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儿》是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出版于1900年的杂文，甫一问世便得到广泛的讨论和认可，之后作为他最有名的作品，带着理想主义光辉激励了几代乌拉圭人和美洲人，直到现在还有多个出版社、电影奖、散文奖等以其命名。那么，罗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本书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Ⅰ

1871年7月15日，罗多出生于蒙得维的亚一个资产阶级、开明天主教家庭，母亲姓皮涅罗·利亚马斯（do.a Rosario Pi.eyro Llamas），出身于乌拉圭东岸自西班牙殖民时期便显赫的贵族，父亲罗多·哈内尔（don José Rodó Janer）是加泰罗尼亚人（“罗多”是塞法迪犹太人姓氏），经古巴而来，到罗多出生时已经在乌拉圭生活了三十年。

罗多排行第七，4岁跟随姐姐伊莎贝尔认字读书，对文学和历史显示出浓厚的兴趣。有趣的是，他不仅能够很快吸收阅读的内容，而且从小就很有讲述的欲望和传播的意识：在乌拉圭国家图书馆文学档案库，以及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信管系的“乌拉圭作家”网站，可以看到二十余份罗多编写的“童年小报”（diarios infantiles），其中最早的（可以清晰辨认）大约是1881年2月2日的“政治和文学报”《普拉塔》（El Plata），共两页，手绘了多个版块、字体、花纹，设计了订阅方式和价格，最重要的是，在引言里表示“善和公正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在致意里用连续的感叹号高呼“致敬！！团结！！繁荣！！”这时候，他还不到10岁，该仰着一张稚气而严肃的脸。

更加有趣的是，虽然一般的介绍都会省略这个“幼稚”的阶段，或者最多简单提及罗多与同学编写的一份半月小报《最初的曙光》（Los Primeros Albores），如果仔细翻阅，可以看到他执笔介绍了富兰克林生平、纪念玻利瓦尔诞辰百年、摘编1856年厦门某商人被施以不许睡觉的“恐怖刑罚”、加拿大名字的由来、非洲植物奇闻，等等。虽然一条“因课业繁忙”取消科学版的敬告“暴露了年龄”，但整体来说，刚满12岁的罗多显然深具放眼世界的胸怀、启发民智的理想。尤其重要的是，他1883年3—6月的小报都还全部是手抄，但大约8月初问世的《最初的曙光》已经变成了印刷版，四页的排版设计相当规范，而且在报头明确了社长、主管，罗多和贝雷塔（M. Beretta）为撰稿人，来自“埃尔维奥·费尔南德斯学校C班”。不难想见，罗多与同伴合作办报已经相当当真，不仅取得了一定的名气和认可，而且开始得到机构性的支持。由此反观，当时的乌拉圭社会享有比较开放、进步的思想和舆论氛围。

可惜的是，由于父亲做生意失败，又在他14岁的时候去世，家里经济条件开始恶化，他先是转入公立学校，后来直接从中学辍学，开始给书记员做助理，之后又担任了一些公职。

但如同许多“夜幕作家”一样，罗多成熟、敏感，不满足于日常浑浑噩噩的状态，保持着对生活、艺术、美学和道德的高度探测和深入思考，只在跟文人朋友的畅谈中，在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中才能感到平静。1895年，他开始正式在报纸上发表诗歌、杂文，与朋友合办《国家文学与社会科学杂志》（Revista Nacional de Literatura y Ciencias Sociales，1895—1897），陆续刊载文章《将要来的人》（El que vendrá，1896）、《新小说》（La novela nueva，1896），尝试分析当时社会普遍焦虑、沉郁的原因，在世纪末的“救世主”期待中提供另一种精神寄托，倡导建立新的友爱、和谐、和平秩序。

1898年，尽管学位不高，但因为作家、思想家的学力，他受聘蒙得维的亚大学（今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教授西方文学。他还代理过国家图书馆馆长，但最重要的是，1900年2月，《爱丽儿》出版了，向整个拉丁美洲包括西班牙逐渐扩出涟漪，他的生活，年轻一代的生活，从此变得不同。

学而优则仕。罗多加入了乌拉圭红党（Partido Colorado），1902年担任蒙得维的亚市议员，但很快于1905年辞职，因为“总感到难以承受的敌意”，一方面满腹文化上的抱负，一方面感到无法施展，尤其厌倦“议会”（parlamento）变成“聊会”（charlamento）。这不仅仅是他的一个文字游戏，其实也显示他缺乏有计划的、坚定的意志去对抗腐败、暴力和职业政客的诡辩。

