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米沃什是波兰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散文家和外交官，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二战时期，米沃什积极抵抗纳粹统治，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又是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

两个政权，先后在肉体上和在精神上大举消灭了波兰的知识分子。而经历过两种极权统治的米沃什，经历过大规模肉体屠杀和头脑禁锢的米沃什，以写作的方式，以超越体裁的体裁，作为他的抗争。整整一代青年才俊被毁之后，米沃什在废墟中寻找着国族的文化之根。

2004年8月14日，米沃什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

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生于立陶宛，说波兰语长大。1934年他拿到了法学学位，作为一位诗人和自由撰稿人，这对他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作为广播节目撰稿人，他曾因发表左翼言论与战前的右翼政府发生龃龉。纳粹占领华沙后，他转而为地下刊物写稿，在更为严酷无情的政权统治之下，他过去躲避官方追责的经验也派上了用场。战后，他成为波兰共产政权的外交官并被派驻美国，1950年转任巴黎，后来他就是在这里申请政治避难的。他在巴黎待了十年，日后研究米沃什的学者们往往会感觉到，他喜欢自己的波兰语原文被译成法语超过英语。1953年他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带着苦涩的幻灭感从内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正统对他那一代理想主义者的影响。时至今日，此书仍应被视为重要文献，是对《华沙条约》之基础的最先一波打击。《被禁锢的头脑》写于柏林墙建造之前，最后成了推倒柏林墙的重要因素。在巴黎过完整整十年后，米沃什移居美国加州，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198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起，他的作品开始在波兰出版：并没有一次性出全，也不乏来自官方的猜忌，但其势头已不可阻挡。在这一政权晚期的漫长危机中，米沃什的国际声誉像教皇一样，大到无法被忽视。米沃什写诗、随笔和政论，好像它们全是一种媒介，一种超越体裁的体裁。奥尔特加在二十世纪初就指出报刊文章是严肃思考的一种重要媒介，现在，从技术角度看，这似乎是奥尔特加之后的又一次突破。超越体裁的体裁其实是米沃什的波兰流亡同胞贡布罗维奇最先创造的，但没有人像米沃什那样以渊博的流畅继承发扬。他的诗和散文交汇贯通，就像它们属于同一个水系。约翰·贝利的文集《愉悦的力量》（The Power of Delight）中有一篇介绍米沃什的文章颇有参考价值，里面这样说道：“他用所有的形式写作，其实只写了一种：他的健笔引领所有的形式，对其予以指导。”米沃什有丰富的个人经历可为这种指导提供基础，其中许多经历都沾带着悔恨。正如另一位曾服务于战后波兰共产政权，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的马塞尔·赖希——拉尼奇，米沃什曾效忠华沙这一谜团其实很好解答：波兰人没有理由信任任何人。在个人历史被如此彻底毒害的情况下，米沃什作品的奇迹在于他对于人广博的同情心：他能讨论现代历史和自由主义的内部矛盾，就好像我们这些读者也跟他有过相同的童年，并因此变得和他一样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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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构成了信徒、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共同善。

切斯瓦夫·米沃什，《旧金山湾景》（Visions de la baie de San Francisco），第224页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圣经是信徒和非信徒的共同善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真相，除非该文明已走到崩溃边缘。米沃什曾目睹一种文明的崩塌：正如任何一位有幸活到成熟期的战后波兰语作家，他不得不问自己，当一个国家本身已被毁灭，是否还能说这个国族的文化有根。我们必须记住，典型的波兰作家是布鲁诺·舒尔茨。但要铭记这一点，首先得记住布鲁诺·舒尔茨其人，而他是如此容易被遗忘，其主要原因是一个盖世太保军官打穿了他的头。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的德罗霍贝奇犹太人隔离区，舒尔茨当时五十岁，还有大好的事业前景。他的小书《肉桂色铺子》（The Cinammon Shops）是需要经过时间沉淀才能认识的天才之作，因为时间本身正是它要定义的许多东西之一。哪怕他从未写下一字，仅凭绘画技艺他也可以成为波兰未来的一束希望。他是一个行走着的天才之泉，泉水在几乎未曾喷涌之前就被斩断——一枪命中。但至少人们还听说过他。而在纳粹到来之前，年轻的波兰精英们就已倒在苏联行刑队的枪下，其中像舒尔茨那样的可能大有人在。在华沙隔都一定还有更多，那里的文化生活曾经像一所集合了美梦的大学（马塞尔·赖希——拉尼奇的访谈录《夹层》中有凄楚的回忆）。唉，这所大学有一条铁轨直接通向屠杀场，所有那些美妙希冀随之湮灭。罗曼·波兰斯基通过他的存在，提醒了我们是什么不复存在：整整一代青年才俊被毁了；如果波兰斯基不是幸而生就一副不显眼的样貌，很可能会跟他母亲一样罹遭厄运。战争结束后，有关这一切的记忆却没有终结：对那些熬过来的艺术家来说，深渊仅在身后一步之遥。只要回头，就看到无尽苦难，视线所及，除了瓦砾别无其他。米沃什说圣经那句话时，便背负着这一经验。

