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迎接建校70周年，学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组织校史修订工作。自今年年初，组建学生志愿者团队采访学校老干部和老教授，记录他们讲述的法大建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刻画法大师生与时代同行、为全面依法治国艰苦奋斗的一幅幅历史画卷。在本期中，学生记者采访了杨鹤皋教授，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共同了解法大的故事。
个人简介
杨鹤皋，又名克奇，男，汉族，1927年8月生，湖南长沙人。他少年时曾在印刷厂当学徒，后获得公费继续上学。1947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高中部学习，1950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院系调整时并入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杨鹤皋历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及法律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兼职教授，东吴比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法律思想研究会副会长，顾问等职。
他任教四十余年，特别致力于中国法律思想的研究。自1979年起，与张国华、李光籼教授等重新建立“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法学学科，为促进中国法律史的发展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他曾主讲中国法律思想史、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创建“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点，培养了一批法学人才。
他一生踏踏实实做学问、著述颇丰，己出版20种，约三百多万字。著有《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上、下）、《先秦法律思想史》《魏晋隋唐法律思想研究》《新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商鞅的法律思想》《贾谊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中国预防犯罪史》，主编有《中国法律思想史》《两汉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孔子法律思想研究》等。日前他主要研究中国预防犯罪史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其传略已被收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中国人物志》《高级科技人才辞典》《中国法学家辞典》等多部辞书。
北京政法学院建校初期及复办情况
杨鹤皋教授今年已经94岁高龄，但他仍然在整理过去的手稿，准备联系出版社刊印新书。这些手稿是他克服手颤，坚持一字一字亲笔写下的早期书稿。在采访过程中，杨教授反复向我们提到，法大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校史对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52年，为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和“每大区如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教育部决定成立北京政法学院。彼时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就读的杨鹤皋，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其他三所学校的许多学生一起，成为了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据杨鹤皋介绍，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之初，学校师生员工共有863人，其中学生有766人，这包括了原来四个学校政治系、法律系和社会系的学生435人，另外还有从司法公安部门调来培训的干部331人。
在建校初期，学校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教学工作的开展。当时学校在教学方面采取了单元制和学时制相结合的方式，即在一定的时期内集中讲授某一专题教学内容。回顾当时教学的具体开展情况，学校的主要课程均聘请了校外名师和政法部门领导干部进行讲授。此外，其他教学任务包括课程设置、讨论、辅导和考核等工作，都由当时的教学中心——理论业务辅导组（通常被简称为“理论辅导组”）负责完成。
当时，理论辅导组的负责人为鲁直同志，组内其他主要成员则是从革大调来的老干部与原清华、北大、燕大的中青年教师。值得一提的是，院领导为培养青年教师，还选拔了10名优秀学生参与到理论辅导组的工作当中，杨鹤皋便是其中一位，这也成为了他在法大教学之路的起点。
谈及在理论辅导组时边学习边工作的情景，杨鹤皋回忆，当时是采取讲大课的形式，讲课的时候除了学生、调干学员，他和其他成员都一起参与上课、参与学生小组讨论。青年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学生的疑难问题，在经过理论辅导组成员的研究讨论之后，再给学生上辅导课答疑解惑。
当问及具体的上课情景，杨鹤皋向我们介绍，当时政法部门领导来讲课的时候，旁边都要有理论辅导组的成员在黑板上写板书，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做笔记记得清楚一些。例如当时有一位来自湖南的老革命家何长工来讲革命史，口音很重，同是老乡的杨鹤皋便负责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写板书。这就是1952年，授课老师和理论辅导组成员的工作状况。