实际上，那一时期的乌拉圭在红党首领、后来当选总统的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治下，取得了相当长足的进步，政治上政教分离、发展民主、改革宪法，经济上加强国家干预、国有化和民族工业发展，重视农业、提高农业技术，社会方面颁布一系列先进的劳动法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支持工人罢工、允许公立医院外科医生退休等），普及中学教育并推动各领域多层次教育的发展（如创建盲人学校）。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让乌拉圭获得了“美洲瑞士”的类比——但罗多对这股潮流持审慎的态度，比如，打击外国资本使得英国对乌拉圭的控制减弱，却难道不是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1906年，他发表了新作《自由主义和雅各宾主义》（Liberalismo y Jacobismo），跟巴特列日渐疏远，尽管一年之后重回政坛，仍然出现一些精神上的抑郁症状，1908、1910年再度担任议员和此后的写作，如《海神普罗透斯变幻的动机》（Motivos de Proteo，1909）大量讨论人格的转变，志业、能力、意志和信仰，都是在以一种乐观主义的表象勉力对抗内心的悲观。

也许可以说，比起在众人面前大放异彩、一呼百应，罗多更多地希望与世俗名利保持距离，就像《爱丽儿》中的导师，总愿将自己的教诲寄托在精灵的光环之下。1913年，他出版了另一部重要文集《普洛斯帕罗瞭望台》（El mirador de Próspero），之后致力于总结和钻研“最重要的五个西语美洲人”，其中成文的包括鲁文·达里奥，西蒙·玻利瓦尔，胡安·蒙塔尔沃。由于健康每况愈下，他向当时在阿根廷出版的杂志《面和面具》（Caras y Caretas）申请担任通讯记者，1916年7月14日出发欧游9个月，不断寄回他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见闻和交往（1918年结集出版）。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此前是坚定的“欧洲派”，罗多日渐流露出对西欧文明国家深深的失望，以及一战期间沉痛的悲怆（“对英雄主义和光荣的恶心”）。

1917年4月初，罗多住进西西里岛巴勒莫一家豪华酒店，原本打算再前往巴黎，不料于5月1日上午病发去世，终年45岁。他的遗体三年后被带回祖国，葬于蒙得维的亚中央公墓先贤祠，位置在19世纪著名作家、外交部长胡安·卡洛斯·戈麦斯之下，正对乌拉圭民族英雄阿蒂加斯。

Ⅱ

词条式的介绍，似乎有些意犹未尽，大概人物勉强浮现，却没有纵深和判断。从文字看，《爱丽儿》跟我们的阅读距离也确实有点远：乌拉圭在地球上几乎是中国的对跖点，这本书的问世距今也已120年，此外，罗多属于前现代最后一批文人作家，继承了西语美洲巴洛克式的风格，又在“杂文”（名词ensayo，来自动词ensayar，“试验、排练”）这种体裁中保留了推敲的过程而不是论文式的清晰结构，这就使他的文章语言相当华丽、几近矫饰，枝蔓出各种分句进行举例、补充、引证、讽刺、自我评价，正如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谓“修辞的花饰”（florituras retóricas），或者说“花式修辞”（retórica florida），让人眼花缭乱。据说几乎每一位拉美学龄儿童都是读着《爱丽儿》的文章长大的，我却经常需要用尺子在巨大的长句中勾画主谓，在繁杂的段落里找中心思想，或者为一些抽象的表述寻找更实在的概念，以及重新学习他的引用对象，回想起来，步履蹒跚、笨嘴拙舌。

但是，抛开表现形式不谈，文章的基本内容倒也不难把握：全文开始于一个神话般的庭院，一位年长的老师正在给学生，拉美青年，做最后的演讲；他的讲话可以分成六部分，根据罗多在给朋友马丁内斯·维吉尔（Daniel Martínez Vigil）那本赠书上手写的提要（也为后世某些版本所采纳），每节分别涉及：确认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称许他们纯洁无瑕，拥有力量和优雅的气度；鼓励他们全面发展，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保存完整的人格；推崇美育，相信绝对的美感将帮助青年们分辨善恶、追求崇高。到第四部分，他开始转向民主问题，批判普遍的平等只能产生数量上的优势，平等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功利和低俗，呼唤建立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国家，以及由知识和高雅文化统领的层级结构。之后，他敏锐提出拉美不能对美国亦步亦趋，必须重视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体系，最后倡导超越物质繁荣、寻求精神生活的更大格局。

