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萝卜头666 真实战争故事 收录于话题#白乌鸦精选13个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一直回旋着一首流行老歌：“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这首歌从三十年代风靡全国，唱到世界上每一个华人的家中。人们喜欢这支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关露所作。
关露被后人所熟知的，是她的另外一个身份——女汉奸。
背着女汉奸的黑锅，关露度过艰难的一生，她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对谁也不能说明真相。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接受秘密任务时，就许下的承诺。
那是1939年的冬天，在香港九龙的一家饭店，33岁关露接受了组织给她安排的第一个任务——亲近汉奸李士群，伺机策反。
“以后也许会有人痛骂你为‘汉奸’，不过，你决不能辩解！一旦辩解，就糟了！”
组织安排完任务后，对关露提出了这个保密要求。
关露坚定回答：“好，我不辩护。”
关露当然知道“汉奸”这两个字意味这什么，但作为一位有着6年党龄的老党员，她别无选择。
从此后，女汉奸的污名，伴随关露终身。
关露原名叫胡寿楣，父亲是满清的举人，在太原做官，重男轻女，固执认同女子读书无用论。
“我最讨厌念书的女人。念了书的女人是不认识丈夫的！”
不幸的是，关露的母亲正是个念过书的女人，上过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关露的童年就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
就像所有的夫妻吵架一样，难免总会牵连到无辜的孩子。
有一年的春天，冰雪还未融化，狂烈的风吹卷屋顶冒出的白烟，刚从幼稚园回到家里的关露，正遇上父母激烈的争吵。
她不敢说话，也不敢靠近，呆呆站在院子中。
“哗!”的一声，一个紫色的盖碗落到地下。跟着花瓶，闹钟，景泰蓝的槟榔盒子，桌子上的绿瓷缸……都被父亲一样样的摔到地下。
绿瓷缸装着昨天早上才买回来的四条金鱼，在一阵极猛烈的爆炸声，地板上淌满了水和碎瓷片子，金鱼在碎瓷片上跳起来。
吓傻了的关露身上好象触了电，内心想着金鱼总不该老在地板上，于是神使鬼差般便伸手去抓一条跳得最快的金鱼。
就在这时候，父亲从靠椅上站起来，一声怒吼：“滚开!”
接着“拍”的一声扇到了关露的脸上来。年幼的关露有一种悲哀的愤怒，但是不敢说话，她想父亲也许是因为恨那金鱼，所以才打的她。
母亲却被彻底激怒了，眼泪流到她向来示威般的微笑嘴角上。
吵到最后，急赤白脸的父亲总少不了吼出那句话—— “别忘了，你是我买的，四千两！”
而母亲，此时总是松弛地倚坐在方桌另一头的椅子上，面色淡漠冷静，像在看对面的男人演戏。
父母的频繁争吵，让关露变得沉默又内向。8岁那年，家里的争吵戛然而止，父亲病逝了。
养活两个女儿的重任全落在了母亲肩上。幸好母亲读过书，她找了一份教学的工作养家。母亲不但古文和刺绣习得好，一笔蝇头小楷更是娟秀。
为了改掉女儿们的小姐做派，曾经温柔少言的母亲狠下了心，她用裁衣服的尺子狠狠打关露的手板，罚她们在屋门外长跪。
女孩们的膝盖肿了僵了，刚开始像被无数根火针往骨头里钉似的，到想动的时候却怎么都动不了。
最久的那次，整整跪了两个钟头，跪到门外已是静谧的黑夜，母亲还是没有消气，发红的脸吊得老长，指关节被按得轧轧直响，眼神依旧透着火气。
桌上油灯的火苗明明安静得很，但映在她眼里的那簇却在微微颤动。
“你还要享福吗？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正愿意你们那样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会做他才能把你们随便嫁给一个男人，明白了吗？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于下跪，现在我预先让你们有一点感觉！”
母亲的眼角溢出两行清泪，眼中颤动的火光瞬间静止了。悲凉的控诉被牢牢钉在了关露的心里，她不想像母亲一样做一个下跪的女人。