直到1953年9月新学期开始，为了适应教学任务发展的需要，学校撤销了理论辅导组，新设置了马列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教研室、国家法律教研室、理论政策教研室、国文组、俄文组、体育组等教研机构。而原来理论辅导组的人员被分配到各个教研组，后来成为了学校各学科教研的中坚力量。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转为4年制学制，这是向其他普通高等学校看齐的一个标志。
后来的二十年里，杨鹤皋先后经历了反右和各种政治运动。待时间来到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和发展，全国法学教育及科研机构相继恢复，北京政法学院也于1979 年正式恢复办学。
复办初期学校条件艰苦，在教师资源的调度上，经过中央同北京市协调，决定从北京市和安徽省先抽调回来一批教学骨干力量。杨鹤皋当时在北京六十四中任教，是复校办学后的第一批教学骨干。而在硬件条件上，由于原来的校址被占，学校复办时收回了教学大楼的第一层，师生就只能先在教学楼北面的课室内上课。学校复办初期缺乏上课所需的桌椅，学生听课只能坐在小马扎上，两腿就当桌子，在上面记笔记，由此产生了“马扎精神”。教师的办公地点则是工棚。学校没有宿舍楼，便在外面租了一些房子，而师生如需洗澡则要从海淀走到今日的西直门处。图书馆的藏书在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时都交给了首都图书馆，几乎所剩无几。但随着学校复办进程的推进，收回来图书有将近21万册，几乎所有图书都得到了较好的留存。尽管硬件设施简陋，但对于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杨鹤皋说，当时大家都很珍惜且无怨无悔，任何困难都抵挡不住大家学习的热情。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建设历程
涉足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个学科，对于原本想当汉语教师的杨鹤皋而言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反右派运动风波后，杨鹤皋被降职在校图书馆工作了22年。这期间，他没有资格教课只能从事地下研究。尽管生活上物质条件艰苦，但得益于家人的支持和自己的积极心态，他一直没有放弃文史研究。在北京政法学院复办的初期，原来希望到汉语教研室工作的他被告知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个课程缺少教师，他较好的文史基础被教务处长看中，于是杨鹤皋单枪匹马开始建设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
尽管缺少教材，没有经验，但是杨鹤皋说文史相通，中国法律思想史同他之前涉及的文史研究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学科研究的转变和接受上并没有那么困难。后来在师从张国华和李光灿期间，杨鹤皋协助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李光灿教授创建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和中国法制史研究会。
刚接触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个学科时，杨鹤皋以一本此前内部刊行的《中国政治法律思想简史》（主要是政治思想史）为基础，不断查找资料。并且结合了自己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所积累下的资料作为补充，二十二年的沉心研究终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充实学科研究材料并积累经验，杨鹤皋还跟随当时北京大学的张国华教授到各处听课，自己先学习后再回学校给当时的同学讲课，最终完成了《中国法律思想史》讲稿，也顺利完成了为当年的403名本科生授课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编印了《古代政法文选》，这是学校复办后的第一种教学参考资料。就是这样，在杨鹤皋的不断努力下，学校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由此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
这个过程不仅助推了学校的教学建设，也推进了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982年，由张国华和杨鹤皋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司法部统编教材）一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系统论述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历史的教科书，后来被各政法院系普遍采用，它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3年，学校申请设立法律思想史硕士点，由当时已为副教授的杨鹤皋先生负责。杨鹤皋回忆，硕士点的申请过程很顺利，也招收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他表示，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中国法律思想史包括思想史和制度史两个部分，思想史理论占主要部分。在注重传统法律文化的今天，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愈发重要。
自从1992年离休之后，杨鹤皋先生仍笔耕不辍。他高兴地与我们分享，今年还将要继续出版《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一书。先生的手有先天性的颤抖，但是他一直坚持握紧手中的笔，这些年逐字记下的文稿已近800万字。尽管今年他已经94岁高龄了，先生依然乐呵呵地告诉我们，只要依然思维正常，只要还能动笔，无论是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还是过往半生的回忆经历，他都会继续写下去。
法大微信 【第20210726期】
内容来源：新闻中心
记者：钟佳焰 段雨萌
照片：胡麟
原标题：《口述校史 | 杨鹤皋：忆七秩峥嵘岁月 述半生法史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