罗多起笔很大而逻辑并不十分严密，论点夸张跳脱，立场保守，暗含种族主义色彩，然而，从《爱丽儿》问世二十年里在美洲尤其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墨西哥引起的广泛讨论和社会实践，到1941年9月14日智利大学生代表大会奉罗多为“美洲青年良师”，再到2018年《电子爱丽儿》出版并获乌拉圭文化教育部国际杂文奖特别提名，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拉美青年来说，这本小书似乎确有一种持续的吸引力，不致力于提出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理念也过于古典和缥缈，但在那个沉闷、迷茫甚至盲目的时代扮演了“敲钟人”的角色，第一次让拉美的民族读这本书，最主要的就是把握旖旎文风之后的精英派民族主义线索，其中的民族认同感一是建立于外国移民的融合进程，二是有感于美国的觊觎和声势，而右派保守立场主要可以通过爱丽儿—卡列班的互文序列进行了解。

凭借后殖民和去依附的当代理论资源问题，文中的历程和心情可以与现当代中国贯通：那是遭受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思想的入侵后，本国知识分子求新求变（或者说是一种求传统自我不变）的呼吁，充满预见，适应性至今半分未减。他在年轻人身上寄托了某种绝望—希望的胶着状态——他固然鼓励青年乐观，自己却是悲观主义的，有研究称其为“勇敢的悲观主义”——这对当下中国应该仍有参考的意义。

Ⅲ

塞万提斯学院虚拟图书馆的罗多专区“生平”里，采用了著名西语文学研究者、罗多编著专家卡斯特罗·莫拉雷斯（Belén Castro Morales）的说法：他的一生框定在两个里程碑式的世界性事件之间，1871年7月15日，当他出生在蒙得维的亚，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刚刚联合德国镇压了巴黎公社；1917年5月1日，当他在西西里岛巴勒莫酒店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即将爆发。

这样的参照从时间看当然没错，也许也是对“常识”的“友好”，但相当欧洲中心主义——能不能尝试采取该国的第一人称视角呢？比如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部“乌拉圭当代历史”课程大纲介绍道：作为南美最小的国家之一，该国东北接巴西，西以乌拉圭河、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为界，东南面大西洋，人口三百余万，首都一城独大；如同大部分拉美国家一样，其19世纪前30年相对动荡，不断挣脱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派的控制，19世纪30—60年代经历边疆界定和内部纷争，1860—1890年间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其中1875年中右翼军人执政，局势逐渐稳定，1890年胡利奥·埃雷拉—奥韦斯（Julio Herrera y Obes，1841—1912）当选总统，进一步巩固保守文官民主制度，到1930年左右基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目标。

也就是说，罗多从出生到去世（1871—1917）这近半个世纪，恰恰是乌拉圭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时期，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经验，也开始显现危机。

从独立运动时期开始，“何为乌拉圭”（uruguayidad）便是政治建设和公共舆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一方面，当地原住民查鲁亚等部族原本数量不大，加上法国对“拉丁”美洲加速渗透，戈比诺、勒庞等人的种族主义大行其道，不少本土知识分子摇旗呐喊，将土著视为低等，将混血归为造成退化和衰落的主因，使灭绝土著运动成了正义。1832年，贝尔纳韦·里维拉（Bernabé Rivera，1795—1832）的“文明化”运动达到血腥的高峰，经萨尔西普埃德斯战役，原住民几乎被新生的共和国部队屠杀殆尽，到1850年，血统纯粹的印第安人已不存在。此外，非洲裔在乌拉圭人口中占比不高，因为这里是天然畜牧的环境、没有太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接纳了一些巴西废奴（1888年）之前的逃逸黑人，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主流文化中也几乎不见踪影。

另一方面，作为西班牙建立直接管辖机构最晚、管理松散的一个地区，乌拉圭河东岸在独立后不久被迅速“填充”和“白化”：19世纪40年代起，政府颁布多项移民政策，使人口从1830年的7万上升到1900年的100万。这百万人口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国外出生的，包括相当高比例的意大利人，还有大量西班牙人、法国人、瑞士人、希腊人等。许多移民通过港口运输、贸易和新兴的工业活动成为城市资产阶级，与外省大地产主之间形成矛盾，如激发1870年—1872年农村考迪罗蒂莫泰奥·阿帕里西奥（Timoteo Aparicio，1814—1882）为首的“长矛叛乱”。与此同时，城市无产者也成长起来，1872年前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流传，工会组织、工厂罢工、工人报纸随之兴盛。

