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女兵，军营方阵中的铿锵玫瑰，无时无刻不彰显着“巾帼不让须眉”的霸气。在英雄城南昌，就走出了人民军队建军以来的第一批女兵。
到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这样一幅幅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这些人，齐耳短发，军服整洁，既有军人的飒爽英姿，又流露出女性的柔美。她们便是人民军队中的第一批女兵。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在当年参加起义的2万多人中，有30多名女兵。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群英姿飒爽的女兵在行军作战中英勇无畏。起义军解散后，她们又分别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有些九死一生，有些却英勇牺牲了。她们果敢坚毅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展现了女兵的风采。
南征北讨中初试锋芒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介绍，南昌起义中的女兵大多来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少数来自妇女政治训练班，被分派至南昌起义各部队，担任宣传或救护等工作。南昌起义中的女兵队伍并不是同一天集结完毕的，也没有特别的称谓和独立编制。除少数几人较早加入部队工作外，大多数如散落在各处的星星之火，自发奔赴南昌起义军。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批准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女生队”中的彭猗兰（又名安琳）和彭援华（又名彭文）最早接到去南昌起义军工作的命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从成立之初就受到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关怀，“女生队”更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培养，她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战术知识、兵器使用等，并在南征北讨中初试锋芒。
彭猗兰是“女生队”指导员，刚满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学“女生队”之前就在广州接受过一些革命锻炼，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在“女生队”担任指导员期间，她经常组织参加对外活动，并协助组织培养和训练“女生队”学员。彭援华是“女生队”班长，也是党员，在校期间经常帮助彭猗兰做党的工作。由于彭猗兰和彭援华是较为活跃的共产党员，工作经验相对丰富，“女生队”解散后，彭猗兰和彭援华离开军校到部队报到，参与准备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9日晚，彭猗兰和彭援华同林伯渠、吴玉章等乘船到九江，随后上庐山，住在庐山胡景芳宾馆，等待中共中央对起义的指令。26日，她们到达南昌，在江西大旅社集中待命，白天外出做宣传或调查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
起义前夕，她们接受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令，除了参与前敌总指挥部的通讯联络工作外，还负责书写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等。
7月31日，另一名“女生队”女兵胡毓秀几经辗转，终于赶在起义爆发前夜经九江到达南昌，与前敌总指挥部会合。几天前，胡毓秀还因为严重的贫血症在武汉医院接受治疗。面对革命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看着身边的同学、师长相继与她辞别，奔赴革命的浪潮中，她不顾身体的虚弱，毅然来到南昌，主动要求随起义军一起行动。周恩来得知她大病初愈，劝她不要上前线，留在当地做地下工作。胡毓秀再三请求。因为她态度坚决，周恩来便准许她与彭猗兰、彭援华一同留在总指挥部参谋团工作。
“那一夜我和战友们极其兴奋地来往穿梭在各处战场间，一边做宣传鼓动工作，一边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在回忆文章里，彭猗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女兵在当时中国社会出现，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彭猗兰写道：“当时妇女离开家庭去上学已是少见，更不要说去当女兵了，当时人们是以诧异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女生们剪发、背枪、列队，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反帝、反封建、反蒋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演话剧，进工厂宣传……这些都是女兵们从前做梦不曾想到的新事。”
南下途中救死扶伤
起义军南下时，彭猗兰、彭援华和胡毓秀3人被分配在参谋团，其余学员被分配在叶挺的第11军、贺龙的第20军和朱德的第9军从事宣传或救护工作。
8月，正值盛夏酷暑，女兵们每日都要随队行军走上八九十里路。经过十多天的行军，女兵们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却没有一人掉队。向瑞金进军时，在壬田遇到涨水，为避免与敌遭遇，部队走小路前进。这一路都是涉水前行，一走就是一天一夜。夜里涉水行走困难，女兵们滑倒在水里又相互拖扶起来，就这样一直向瑞金方向奔走。