为了寻找可以依靠的东西，他在废墟中找到了圣经。对我们这些幸运地坐拥另一座废墟的人来说，可怕的东西似乎少一些——大部分人要比出生时过得好（虽然街头可能更危险了）。我们可以说服自己，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即便永恒也会过时，会被安全地遗忘。也许我们自己的大灾难永远不会以任何可被理解的形式到来，所以无所谓有没有历史要回顾，没有过去能够证明永恒的现在，“现在”会以不作大恶来自证清白，只除了用蘑菇释放孢子般鸡毛蒜皮的浅薄来轰炸我们。我们这些自信地打破神坛、驱散传统的叛逆者可能是正确的。米沃什告诉我们别抱太大希望，但或许他只是运气不好。波兰知识阶层一半被一群疯子杀害，一半被另一群疯子消灭，跟他们一样，米沃什正好被夹在当中，他的身体逃了出来，但心已破碎。

不过，即便不是基督徒，也会惊讶于信徒们抛弃圣经的速度。在英国，对圣经最致命的打击来自教会。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是一部散文杰作，诞生于一个连所谓的委员会都能写出漂亮英文的年代。现代诸多圣经版本重起炉灶，在便于公众阅读理解的名义下进行改写，结果却不啻为对阅读的侮辱。艾略特说过修正标准版圣经（RSV）是一群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不信神的人搞出来的。新英语圣经（NEB）更糟，德怀特·麦克唐纳不得不放弃搜寻庄严的踪迹，转而在其中寻找作者不是文盲的证据（那篇令人忍俊不禁的书评收在他最后一本文集《不食美粟》[Against the American Grain]中）。那群负责编写新英语圣经的人大概知道自己是无神论者，不然他们肯定无法坚持这样的决心，非得把每块石头上的石头掀开来糟蹋一遍。对我们这些无法接受圣经是上帝亲口说出的话，却将圣经视为上帝本身的人来说，把一度鲜活的语言约简为平庸的概述，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亵渎，而干这事的人就是文化破坏者。我参加反对重修《国教公祷书》的公开抗议时，伦敦编辑中的一位虔诚基督徒（《私家侦探》[Private Eye]杂志的主编理查德·英格拉姆斯）指责我心怀不轨。他比我更讨厌新版祈祷书，但认为我没有正当的理由和他同样表示轻蔑。但那也是我的祈祷书啊。我自幼成长的环境里有圣经、祈祷书和赞美诗。我有理由表示痛惜，而不是迟钝地眼看它们被毁。米沃什有同样的理由。圣经是他的第一道食粮。对我而言，圣经提供了一种真实性的标准，对抗着广告、社会工程、道德改良、煽动性政治等无处不在的欺骗——所有这些都在用语言腐蚀民主，制造幻象。但对米沃什而言，圣经提供的真实性的标准对抗的是一种更为危险的语言：将谋杀合法化的语言。我们不得不去想象一个国家变得如此压抑和虚伪，以至于教会看起来反倒像自由的机构，而它的语言听上去就像真理。米沃什当然知道，教会在波兰政治中没扮演过什么光彩的角色。他在战后的许多英勇举动之一，就是毫不妥协地记述了波兰制度化的反犹行径，而教会始终牵涉其中。我们还应努力记住，任何热爱圣经的德国人都得小心应对一个事实：德语圣经的经典译本出自马丁·路德之手，而路德对犹太人的憎恨相当符合纳粹的标准。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对教会的爱，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我们讨论的是对一本书的爱，而我们爱的是它被书写的方式。重写它不属于可能的范畴，任何这样的企图都应被戳穿其本来面目：可能导致毁灭的威胁。