显而易见，移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流动问题，而成了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第一代移民，或者父母均为移民的第二代，是乌拉圭人吗？对此，“巴雷拉教育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佩德罗·巴雷拉（José Pedro Varela，1845—1879）游历了法国、美国，深受雨果和阿根廷作家、政治家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1811—1888）影响，20岁出头就创办报纸、创建师范学校和人民教育协会、出版《人民教育》《学校教育法》等，又参与起草《普及教育法》，向政府和民众阐述“国民教育”的思想，推动公立、免费、世俗化的学校教育。由此，新移民的欧洲原籍、宗教信仰等问题被淡化，形成比较宽容的社会环境，没有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可以说，独立运动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乌拉圭的民族主义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或说是一种发展缓慢、自由的民族主义。

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膨胀开始引起多位知识分子的注意，激发了民族主义的进一步酝酿。美国最初专注于内部发展和西部扩张，借着1823年“门罗主义”逐渐试探对外控制和征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哥伦比亚—巴拿马问题上到处插手，尤其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尝到甜头后，军事实力和野心被大大调动起来。此外，他们还擅长以巨额投资扩大文化、知识和意识形态影响，在普通拉美人眼中树立了良好、正面、值得赞誉和效仿的形象。

恰恰是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的何塞·马蒂，敏锐察觉了这一点。从1883年开始，马蒂便陆续发表《对我们美洲的尊重》《拉丁头脑》《美洲母亲》等文章，作为代表出席第一届泛美会议和后续多次货币会议后，又于1891年元旦发表《我们的美洲》，明确号召防范“外面的老虎”，不是衰落中的伊比利亚宗主国，而是欧洲新列强、是北面虎视眈眈的美国。马蒂的语言虽然诗意，态度却是坚定的，对于美国，要质疑、要视为威胁和对手，要采取经济和文化上的地方保护。

乌拉圭原本没有墨西哥那样“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烦恼，也不像古巴被一再阻碍获得政治自由、经济形态和出口市场单一，但巴雷拉等人的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追随美国教育体系，大力宣扬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广泛传播对科学的新信仰，使热衷追求物质财富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在该国知识界成为主导思想，使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成为公共教育的第一要义，人文主义被边缘化。短暂的成就感之后，倦怠来了。

罗多亲历了这些社会实验，成了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初步的成果，也是反叛或者说真正的成果。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感受到一种使命，要超越实证主义的狭隘，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他接受了新唯灵论和伯格森主义，主张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抑制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渴望，呼吁去庸俗化，保留理想主义；他批判艺术欣赏能力的缺失，称这样的文化残缺而空洞，这样的品位低俗而哗众取宠，这样的文学及其思想水准已经堕落，道德观念也日益腐朽。他批评新崛起的工商阶级和为他们服务的功利主义信徒，想用文化和文学的精英替代工商业精英治理国家。

异质强化了本质，不仅是乌拉圭一国的本质，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本质。罗多熟悉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americanismo）理想，很少单论乌拉圭而愿多提“美洲”，不断强调“拉丁”美洲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对比和分野。自由派知识分子美化美国文化、竭力模仿美国宪法和政治实践，但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信念及其基本哲学假设在拉美并没有根基，罗多就把“洋基”和“狂热”两个词合在一起称呼他们。那么，与拉美的背景、历史和价值体系更为契合的思想体系是什么？目之所及，原住民太“野”、东方太远，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仍然只有欧洲。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论者在罗多身上所看到的“西语主义”（hispanismo）需要在特定条件中理解，其并不局限于西班牙——感情上的某种怀想终究无法改变政治经济制度的孱弱现状——而更多是指西班牙语和西国文化所带来的古典主义，包括希腊罗马传统、《圣经》和中世纪基督教伦理，以及大革命百年以来的法国哲学思想。

罗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拉美从“泛美”的迷梦中摇醒，正视从北方逼近的物化和量化风潮，不要在被出卖、被吞吃之余还沾沾自喜，或者其实根本就不要追随这场疯狂的游戏。拉美要抵御影响、免受威胁，必须坚持理想，强调艺术，完善道德，无惧抗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为未来而活，因此主要面向年轻一代拉美人，激励他们把时间拉远、把格局放大。

