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灾荒时而有之。赈灾，一般来说是官府的职责。但在晚清，却有不少江南乡绅、富商参与到赈灾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其最早的文本记载，就是嘉定人郁方董的《济荒记略》。该书辑录了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记述了嘉定民间义赈的各种方法，是难得一见的赈灾史料。
郁方董其人
《光绪嘉定县志》载有郁方董小传，郁方董，字藻儒，一字舒帷，号小晋。博学工诗文，肄业国子监，考取内班，应金台书院课，为卓海帆相国、龚文龄府尹所赏拔。晚年游幕湘鄂，以文学为时推重。曾应房县聘修邑志，有《说研斋集》。
小传没有写明郁方董的生卒年，不过可以推测他主要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曾经在国子监读书，并考取内班。国子监是古代最高学府，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由全国各地按考试成绩和道德品行推荐入学，到了晚清，也有不少监生是纳粟入学的。内班，就是监生在国子监学习，完成率性、修道、诚心、正意、崇志、广业六门功课肄业后，按成绩分内、外班。户部每年会向这些监生发币银、膏火，内班的人数少于外班，而奖励高于外班。由此可知，郁方董是学习优秀，只是并未在科举考试中考取功名。
之后，郁方董在金台书院任教。金台书院位于如今的北京市崇文区，当时属顺天府官署管理，是京城一所条件较好的书院，有“首善义学”之称。该书院所收学员主要是京师和各省准备参加会试、殿试的举人和贡生，书院主持人多为名士。
根据小传记载，当时对郁方董赞誉有加的有两位大人物，一位是卓秉恬（1782-1855年），字静远，号海帆，四川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曾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另一位则为龚文龄（1795-1855），榜名昌龄，字是周，一字西园，号蔗汀，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曾任奉天府丞兼学政、顺天学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
值得一提的是，郁方董父亲郁淳在县志上也有记载：郁淳，字晋香，国子生。清道光元年（1821）考职一等，以主簿分发安徽，历署望江县华阳、桐城县白沙，历任滁州大鎗巡检、凤阳典史等。郁淳的品级虽低，但在位期间颇有名望。在凤阳时，他着力改善监狱条件，向狱囚生发放草席，并每日增加一顿稀粥。在他调任定远主簿时，正遇荒年，流寇闹事。郁淳果断捉了流寇首领李容孜，押送上司，深受器重。此外，他每到一处，几乎都会举行文会，结交当地文人雅士，共同商讨施政方法。可以说，郁淳的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了儿子郁方董。
而《民国嘉定县志》上则载有郁方董儿子郁寅亮的相关信息：郁寅亮，性方正，曾任湖北候补主簿，升用县丞，后历任枣阳主簿、保康知县。有意思的是，郁寅亮居官时，每当开庭听讼，郁方董都会在屏风后听着，若儿子语言行为稍有不当，结束后会立即严切申戒甚至训斥当官的儿子。
此外，郁方董的《说研斋集》，由张修府、程庭鹭作序，黄宗起作跋，谓其“诗境冲淡、随遇，与香山、放翁为近”。
1849年的大水灾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长江中下游的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二湖（湖南、湖北）及安徽发生大水灾，以江苏最为严重。
《道光己酉灾案》记载：“本年自闰四月初旬起至五月止，两月之中，雨多晴少，纵有一日微阳，不敌连朝倾注。平地水深数尺，低区不止丈余，一片汪洋，仅见柳梢屋角。二麦既败于垂成，禾苗更伤于未种，民力多方宣泄，无计不施，而水势有长无消，工本徒费，涸复无期，秋成失望。一灾并伤二稔，民情困苦异常。苏、松、常、镇、太等属三十四厅、州、县，无处不灾，而且情形极重。”清代姚济《己酉被水纪闻》记录了松江当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的逐日天气信息，其中总计降雨二十六天，包括三场连续性降雨过程，而第三场降雨连续时间长达十二天，可谓“水骤涨，田尽没，水之大为百年所未有”，“暴南倾盆，大雨如注，民大饥，饿浮载道。”王汝润的《馥芬居日记》提到，当时的水灾“大如道光三年（1823），而荒灾更甚数倍。”
而水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米价疯狂飙升，当时每升米已从三十五文涨至六十八文，几乎翻了一番。灾难不仅致使民不聊生，也让部分灾民铤而走险，导致聚众劫抢的事层出不穷。《馥芬居日记》载，当年农历七月初九，嘉定“荒民拥挤至西门米行赵丹林子石君家，借米发钱”，“初十日，民打毁万兴家，又打其弟米店，又打叶长茂”，“十一日，打城中顾义兴米店。”可见，当时的乡村富户，随时都有失去全部财物、甚至家破人亡的危险。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当时，嘉定乡间某大户，积米千石余，米价涌贵之时，他召集邻里，指着米仓说：“你们若能保住它，这些米就平价卖给你们。”如此一来，立即得到了邻里的允诺，乐于为其捍卫米仓。