“知识”两个字几乎是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闯进了关露的生活。
为了求学，关露除了要在母亲安排的学校上课，还要去一位课外教师家念书。
那位先生的家紧靠着太原荒郊的古城墙。关露永远都忘不了那天的场景，一日课后她与几个同学一起爬到城垛上玩耍。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照着郊外的土地——一片空旷辽远、触目惊心的苍黄。
紧靠着城墙根的黄土地上有一排人力挖成的坑壕，旁边的泥土上混着很多殷红的斑块。
“你看见过枪毙吗？这就是被枪毙的死人的血。”旁边一个大点的女孩冲边上的同学们说。
听完这话，那些连在一起的绛色斑迹，就像变成了从墙下的黄土里涌出的巨大人影，一齐朝她奔来，诡异又恐怖。
也许，在她登上城墙的那一刻，墙外的世界就已经迫不及待向她袭来了。
母亲的教育对关露的成长影响至深，但15岁那年，母亲也病逝了。
二姨母把关露和妹妹一起带去南京照料。姨母和母亲完全不同，她常年守寡，嗜酒、愤怒，猜疑和嫉妒。
她将自己的不幸统统归结为没有嫁一个好人家，还没等关露两姐妹成年，就开始张罗着给这两位外甥女四处找婆家，寻来的对象甚至不乏银行行长这样的角色。
关露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育，她和妹妹决定逃走。
在母亲朋友的帮助下，关露得以进入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沿阵地，在这里，关露被彻底点燃了。
她会半夜拉着妹妹到大街上“埋地雷”，就是白天把墨汁瓶预先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晚上只要带上一支毛笔，迅速地在附近墙上写上“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标语。
没有运动的日子，她就孜孜不倦地写作，诗歌，小说，还有那首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的主题曲，一夜之间响彻了大江南北——“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关露作词的《春天里》
因为出色的文学才能，关露的名字很快在沪上文化圈叫响。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有了知识，关露终于可以站着生活，但这还不够，她还想要自由地奔跑。
早在1932年，关露就已经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上海沦陷后，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们大都离开，有的到大后方去，有的流亡香港，有的则想法子奔向陕北延安。
关露也想离开，但组织要求她留下。直到1939年，关露突然接到一份电报：“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按照电报指示，关露来到香港九龙。在香港饭店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上级——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客。
一个个子略高，另一个个子稍矮，皮肤白皙，带着眼镜。这两名男子，就是中共地下组织重要领导人：廖承志、潘汉年。
他们交给关露的第一个任务是：接近在汪精卫政府和特务机关担任要职的李士群，获取情报，伺机策反。
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特科下属“打狗队”队长，手里握有大量情报，曾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怀孕的妻子无家可归，关露的妹妹收留过他的妻儿。两家人因此结下了不错的交情。
李士群并非是硬骨头，没有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叛变了。
他的府邸搬到极司菲尔路76号，那里过去是国民党上将的公馆，现在是一个拥有三千武装的特务机关——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