幸运的是，罗多不是一个人。《爱丽儿》出版并迅速再版的1900年前后，一批年龄相仿、从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进入公共说理的舞台，对走向现代化的乌拉圭社会进行更好的思想启蒙。与西班牙的“98年一代”遥相呼应，乌拉圭文学和思想史界非常意大利式地将其称为“900年一代”（la generación del novecientos），将他们继承的局面视为“现代主义”（modernismo）。

一般认为，西语美洲的现代主义承自何塞·马蒂的独立精神，以鲁文·达里奥为最重要的标杆，尤其因为达里奥1893—1898年底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担任的哥伦比亚驻阿根廷领事衔几乎是一个荣誉闲职，给了他极大的时间和经济自由，连续出版《异人们》（Los Raros，1896）和震动文坛的《世俗的圣歌和一些其他的诗》（Prosas profanas y otros poemas，1896），迅速影响到拉普拉塔河东岸。

罗多本人确曾对现代主义“表忠心”（出于跟达里奥的交往，或是一种阶段性认识？），比如他的评论被达里奥收入《世俗的圣歌》第二版序言：“我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全心全意地属于这个伟大的流派；它体现了19世纪末期思想演变的特征和意义；我属于这个流派，它起源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在保持它们生命力的同时，引导它们向更高的境界转化”。

不过，罗多的现代主义，跟马蒂和达里奥的现代主义并不能画上等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美国的乌拉圭学者、耶鲁大学拉丁美洲当代文学教授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Emir Rodríguez Monegal，1921—1985）即持此看法。他属于后继的“45年一代”，也许恰恰因为这样的称号而更加敏感于代际的问题，40年代末在剑桥大学进修时，就撰写了一篇讨论“900年一代”的经典论文，从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同时人”与“同龄人”之理论区分出发，给“900年一代”贴出九个标签，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代际经验”：他们作为出生在1868—1886年间的同龄人，与现代主义先锋们享有“同时”但已经产生差异，继承了追求新美学的焦虑，仅此而已。为此，我们可以想想同为“现代主义者”的基罗加（Horacio Quiroga，1878—1937）和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Delmira Agustini，1886—1914），一个笔下是不再祥和的大森林、总与人类发生冲突的大自然，一个书写感性、情欲，直至饱受争议、被丈夫杀害。应该可以说，这一代现代主义者已经坦然呈现了向内转、接纳不和谐的现代性。

以罗多为代表的乌拉圭“900年一代”作家知识分子，归根结底是民族国家成型之后的积极浪漫派，回避达里奥式的颓废、避世——后来，在回顾《爱丽儿》出版十年的一封书信中，罗多直言“达里奥式现代主义缺乏思想”——在诗歌中尝试象征主义，在长篇小说和戏剧中练习自然主义和心理主导，在哲学上平衡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在社会学上关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各自探索爱国主义的、天主教仁爱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发明传统的表达。他们积极试探作家和人的主观性、文本的自主性、写作的艺术地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国家小、出版社少、阅读人群有限等文化生活的诸多局促之中，求得一个空间，获得一批受众，抵挡社会对灵性、闲适的敌意和追逼，不让经典文化被来势汹汹的大众文化所取代。对此，“象牙塔”里的诗人、前总统的侄子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Julio Herrera y Reissig，1875—1910）在推广他的半月刊《杂志》（La Revista，这个本质主义的刊名也很说明问题）时做了形象的诠释：“这些虚弱轻浮的日子，不存在什么文学中心，只忙着建足球俱乐部，不看头脑的胜利，只看双脚的胜利。”

Ⅳ

“爱丽儿”是一个名字，但在中文语境里认知度不高，比如1967年英国市场上出现的世界上第一款加酶洗衣粉、至今宝洁公司旗下著名的清洁品牌Ariel，90年代进入中国的时候被翻译成了“碧浪”；而1989年一部迪斯尼动画电影和之后系列动画的主人公也叫这个名字，但中文一般直接叫她“小美人鱼”。实际上，这个名字出于一个漫长的文本序列，以其为题莫不体现了罗多的自诩和追求。