英国国教还没来得及成为自己经典文本的敌人，或许就已成功地抓住第一个机会自行解散了，这倒也不错。但不管它与国家的官方联系多么薄弱，光有联系已经足以让它负起注定无望的勃勃野心，想在民众中尽可能扩大信徒，就像一个电视台绝望地寻找更多吃薯片的观众。与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分离后，教会本可以充分享受宗教所能期许的唯一教化功能：为私人生活提供精神指引。只有世俗的政府才可能是民主的；但就算公民不再相信宗教的神圣起源，总还能得到一些道德示范，如果公民完全失去精神指引，那么这一民主很快就会陷入麻烦。

除了佛教可能是个例外，没有一种已知的宗教能够与国家结盟而不摧毁自由。人们较少注意的是，这也会导致它自身的毁坏，要么是教化变得肤浅，要么是试图在法律上强制实施而招人厌恶，而不是通过循循善诱、典范和见证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在宗教的恰当领域，即私人生活当中，只要不触犯法律，宗教可以随心所欲地保持其教义的严格、纯粹。这也可以保护其精神养分的源头不受污染，不必屈从于要让它们普及易懂的致命义务。我们可以肯定，1979年教皇带至波兰的一大安慰是一句用拉丁语说的话。他能说波兰语，这有利于交流，但他也能说拉丁语，这对信众来说是一种渴望已久的提醒：在头脑被禁锢多年后，还有一种永恒的语言没有被腐化。没有信仰的人听到这样的提醒也会高兴。

教会开始采用口语化的祷告文做礼拜的时候，伊夫林·沃曾在他的书信里大吐苦水。他说，他皈依天主教可不是为了拍手称赞教会笨手笨脚适应现代社会的。他希望它不要去适应。也就是说，他想要一个避难所。我们这些在新教环境中长大但后来又自甘堕落的人，当那扇门在身后訇然关上，才发现自己并不像当初以为的那般堕落。我们已堕入不信神的处所，但还没到愚昧的境地，看着我们曾经的摇篮开始哼唱蒙昧昏愚的民粹主义欢快小调，这简直是一种背叛——背叛了曾经深深打动我们的东西，打动的程度至少足以激发反叛的吁求。我不希望有人从我这里夺走耶稣的教诲。他也许不再是我的救赎者，但依然是我的导师。即便我不再确信救赎者是否存在，我至少能确定他不会像托尼·布莱尔那样说话。诚然，耶稣从未用钦定版圣经新约里的语言说过话，但钦定版的诗意张力与耶稣的话语曾在淳朴的灵魂身上造成的冲击想必是一致的，而我依然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至少淳朴到需要有人来宽恕我的罪孽。如今没有人能为我做这些，我必须自己宽恕自己。像大多数良心尚存的人一样，我感到这很困难，很多时候还觉得这很荒谬。如果没有圣经，我们这些可怜虫肯定会迷失方向，因为若是没有了圣经，良心本身将成为我们人格中另一处不安的骚动，得去接受心理治疗才行。我们被无数声音包围，告诉我们只要学会爱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想象耶稣在受难之时，除了长矛和浸醋海绵之外，他们也为他提供了心理辅导，想象一下耶稣会经受的折磨吧。米沃什在加州流亡时，看了太多宣扬个人成功的美国文化，或许会开始想自己到底来了什么鬼地方。但他从未忘记他得以离开的那个地方——如此压抑的不毛之地，令他渴望一种他能够尊敬的语言，哪怕这语言来自一部他并不相信的书。

（本文节选自《文化失忆 : 写在时间的边缘》，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原标题：《整整一代青年才俊被毁之后 | 人物 · 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