关露不解，李士群是妹妹秀枫的故交，与自己并没有多深的渊源，情报工作最忌生人，为什么不找跟他有交情的妹妹呢？
廖承志解释说，秀枫本是最佳人选，但她身在宜昌后方，怀有身孕，手上的情报工作也迫在眉睫，实在难以脱身，组织才拐了一道弯，想到了关露。
潘汉年又对关露说：“你在李士群家里，千万要注意，只能用眼睛和耳朵，不要用嘴。今后有人会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关露几乎没有思索，郑重地回答：“我不辩护。”
关露脱下蓝布宽衣，换上凸显腰身的紧身旗袍，头发挽成卷花，镜子里那种扑满粉的脸像戴着厚厚的假面。
这不是她，却又必须是她。
借着恩人姐姐的身份，关露联系上了李士群，说自己丢了工作，想请他帮忙介绍一份工作。
虽然两年多没有联系，但为表示感谢，李士群夫妇热情邀请关露到“76号”去做客。
这一天，天气很冷，马路上寒风凛冽，衣衫褴褛的一改披着破麻袋在墙角瑟瑟发抖。但一走进了李士群的家里，温暖如春，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桃木家具，桌上的花也开得正盛。
李士群的小女儿正在一旁把玩着一串珍珠项链。不一会保姆出来喊：“太太，螃蟹又死了不少。”
这么冷的大冬天，他们口中平常的午饭竟然有鲜虾肥蟹，这是怎样的日子啊？
哗啦一声，女孩把手里的项链扯断了，珍珠噼里啪啦地纷落在漆木地板上，保姆们又顾不得死掉的螃蟹，上前去拣珍珠了。
李士群没说什么，热情地请关露坐下，两人寒暄起妹妹秀枫的近况。关露将话题拉到自己身上：“我现在没有工作了，生活成了问题，你们有没有工作能给我做的？”
李士群和太太相视而笑，“我们这儿的工作你是不能做的，生活问题，我们送些零用钱给你好了，你每个月到这儿来拿，顺便来玩玩。”
吃完饭，关露正准备要走，李太太往关露的皮包里塞了200元钱。然后用汽车把她送回家。
为了完成任务，关露接受了这份嗟来之食。
关露在上海执行任务时期的照片
和组织商议后决定，关露每个月都需要到李家去看看，有什么特殊情况在及时汇报。
对这些官太太来说，十里洋场琳琅满目的奢侈品不过是用来消遣的，左一只金手镯，右一枚大钻戒，珠宝店被富太太们逛成了菜市场。
洋轿车里弥漫着高级化妆品的香气，时髦的女人们谈论着刚刚购来的珠宝和华服，关露坐在车里，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街景，上海滩绚丽的霓虹灯下，仍有人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在沿街乞讨。
关露内心满腔愤怒，但为了完成任务又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的真实内心，小心翼翼周旋在这些寄生虫般的官太太中。
因为不会抽烟喝酒，打麻将，不入流的装扮也入不了这些太太小姐的眼，很长一段时间关露都和这些太太小姐们格格不入。
为了能融入这个富贵圈子，关露不仅要打扮得花枝招展，还铤而走险，接受了最早的整形手术，在鼻子里注射了填充物。变美的样貌终于引起了富太太们的注意。
和太太圈的亲密接触，关露的情报工作终于有了进展，李士群终于和地下党重新联系上，并表示会在军事上给予中共地下党一些帮助。
但与此同时，昔日朋友对关露却更加鄙视疏远了，以致在路上远远见到她都赶紧避让开，仿佛遇见了麻风病人。
她“左翼作家”的名誉全然不在了，在朋友眼里，她只是个阿谀谄媚的“文化圈交际花”。
一直到1941年底，组织找人接替关露的任务，她心头巨石才终于被卸下。
她当即向组织表示，希望到延安或是到苏北根据地去参加抗战工作。但组织没有答应她的请求，而是让她耐心等待。
不久，组织交给关露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完全坐实了她“文化汉奸”的身份。
上级组织要求关露去《女声》杂志当编辑，这是日本大使馆主办的。
杂志社社长是个日本左翼人士，组织要关露想法子通过社长的左派朋友，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获取敌人的情报。
这一次，关露的面目又要从上海滩的“文化圈交际花”变成“钟爱花鸟自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了。
如果说李士群那里多少还有些过去的交情，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那么日本人的圈子可就是龙潭虎穴了。