“爱丽儿”这个单词，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圣经·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开头，是大卫王居住的城市的名字，不过罗多拿来命名，应该是对莎士比亚的致敬，出自莎翁去世前最后一部独立完成的作品《暴风雨》。该剧讲述被篡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帕罗逃到神秘小岛上继续醉心学问和魔法，偶然等到机会制造风暴并复仇。剧中，爱丽儿是一个无影无形但被巫婆卡在松树里的空气精灵，被普洛斯帕罗解救，只好听从他的指挥；由于能调动世界上各种元素、锁定时间改写历史，他成了主人复仇的先锋和执行者。这个形象原本并不占据主位，精灵虽然看似超验，却不像出于对善和公正的追求，多次讨价还价又被威逼利诱，自由受到沉重的桎梏。后来，爱丽儿也曾被歌德借用到《浮士德》中。

可以看到，罗多与莎士比亚的爱丽儿不仅间隔了将近四百年，形象上也有很大差异，实际上，他更加直接的来源是勒南和鲁文·达里奥笔下的卡列班。卡列班也是莎翁《暴风雨》中的人物，是巫婆的儿子，丑陋畸形、野性不改，被教会了“人类”的语言但“不知感恩”，为普洛斯帕罗做工但满心怨念，还一度想要侵犯魔法师不谙世事的女儿米兰达。1878年，勒南发表了哲学剧本《卡列班：暴风雨之后》，将卡列班设定为工人，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贵族普洛斯帕罗，让精英的爱丽儿消失不见。注意：勒南是支持君主制、反对民主化的，所以他投射出的卡列班是狂热的革命者，酗酒、无知、追求眼前利益和权力，而普洛斯帕罗和协助者爱丽儿进一步成为贵族权利、人文主义（拉丁语、书籍）和更高精神追求的代表。

几年之后，达里奥在《异人们》中继承了波德莱尔对爱伦·坡的追溯，认为坡的个人悲剧在于天纵才华遭到扼杀，因其周围环境麻木、敌意：“卡列班统治着曼哈顿岛，统治着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统治全国，建立起物质统治的王国，跟爱迪生神秘结盟，在光怪陆离的芝加哥城对粗俗奉若神明。卡列班以威士忌为乐，就像在莎士比亚剧中以葡萄酒为乐，他生长、膨胀，不再是任何一个普洛斯帕罗的奴隶，也不受任何空气精灵的欺侮，只变得肥硕，不断繁殖。”不仅如此，他还将两者进行直接的关联，第一次给爱丽儿赋形：“坡，如同一个变成人的爱丽儿，在一个奇异谜题的摇荡中度过了一生。他生在一个实用、物质的国度，但环境产生了反作用，一个工于算计的地方冒出瑰丽的想象。”

罗多非常关注勒南，更不用说时常碰面的达里奥，看过他们的卡列班寓意肖像画之后，他心里的爱丽儿也呼之欲出了：“翅膀张开，衣袂飘飘，身体被光的爱抚镶上金边；宽阔的额头抬起，从容的微笑中嘴唇微翕，一切都表现出昂然宣示起飞的态度。”我们在罗多档案里发现了一些略显凌乱的构思图，无论发型、胡须，每一个侧脸都想重点突出“目光如炬”，因为他把爱丽儿放到了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不代表爱伦·坡那样的个体，而代表美洲青年，代表理想和理性的原型。

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爱丽儿”，这其实只是作品的标题、依托的“灵光”、讲述的对象，全书的声音都是从普洛斯帕罗发出：他从魔法师转变成了智者导师的形象，给说理增加了某种虚构的可读性；他选择了教学的形式，采取柏拉图和福音书式的对话（手稿中最初设计过信札），用引语不留痕迹地开具书目，尽可能选择不同历史和文化形态中的故事，启发寻找人类发展更本质性的模式和动力机制。

总而言之，罗多在爱丽儿—卡列班—普洛斯帕罗三者之间挑选打磨，灌注了许多自己的理想和期待。他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确实触发了大量的社会反响，不过，他的对话人很明显是有天赋、受过良好教育、最好具有卓越才能的精英，他为秩序、等级、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和威权辩护，只字不提原住民和黑人，仿佛任其闭锁在社会底层。换句话说，罗多的理想社会结构还处在早期的准中世纪社会，引领或追随，每个人安于天命。

Ⅴ

1900年2月，罗多自费162比索出版了《爱丽儿》，首次印刷700册。此后大约二十年间，《爱丽儿》在西语世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这个过程部分得益于罗多很早就开始有策略地建立一个“同行评议”网络，其方式是赠阅和书信往来，跟西班牙、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波多黎各、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多国知识分子笔谈。