女兵彭猗兰曾在回忆起这段起义军的经历时称，当时她兼做机要通讯工作，每晚提着煤油灯，由战士护送，将革命委员会收到的各军作战报告和信件等送到前委，并将指示带回。而被编在军事委员会参谋团的女兵们，则跟随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同志一起行军。周恩来、恽代英等都有坐骑，但他们都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起义军南下的过程中，战斗多次打响，伤员很多，于是部队组织起了女兵救护队。女兵中的杨庆兰、谭勤先等都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了，其余女兵都被分配在临时医院担任救护伤员的工作。
起义军经过一个月的行军战斗，减员近万人。中共前委决定改道经福建长汀，再沿汀江、韩江进入东江地区。队伍向福建汀州出发时，王鸣皋等女兵留在瑞金照看伤员，王鸣皋担任护士长。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女兵们只能极尽所能为伤员们治疗，鼓励他们和伤病做斗争。等伤员都移交给汀州医院后，她们才整装出发，再次奔赴起义军。
宣传工作是重要任务
宣传工作是女兵们随队南下途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让百姓了解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和政策主张，女兵们常常走上街头，通过张贴革命标语、发表演讲、自导自演文艺节目等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女兵们在路边书写“打倒军阀”“开展土地革命”“工农革命万岁”等标语，四周便聚拢了不少围观的群众。标语写完了，群众也集合好了，女兵们站在凳子上，高声演讲，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斗争。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女兵们还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其中彭援华编排的《老母亲念经》很受欢迎。《老母亲念经》讲述了江西乡村的一户农家原本过着安定的生活，因受国民党军阀压迫而流离失所、生活凄惨的故事。节目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现状，揭露了国民党对百姓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号召百姓行动起来开展斗争。女兵们以真实生活作为创作蓝本，用生动逼真的演出，让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产生了共鸣，引发热烈反响。
杨庆兰、何柏华、谭勤先等女兵跟随起义军南下到潮、梅地区，在枪林弹雨中传送命令、运送弹药，直接参与战斗。女兵们还积极动员当地群众支援起义军。在东江地区，绝大部分妇孺老人都留守在家，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革命兴起后，妇女们是当地农会的主要成员。在女兵动员下，妇女们主动为部队担米、做饭、送水。战斗最为激烈时，女兵们把数百名妇女组织起来，侦察敌情、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发挥了重大作用。
起义军到达潮汕后，敌众我寡，作战连连失利。女兵们根据组织安排，一部分在潮州红十字会的医院里担任护理员，后来乘船转移到上海；周开壁、曹泽芝（又名曹泽之）等女兵随队到了海陆丰地区，加入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彭援华、肖凤仪等女兵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于闽粤赣边界。进入赣南地区后，环境越来越艰苦，朱德派人与武汉党组织取得联系，动员女兵到武汉做地下工作。随后，这批女兵几经周折到了武汉，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据史料查证，参与南昌起义的女兵共有31人，她们的名字是彭猗兰（安琳）、彭援华（彭文）、胡毓秀、谭勤先（谭乐华）、王鸣皋、志元、曹泽芝（曹泽之）、杨庆兰、周铁忠、周开壁、陈觉吾（陈夷坚）、孙革非、方晚成、肖凤文、肖景子、黄厚吉、苏同仁、何柏华、陈兆森、高牧之、袁德俊、文曼魂、肖凤仪、张仁、吴志红、陈紫、马玲、张文明、谢某某、洪某某、熊某某。这些名字，有的被大家所熟知，有的甚至连完整的名字都无法核实。有的女兵名字之后，仅有一句“一名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再无更多生平介绍。
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周恩来曾对女兵们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可以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用不断与困难做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对革命的一片赤诚真心，为第一支人民军队的诞生增添了新鲜力量。
女兵故事
谭勤先：宜黄城外勇敢斗敌
谭勤先，浙江桐乡人，又名谭乐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1927年7月30日下午，谭勤先和其他女兵随军登上庐山。当晚在得知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开会的消息后，她们请当地老百姓当向导，翻越庐山，经鄱阳湖乘小船向南昌进发。8月5日，她们径直到达南昌李家渡后便离舟登岸，然后步行至抚州，在那里赶上了南下的起义部队。
行进至抚州宜黄时，部队驻扎在城外的一座破庙附近休息，庙四周没有围墙，被高低不齐的树环绕着。那天，谭勤先被安排站岗，忽然听见一阵阵脚步声，她便警惕地蹲下身子观察情况。原来，一小股敌人正从西面走来。于是，她一面招呼着破庙附近的战友，以此来震慑敌人，一面以恐吓的口气大声喊道：“缴枪！否则我叫同志们出来打死你们！”敌人顿时慌了手脚，乱作一团，有的就地隐蔽，有的掉头便跑。这时，起义部队迅速出击，敌人最终缴械投降。事后，出于对同志的关爱，支部书记王海萍批评了她：“为什么不早来报告？要你一个人冒险，万一你被敌人杀了，我们还不知道呢，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冒失了。”尽管谭勤先受到了批评，但不少战友对她的果敢举动投来赞许的目光。
杨庆兰：意外救助陈赓大将