关露加入《女声》后，和女社长佐藤俊子很投缘，社长给关露介绍了自己的远房亲戚，一位年轻的摄影家——玩右门卫。
这个日本摄影师年轻有为，礼数周到，初见关露时他显得腼腆拘谨，不敢抬头直视，只是偶尔闪电般地扫两眼旁人，马上又把头低下，盯住自己的酒杯。
关露被他的羞涩实诚逗笑了。酒过三巡，他终于放松下来，话里透露了自己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不满和批评。
几轮考察和试探，关露认为这个日本青年的反侵略立场明确，时机已经成熟，想发展他为东京的情报联络员。
在玩右门卫启程回国之前，关露决定去找他谈和日共联系的事，但是出于职业习惯，她的脚步放得很轻，一直保持警惕。
行到寓所门前，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来，但是语调却变了：“谁叫你们放火？难道除了放火，你们就没学过其他灭口的方法吗？……”
关露吃了一惊，这还是那个温顺真诚的青年吗？
要回头已经太晚了，为了不让对方察觉到自己在外偷听，关露只好故意加重了脚步“咚咚咚”地走过去，重重地敲了门。
门开了，玩右门卫还是平时那幅温文尔雅的君子模样，彬彬有礼地对身旁穿着西服的日本人说：“小田君，这笔生意我们改天再谈吧。”
他安排关露就坐，送那人出去了。
关露看到桌上放着几张刚裁好的照相底片，她迅速从底片两边拿起一张来看，只见上面有两个穿着长衫的人坐在一只小渔船上谈话。
船尾可以清楚看到两个背小孩摇橹的青年渔妇。
再细看，关露惊呆了，两个穿长衫的人，一个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关露曾在李士群家76号见过此人，而另一个正是玩右门卫。
能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秘密相见，这羞涩的青年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摄影师。
关露用最大的克制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等玩右门卫返回后，她简单聊了会对方房里挂的书画，就借故匆匆离去了。
她赶紧将此发现汇报组织，果然，组织派人秘密调查，照片中那搜渔船已经被烧成残骸，浓重的汽油味船仓里，还有具带着刀口的尸体。
而背小孩的渔妇，也也被无辜杀害在家。
关露的脊背更凉的了，如果没有发现照片的秘密，和玩右门卫说了自己的身份，下一个死的，就会是她自己。
《女声》杂志封面
看似风光的杂志社编辑，其实每天都在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
更让关露绝望的是，她被要求以中国女作者的身份，去东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这就相当于像全世界表明自己的亲日立场，她知道自己无法推辞，精神一度紧张到了极点。
赴日途中，连续的发烧头痛折磨着关露，一度让她出现幻觉，一时极度兴奋，一时又极度忧伤，两种极端的情绪在她的脑中随机切换。
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身体会时常飘荡起来，对面人的眼镜在空中摇晃，头发变成金色的稻穗，领带化作一根插在桌上的利剑。
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一直到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女声》被停刊，关露长达7年的卧底生涯才终于结束。
但“汉奸走狗”的骂名，已经彻底印在了她的身上。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公布了一份汉奸名册，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
幸好组织上没有忘记她，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她被秘密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关露早就强烈表达了想要回到根据地的愿望，当时的她用暗语写到——“非常想念母亲，舅舅让我们去看望母亲，不知母亲意见如何。”