《爱丽儿》跟西班牙的关系比较微妙。西语美洲各国虽然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文化出版事业仍在起步中，心理上也仍渴望寻求“母国”的认可，因此《爱丽儿》刚刚落地就登上了跨大西洋的定期邮轮。6月间，西班牙已经有四位作家在书讯书评中作出反应，尤其以乌纳穆诺[19]和克拉林[20]的态度为风向，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克服了陈腐衰败的现代主义，而且在日渐物质化的生活中重新张大古典的“闲适”概念，另外在社会进化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提出用团结有机的民主来保护弱者。几位作者都鼓励不知名的乌拉圭年轻作家，不过，胡安·巴雷拉（Juan Valera）的一个观点委婉但贴切：罗多在一个“进步”还没有到来的国家大谈不要进步，是否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爱丽儿》从多米尼加共和国迅速传播到古巴、墨西哥，恩里克斯·乌雷尼亚（los Henríquez Urea）两兄弟功不可没。他们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父母分别是医生/政治家、诗人/教师，成长过程中经历和参与了“师范运动”，因为1880年第一所师范学校在当地建成，社会上存在着以世俗、理性方法教育下一代，健全人格、重建道德社会、建设独立和现代化美洲的思潮。他们在家中读书会（被称为“龚古尔兄妹们”，分享过邓南遮、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人作品）接触到罗多这本小书之后，立刻建议《文学杂志》（Revista Literaria）刊载，并于1901年推出了《爱丽儿》在乌拉圭以外的第一版，拉开了爱丽儿主义在美洲大陆传播的序幕。

1904年，移居古巴的两兄弟眼见“美西战争”之后的哈瓦那和圣地亚哥知识分子苦苦寻找方向，年底向罗多寻求授权，1905年1—4月将本书作为《文学古巴》（Cuba Literaria）增刊进行了出版。1910年，他们重回古巴，又推动建立了哈瓦那讲习社，开幕活动就是解读《爱丽儿》。

1906年，恩里克斯·乌雷尼亚一家迁居墨西哥，引领了新一轮的介绍。墨西哥也在1867年通过大学教育将实证主义树为绝对真理，半个世纪下来，不仅难以接受新的哲学、文化潮流，也视人文知识为无用、不合时宜，这反而激起新一代年轻人对“另一条道路”的寻找。通过文学杂志和讲习社初步了解后，阿方索·雷耶斯[21]说服了在新莱昂做州长的父亲，印制500册《爱丽儿》，1908年5月在蒙特雷进行了免费发放，成为乌拉圭之外的第三个版本。

不久，国立预科学校的校长、一位思想体系已经比较成熟的实证主义者，又资助了一个版本，对未来的大学生，墨西哥大革命的亲历者和1916年之后后革命时代的建设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读《爱丽儿》满足了墨西哥知识界的种种心理需求：对精英领导制度的维护，对美国干涉的抵制，对物质主义、科学至上和专业化的批评；面对世纪之交欧洲所出现的诸多新人文思想，他们认为罗多是第一个本土阐释和对话人。

带着或多或少的缺陷，《爱丽儿》在西语美洲青年们心中唤起了一种在当时难以想象的主人翁精神，是此前的浪漫主义都不曾见过的。1908—1920年间，多国召开的大学生联合会都宣称是从《爱丽儿》的课堂走出来，共同呼应罗多和爱丽儿给予他们的乐观主义和建设性的反抗精神，既对抗美国，也反对本国的独裁和腐败，包括掀起大学教育改革的浪潮。正如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22]所说：“毫无疑问，罗多的爱丽儿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最初的发射台”。

有趣的是，爱丽儿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冲击和批评，进入了新的接受时期，恰恰可以雷塔马尔为代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革新对拉美现实的解读，重现被普洛斯帕罗边缘化、被爱丽儿忽视的卡列班立场。

1925年，博尔赫斯率先扔来锐利的标枪：罗多不是扬基，但也是个美国人，波士顿的大教授，满脑子拉丁特质西班牙特质的想象。两年之后，马里亚特吉也以鲜明的左派立场来打破“罗多神话”：对一个资本主义、财阀政治、帝国主义的美国，能够有效对立的只有社会主义的拉美，别无他法。