杨庆兰，河南信阳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紧张起来。杨庆兰所在支部的负责同志秘密告诉她将有重要行动，要求大家随时整装待发。1927年7月29日，她们突然接到“打野外”的命令，实际上是从武昌沿长江而下参加南昌起义，与她同行的还有王鸣皋、孙革非等女兵。行至半路，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就一路追随，赶上了大部队。
女兵中年纪最小，但臂力大、枪法准的杨庆兰，之前被分配到贺龙的第20军3师从事宣传工作。一路上，仗打得激烈，伤员又多，17岁的杨庆兰就改做救护工作。年轻的杨庆兰力气很大，体重一百多斤的伤员，她能背起来上山下山地跑好几里地。最令人佩服的是，她革命热情高，又不怕牺牲，一上战场，一听见枪响，看见有战友负伤，她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要把战友救下来。有一次，连帽子都被打落了她也没在意，拾起来戴上继续往前冲。
1927年8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与敌钱大钧部在赣州会昌附近发生激战，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加上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很大。到了下午4时左右部队准备撤离，突然，杨庆兰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长有草丛的田沟里躺着一个人，她走过去一看，一个身着背心、穿着短裤的人躺在草丛里（负伤后，陈赓为避免敌人搜查口袋而特意脱掉制服）。经过仔细辨认，才发现这是第20军3师6团1营营长陈赓。只见他左腿两处中弹，膝盖骨、脚腕骨被打折，血流不止，把田沟里的水也染红了，一时昏迷不醒。
看到倒在血泊里的陈赓，杨庆兰二话不说，将他背起，急忙往山下跑，及时送到了救护所。后来，她和陈赓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陈赓还笑着说：“感谢你救了我一命，一个女孩子真不容易！多了不起啊！”新中国成立后，陈赓也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两人保持着很深的友谊。
王鸣皋：转战潮州悲喜交加
王鸣皋，湖北襄樊市（今襄阳市）光化（今老河口）人。1926年任中共光化县支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考入武汉中共青年干部军训班，同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转战闽粤赣边境地区。
1927年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5日，王鸣皋与胡毓秀被安排在潮州邮政局工作，主要负责检查来往的信件。25日下午3时许，桂军攻进城内。王鸣皋连忙收拾好文件往外跑，未料迎头碰上了邮政局老局长。他拦下她们说：“外面正在巷战，你们大军已经退出潮州，你们就暂且住这里吧！明早我会派人送你们到红十字会医院去。”
此刻，王鸣皋和胡毓秀才明白她们已经与部队失去联系了。第二天天一亮，她俩就被送到了红十字会医院。一个穿短衣的工人把她们引到厕所间，她们一进门，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大家一打照面，王鸣皋不禁喊了起来：“哦，勤先，你怎么也在这儿呀？”原来，谭勤先被分配在电报局工作，巷战开始，她急忙回营去，途中负伤，后被好心的老百姓送到了医院。
为了避人耳目，那个工人在厕所门上挂了“女厕所”的牌子。就这样，王鸣皋等3人在厕所里潜藏了整整一星期。第八天，谭勤先所负的腰伤基本痊愈，大概又过了几天，医生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暂时在这里做看护工作好吗？”能继续为革命做点事，她们自然很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她们来到了伤员的病房。第一间大病房里，住了二三十个伤病员。从那天起，她们就在医院精心地照料着伤员。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王鸣皋等从潮州转到汕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陈觉吾：悉心护理伤病员
陈觉吾，又名陈夷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参加过南昌起义。
会昌战斗打响时，陈觉吾被分配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医疗所担任救护工作。战斗异常残酷，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药品又不够供应，医务人员极度缺乏，医院的设备条件十分简陋，单是床铺一事就让医疗人员伤透了脑筋。没法子，他们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陈觉吾还主动学习《救护常识》，熟悉一些简易的医疗常识和包扎方法。本来，有些伤员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办到。
为了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陈觉吾等只好每天给伤病员换药。当时天气炎热，疫疠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还染上了流行病，这使得护理工作增加了难度。陈觉吾一连几夜没睡，眼睛熬得通红，但她从不叫苦叫累，为了替伤病员解闷，她还设法给他们讲一些历史故事。不少伤病员听到她讲《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故事，都很受鼓舞。而看见轻伤的同志能自由行动，重伤的同志伤情有所好转时，陈觉吾内心总有抑制不住的喜悦。起义军失利后，陈觉吾与张仁、吴志红等一起留在了广东南雄地区，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来源：南昌日报、南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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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足迹”——庆祝建党100周年】揭秘！人民军队第一批女兵从南昌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