但这项请求被上级拒绝了。
这一次她终于能脱下花哨的旗袍洋装，穿上普通的粗衣，兴高采烈前往根据地，但等待她的却并不是同志们温暖的怀抱。
不仅没有人欢迎她，除了明里暗里的谩骂，就是嫌弃和鄙夷的眼神，极端的同志甚至会朝她吐口水。
关露的鼻子因为整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红红的鼻子像块香肠一样扁塌塌地贴在脸上，容貌发生了变化，更是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些同志将她的经历添油加醋，传得天花乱坠，污蔑她得了花柳病，都没人愿同她坐在一起，更不要说同住一屋了。
关露的精神受到了不小的刺激，还好，她还有爱人王炳南可以依靠。
在认识王炳南之前，关露的情路一度坎坷难捱，她曾为了事业打掉过两个孩子，直到后来遇上王炳南。
对方那句“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一直印在关露心里，两个人虽然没有结婚，但关露早已认定这个男人是自己终生所托的对象。
之前两人碍于各自任务，见面机会并不多，只好鸿雁传情。如今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两个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修成正果了。
得知她的状况糟糕，男友决定乘飞机来看望她。
可关露没想到，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爱人的绝交信。
因为王炳南从事的是党的外交工作，关露的公开身份是复杂的文艺界名人，中央考虑到两人结合，必会引起舆论哗然，于是希望他能先以工作为重，结束这段恋爱关系。
王炳南思前想后，还是将这些因果原原本本地写在信上寄了出去，人也把踏上飞机的一只脚撤了回来。
关露收到信后，心彻底碎了。
没有爱情，她想重回文学之路，拿着诗稿，满怀希望找到新华日报的主编，等待她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
主编告诉关露，国民党正在攻击共产党不择手段收揽汉奸，如今她身份敏感名声不好，即便能发表也要换个笔名，关露这个名字已经见不了光了。
同志的信任没了，爱情破灭了，连名字都成了禁忌，遭受三重打击的关露用中文混着英语，颠三倒四地朝出版社的主编大骂。
不久，在解放区修整的关露又赶上了部队的整风运动。因那7年间的特殊经历，她更是成了首当其冲的审查对象。
精神上长期绷紧的最后一道弦这样被斩断了，关露的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被诊断出了精神分裂症，大病一场。
身体好转后，她才被安排到苏北建设大学当文化教员。
期间除了到各地基层采风采访，还亲自下到工厂的流浪儿童学校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小说《苹果园》。
那时她住在东单铁道部宿舍后院的一处小房间里，过去是大户人家的杂役住的，虽然简陋，却被她打理地极为整洁。
她把土炕改成台子，赤脚坐在台子上写作，一张桌子，一盏电灯，一张破床，两把椅子，就是关露的全部家当。
为了写这部小说，她每天天不亮就梳洗完毕，坐在院子里读书，晚上又工作到深夜。年逾不惑的她精力并不比青年时有所消减，仍旧不知昼夜的工作，陪伴她的，只有院子里的两颗小白果树。
每天日落，她都要给这两棵小树浇水，秋天树上结实累累，但浇灌过它们的关露却没有机会品尝这些果实的滋味。
她被捕了。
1955年6月15日，关露从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饭厅吃早点出来，公安人员迎上去，向她出示了逮捕证。
她略一停顿，很快恢复了自制，轻声说：“我要回宿舍拿洗漱用具。”
同事眼里的她总是独来独往，腰背笔直，脸上挂着盈盈的笑意，身上的列宁装从来都是平平整整，干干净净，人话不多，且十分知礼。
因为鼻子毁容，她的脸上总是会捂着一只大口罩，走起路来步履轻快。
公安人员随她上楼进屋。她将毛巾、牙刷放进一个小包，随手抓了一条纱巾，搭在手腕上。
给她戴手铐时，她一只手轻轻一抖，用那条纱巾盖住带镣铐的双手，然后在众人的目送下，神态安详地随公安人员下楼，走过长长的甬道，走出大门，囚车载她疾驰而去......