与此相应，乌拉圭本土的“45年一代”，安赫尔·拉马所谓“批判的一代”（la generación crítica），恰恰是在对罗多的整理和重读中成长起来的：1945年何塞·佩德罗·塞贡多、1957年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版本的全集，1947年罗伯特·伊巴涅斯举办的纪念展览，共同标志了一个阶段的结束、新阶段的开始。整个60年代，尽管不乏指责罗多的缺陷、近视、误判、矫饰的声音，甚至扬言要“用七把锁锁住罗多的墓，行动吧”，马里奥·贝内德蒂《何塞·恩里克·罗多的天赋与形象》（1966），加上《前进笔记》月刊第一期（1967年5月号）和第五十期（1971年6月号）汇编了重要的研究文章和纪念罗多百年诞辰的演讲，最终定下基调：后世种种分析和诠释表明，即使在动荡和革命的今天，罗多这个富矿仍然没有枯竭，《爱丽儿》最成功的作用，是把欣羡的目光，变成警惕的状态。

最后必须说回雷塔马尔。他1971年发表的杂文《卡列班》，以及延续到1992年美洲“发现”500年纪念前后的拓展，梳理了莎士比亚笔下魔法师、精灵、怪物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不断变形，读来如万花筒般变幻惊人，但又保持了左派的底色。他最重要的观点来自曼诺尼1950年的《殖民心理学》和1956年《普洛斯帕罗与卡列班》，以及乔治·拉明1960年《流亡的快感》，将卡列班视为被殖民者，承受着“普洛斯帕罗情结”，寻求殖民者的认可而不得，因为后者始终是种族歧视、父权压迫的。雷塔马尔用很长的篇幅来论证罗多搞错了拉美的象征，不过总体而言，对罗多的批判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凶：其实他同马蒂一样，预警了美国霸权的蠢蠢欲动和长远威胁。

VI

根据本人粗略的统计，《爱丽儿》1914年就有了法语版，1922年美国推出了时任阿根廷大使翻译的一版1967年剑桥大学出过一版，但导读是英文的，正文仍然是西班牙语，1988年又有西语学者、翻译家塞耶斯·佩登（Sayers Peden）版本面世，之后1994年出现德语版，1999年意大利语版。我们的中文译本虽然晚，但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国人价值观变化、中国拉美研究的演进、中美关系震荡等角度看，是不是也当得一句“来得巧”，即西班牙语的“欢迎”（Bienvenido）。

这个“来”，恐怕仅仅用“乌拉圭文学汉译”的筐子是盛不下的——乌拉圭共和国建国以来，基本也可以说自有“东岸”殖民地（17世纪初期）以来，其文学译入中文的不过30余本（另有少许再版），而且比较成规模的只有基罗加，以及近年被誉为“乌拉圭鲁迅”的加莱亚诺。比较和评论，这里就不作了，还请有兴趣的朋友先去读过，也希望中国关于乌拉圭的书籍，能很快超越地图册和“列国志”的范畴，“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大概是中文里仅次于“斯堪的纳维亚”和“亚的斯亚贝巴”的拗口地名了吧，但其实讲明白了很好记：1520年麦哲伦船队经过时，有船员用葡萄牙语或者拉丁语喊了声“我看见一座山”（Monte vid eu）。跟中国相比，乌拉圭很远、很小，但她也有山、也有河，有自己的历史和思想脉 络，愿通过《爱丽儿》这本小书，大家有所见，有所得。

此次翻译主要据两个版本译出：

José Enrique Rodó：Ariel，ed.Belén Castro，Madrid，Cátedra，2a ed. 2003；

José Enrique Rodó：Ariel，Liberalismo y Jacobinismo，Ensayos，estudio preliminar，índice biográfico cronológico y resumen bibliográfico por Raimundo Lazo，México，Editorial Porrúa，1968，10a edición 2005.

另参考赵德明教授节译《爱丽儿》，收于赵德明主编：《摆脱孤独》（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罗多对其他作家作品引用和指涉颇多，但仅三处指明来源；本译本中如无明确标示均为译者加注，其中译名和译法尽量查对已有或比较稳定的中译本。如对莎士比亚《暴风雨》中人物的译名从译林出版社2018年朱生豪译本。

[作者于施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助理教授，西班牙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与西班牙语世界文化交流史研究。译著有《伦理学的邀请》《永恒的生命》《爱丽儿》]

原标题：《另一个东方的“勇敢的悲观主义”——《爱丽儿》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