那么深。我把最终文章发给社工朋友。
“我看完了！看到一直流泪，最后好感动！你开始爱你自己了。” 她说。
“我还没爱自己，但我会学习努力爱自己。”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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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每当感到焦虑就疯狂进食，这是藏在我身体里七年的秘密 | 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