关露此次被捕是受曾经的上级“潘汉年冤案”所牵连。
关露被关在单身牢房，只有一张破床。日复一日的审问，曾经那双写诗的手只能拿去写交代材料。
关露被关押的功德林监狱
她不知道这座监狱曾经关着的是谁，但她似乎能感受到前人的痛苦，这痛苦源于两种滋味，失去自由的滋味，背负冤屈的滋味，这间牢房只有这两种滋味。
在床上躺累了就躺在泥地上，没水喝就喝痰盂里的污水。因为牢里太过潮湿，她的关节患上了严重的风湿。
直到1957年3月末，关露忽然被叫到了监狱办公室，管理人员说：“对你的审查已经结束，现在你可以走了。”
两年的牢狱生活就这样结束在这句轻描淡写的话里。
出狱后，电影局以关露挂职两年写不出作品为由，强制让她办理了退休。
别人为她不平，但她的语气始终淡然：“现在我想通了，一个共产党员是没有委屈的……”
关露不想活成个混吃等死的废人，她请求组织给她分配新的工作，最好能不离开群众。
她的工作关系被转到香山街道，当了所谓的“村官”，人们都称她为关书记。
回到劳苦的人民之中，关露的心情和精力好转了不少，终日忙着为农妇们排忧解难，调解纠纷，有时竟然忙得很难安静地坐下来吃顿饭。
关露生活很节俭，吃剩的饭菜从不丢掉，吃不了的就留在下一顿，直到吃完。朋友笑她有饭也吃不上，还吃得如此潦草，她就说，东西都是倒在肚子里，没什么大不了。
她拿着组织补发的两年工资，买了一处小院，漂泊半生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所。
农家小院虽然简陋，却被她打理得很好，空地上每年都种上向日葵和玉米，还种些波斯菊，小小的院子颇有野趣。
夏日天气好的时候，她时常会邀请朋友们到她那里小住。朋友们拖家带口来的时候她最高兴，活泼的小人们，一个人的动静能比得上千军万马，这座寂寞的小院太缺欢声笑语了。
五十多岁的关露，总是一身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短发，背后看着就像个女大学生。她的步伐还是很轻快，一会儿进，一会儿出，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
在香山小院的关露
孩子们吃饱喝足后，她又张罗着给他们洗澡，大盆小盆摆满了台阶，铺盖全抖摆出来，架起临时小床，朋友看着，打趣关露说她的家像难民收容所。
孩子们从这张床跳向那张床，大喊大叫：“哈，我们是关露阿姨的难民。”
“有你们这样的难民，阿姨愿意当一辈子所长。”关露哭了，是欢喜哭的。
孩子们还喜欢爬上院里的枣树，边爬边喊他去吃他们刚刚打落的大枣：“关露阿姨，快捡，它门见土就钻，快！”
熟悉关露的人都知道，她爱干净的性子已近乎洁癖。家中天天摆着一溜儿的盆，饭前便后，从外归来都得先洗手。家中打理得一尘不染，物件不多，却各在其位。
但她仍愿意乐呵呵地听从孩子们“吩咐”，捡起地上的枣就放进嘴里：“吃了这颗仙枣，关露阿姨要长生不老了。”
这段时间她每天开街道会，读书写作，侍弄花果蜜蜂，生活得很是舒服。甚至能腾出手来完成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长篇小说了。
但老天却不愿就这样放过这个苦命的女人。
1967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这一次，关露不光被捕，她经营多年的小院也在抄家中毁于一旦。
第二次被捕，还是单人囚室，只不过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厕所，大小便可以在囚室内解决了。
监狱里没有书报，更没有纸笔，狱中的老年政治犯，没有被安排劳动，甚至连找个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整日面对墙壁枯坐。
一日，她在院子里放风时，偶然低头发现泥地上有根长长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根长了锈的大钉子，她的心不觉一动，竟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关露仍然不动声色地走了一圈，走到大钉子旁边，假装鞋子里有沙子。
她弯腰脱鞋，将鞋里的沙倒出来，然后神情自然地穿鞋继续行走，其实她弯腰时,趁看守不注意，已将钉子迅速地塞进布鞋里了。
放完风回到牢房，姐姐望着这枚大钉子，鬼使神差地蹲下身子在水泥地板上磨起来，嘴里小声数着数:“1、2、3、4、5......一百......一千。”
日复一日，不到半年,生锈的钉子被磨成了一块发亮的长铁皮。
这时，她又把眼镜盒上的弹簧拆下来，磨尖后，在长铁片中间划道道,每天也是划一千次。
磨了一年多，长铁皮终于被划成了两条。