到了七月中旬，地方富绅秦溯萱（1771-1853）又请求动用义仓本钱，发放临时救助金，标准是每户大口4文，小口2文，以抚恤民众。
义仓是由民间集资、地方绅富管理、专救本地灾民的备荒仓储，其筹措渠道包括摊捐、劝捐、义田租谷等，由乡民推举公正殷实之乡绅管理，地方官府负有稽查职责。
国子生、曾任兵部员外郎的秦溯萱是嘉定城首屈一指的大户，一直以仁心义举荫泽桑梓。《光绪嘉定县志》载，清道光三年（1823）、十三年（1833）、二十九年（1849），嘉定地区岁荒，秦家“捐赈皆万计”；道光年间，钱门塘两次大水，秦溯萱独力捐资合厂平粜花米，里人曾筑“秦蔼堂先生祠”（俗名“长生堂”），以示崇德报功劝善之举；清咸丰三年（1853），为防止太平军，他还资助了本县的防务，“捐赀以巨万计”。
在此次灾情中，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富绅的义举对嘉定平安度过灾情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郁方董，他于次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完成了《济荒记略》一书，不仅详细记载了此次灾情，也记录下了嘉定民间义赈的各种方法。
《济荒记略》及义赈方法
为郁方董《济荒记略》作序的，是江苏震泽（今江苏苏州吴县）人张履。张履（1792-1851），原名生洲，字渊甫，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位很有成绩、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论主经世、尊情，多咏道咸时事，关切国计民生。其记事诗大体有两类：一类述灾民苦况，揭官吏贪庸；一类记鸦片战争，于战场形势，敌我胜败，以及侵略者的贪婪残暴，抗敌将领的慷慨死节，投降派的畏敌误国，皆刻画生动，堪称诗史。
张履在《济荒记略》序中提到：“岁己酉，吾邑大水……有司邑士夫多方调护，俾十数万穷黎，不至多填沟壑。”郁方董则在书中更加详细记录了当年嘉定多方赈灾、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认为“吾邑绅富踊跃为善，多方设法，其事简易可遵”。
《济荒记略》记录了“平粜”“平粥店”“平粥担”“施粥筹”“施钱”“施饼饵小菜”“施寒衣”“施布棉”“施柴被”“助族戚”“济邻里”“助寒士”“贩佃户”“发谷种麦种”“代赎农具”“济女红”“卖平花”“收养遗孩”“施医药”“施疗饥丸”“门口布施”“施棺”“暗中布施”“推广布施”“酬愿布施”“印施救荒善书”“超度孤魂”“预备积贮”等二十八种赈灾手段，可谓一份考虑周全、措施完备、方便实用的赈灾方略。但不管是施钱还是施粥、施饼、施衣，无论是发放种子还是发给农具，都是地方富绅主动或被动的作为。
“平粜”就是各家大户开的米店不涨价，但也不是敞开供应，而是就近凭票供应。比如，西门的黄氏，粜完平米，又粜杂粮。
有了米还要有火，才能将生米煮成熟饭。于是，西门的大户黄鋐，即黄汝成之父，建议在折漕报功祠设平价粥店，于每日早上二次、中午二次卖平价粥。买平价粥需先买筹，再凭筹领一大碗粥。嘉定西乡受灾最重，于是出现扶老携幼，成群而出领粥的场面。为什么不直接免费施粥呢？因为此前曾设厂施粥，出现过掺灰、半生半冷、人工杂费多的弊端。东门有叶姓大户、望仙桥有张子渊、娄塘的浦映辉、外冈的陈宝斋，还有黄申浦、庄成之均开了平粥店。筹分四种，大的一枝12文，可领3大碗粥，中号的8文，领2碗；小号的4文，领1碗；最小的2文，可给粥1中碗。另外，还有一种免费的“牌粥”，就是一大碗热粥放在竹竿下，极穷者直接给牌领粥。
“平粥担”就是由绅富出资，两桶一担，约50碗，分挑到隘巷僻处，专供老弱疲病或老弱妇女残废，同样是每碗4文，按市价，绅富们1担约亏损300文。但绅富们“乐此不疲”，礼和担在西路，罗诒谷堂担在东路，叶受祺堂担在南路，德裕堂担在北路，协兴担在南城内小街遍卖，这种“平粥担”直至1850年4月才停止。
有粥最好还要有菜，于是又有“施饼饵小菜”，即大户人家的主妇把自家贮存的小菜、大蒜、酱瓜、姜、盐、菜干等，交给平粥店或平粥担。
“施寒衣”就是散施丐者。秦家世善堂、黄守约堂、胡容德堂都参加了施棉衣和制柴秧背单。
“助寒士”就是帮助私塾先生。荒歉之年，学生多失馆辍学，没有了生源，私塾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
“疗饥丸”，据说由许姓大户人家发明。其实就是将黄豆、芝麻蒸熟做丸晒干，大如核挑，类似于现在的压缩饼干，据说吃一粒可以保证三天不饿。另外还有一种“济生大丹方”，在芝麻、黄豆、糯米中掺入熟地、黄芪、山药、白术、红枣，配入炼蜜，捣和为丸，据称“香美疗饥”，可存放数月之久。
在极不平静的1849年，嘉定还采取了义仓储谷平粜、提息钱采运接粜、借给灾黎口粮、县官府发抚恤银三千两、官府劝捐义赈八万数千余贯、上级拔银一万七千两等各种赈灾措施，终于稳定了社会秩序。
“荒年转眼已成丰，人力能回造化功。枯木向荣知爱日，冻禽舒羽荷春风。言关利济非无用，事可留传不蹈空。珍重一编为善乐，此心此理古今同。”《济荒记略》写成之时，嘉定的灾情已得到稳定控制，不仅作者郁方董十分高兴，地方上的富绅也因既做了善事又保住了财产而觉得欣慰。张文洤、叶慎斋、王澐士还有郁家纷纷“怂恿助梓”，于是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济荒记略》。
撰稿：黄友斌
原标题：《古时候发生洪涝灾害，民间是如何救灾的？戳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