接着，她又把它们在水泥地上往圆里磨，因为铁条太细小，手指捏不住，常常被磨得皮破血流，拿嘴把受伤的手指嘬一嘬就接着干。
她心想，钉子磨成针的那天，就是她出狱的那天。
用了三年时间，她竟然真得磨成了针，而且还打穿了针眼。有了这自制的针，生活一下方便了许多。
她试着回想在工厂学到的纺织知识，偷偷把围巾上的纱捻成线，补起了衣服袜子，还把牢里又长又大的黑囚衣改得合身了不少，把腰身露出来，人也精神了很多。
时间一天天过去，可还是没有任何要释放她的消息。绝望的关露把千辛万苦磨成的针扔在一边，倒在床上，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狠睡了好几天。
醒来后，那根磨成的针找不到了，没想到却在角落找到了另一条尚未磨制的长铁片，她触电似的坐起来，暗暗责备自己：“这条还没磨成呢，就想释放，没门！”
第二根针磨成不久，关露终于被释放了，在这间单人牢房里，她足足呆了8年。
出狱后的关露再也没有轻快的步子了，她直接进了医院。
严重的风湿让她无法行走，而没有想到的是，关露竟然在医院里见到了四处寻找她妹妹，妹妹也刚刚被释放。
她们都老了，想起当年从姨母家一起逃跑，两双苍老的眼睛久久对视，没有眼泪，也没有言语。
妹妹问关露在监狱里的生活，她只匆匆略过，兴奋地讲述监狱里的“优待”方式——可以看书，她读了二十多本马恩全集和鲁迅全集。
关露的情绪异常亢奋，兴致勃勃表示要努力了解当前的形势政策，最重要的，她还要写书。
提到那部在她入狱时被抄走，丢失了大半部的长篇小说，她的语气透着遗憾惋惜，但一转头又恢复成信心满满的状态：“我一定要补写。”
但一个在牢狱中被耽误了十年的人，要补写一部三十万字的巨著，谈何容易。
关露在妹妹家住了一阵，仍旧惦记她在香山的院子，等她回去时，那座漂亮的小院已彻底荒芜，被精心打理过的花木不见了，只剩一片野草。
穿过院子，推开屋门，看到的是一老一少两张惊恐的脸，他们霸占了这所房子，问什么都说不知道。
房子要回来后，70岁的关露萌生了一个有些疯狂，让人无法理解的念头——她要修缮这座小院。
没有钱她就四处求人，年迈体弱的她，真的颤巍巍把这小院修好了。
随后，她马不停蹄地拿起笔，经常写作到深夜，玩命一般。
正当所有人都在感慨这个女人的坚强时，庆幸她终于能安度晚年的时候，命运又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她突然患了脑血栓，被送往医院抢救。
年轻时的关露
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她也彻底失去了健康，为了方便看病，她搬离了好不容易修好的小院，住在文化部分给她的小宿舍里。
那是一间小得可怜的斗室，不足十平米，屋内凌乱不堪，放下三张床，西墙紧挨公厕，长期受潮，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书刊报纸东倒西歪地躺在窗台上，枕头边。
朋友来看她，她一再要爬起来，但过不多会就支持不住，花白的头发下映着惨白的脸，看向朋友的眼光茫然又无助：“我近来很不好，浑身疼，有人劝我写回忆录，可是我连放张桌子的地方也没有。”
就算有书桌，一个在牢狱中被折磨了十年的人，要补写一部三十万字的巨著，谈何容易。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为关露、潘汉年冤案平反的文件。
朋友送来消息后，关露眼圈红红的，哽咽着：“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案还未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这年的冬天很冷，像这没有温暖的冬天一样，关露也不再有任何留恋。
她给组织寄去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做了最后的汇报：1.自己在香山的房产交工，由文化部处理；2.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写完了。
而她原计划三十万字的回忆录，只写了9万。
1982年12月5日，关露她躺在床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脸色苍白而平静，像睡着了一样。
床头边的水没有喝完，两个空的安定药瓶安静的立在一旁。
身边躺着她最爱的塑料娃娃，生前她会给每天给娃娃穿上衣服，盖盖被单，再抱起来看看。
关露走了，没有等到那百花香的春天。
原标题：《与张爱玲齐名的才女，整容后在日本人身边潜伏 | 白乌鸦精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