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下那片药之前，护士说，“吃了就真的不能要，不能后悔了”

原创 blank 三明治收录于话题#短故事学院176个

对于女性来说，堕胎是对心理与身体的双重打击，它是可怖，是痛苦的，同时还面临社会道德的全面围剿。blank在犹疑中写下了这个故事，像是一场平静的风暴，作者用克制冷静的笔触书写了一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失去。一个大都市的现代的女性，在失去时，只能选择维持内心秩序，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文 | blank

编辑 | 胖粒

“明天去买验孕棒吧。”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转身推推他。

“没必要吧，应该不会中的。”

是啊，应该不会。我点开手机日历，那个小红点的标记依旧停留在上次姨妈走后的第一天，按理说是再安全不过的安全期了。

但这次的姨妈已经推迟十天了。

这十天里，我眼看着自己的焦虑像个越来越涨大的气球，对每一丝迹象疑神疑鬼和心怀希冀。内裤上出现的几丝血迹让我欣喜若狂，早晨刷牙时的偶尔反胃让我一整天都寝食难安。我故意骑自行车、吃冷饮，敲打和揉捏自己的小腹，妄图改变一些不知道是否已成定局的事情。

他当然也不能好过，我每天都在他耳边喋喋不休自己的焦躁和不安，频率从一天八十次向一天八百次进发。他尽力安慰，却很难感同身受。

时间一天一天流过，我知道，我不能再逃避一个结论了。

无论是什么，总得有个定论。

药店的店员把我们带到一排货架旁，从几块钱的试纸到几十块钱的验孕笔应有尽有。我一边猜测她的礼貌之下是否藏着鄙夷，一边拿起比手掌还大的长条盒子，假装淡定地付款，然后落荒而逃。

我把说明书来回读了两遍，才小心地撕开盒子里的防水锡纸袋，仿佛动作轻一点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但这根验孕棒的包装就像它即将呈现的结果一样，严谨而不近人情。

看着尿液从塑料棒一头露出的试纸浸润进去，我把验孕棒放在洗手池的台面上，等手机上的时钟走过两圈，才回头去看。

两根红线。

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找出说明书看了一回，妄图找出一点翻盘的可能，但没有。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该怎么办？要因为这个结婚吗？堕胎是不是很危险？会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妈妈会怎么说？朋友们会怎么看我？被同事们知道了怎么办？

无数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了一团乱麻，哪个都想不出答案。我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狭小的洞里，只能盯着头顶指甲盖大的天空，那里一点阳光都没有。

“姐妹们快来接血气！”

“提心吊胆，安全期内射会不会中啊？”

“姨妈推迟了二十天终于来了，来还愿！”

我拿过手机，页面还停留在豆瓣的“大姨妈”小组，大多数帖子都已经变成了已读的灰色。这个标签为“女性”、“月经”和“情感”的豆瓣小组有近四十万成员，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正在与我共享类似的困境。

据说，只要每天早晚诚心回帖，就有可能得到“姨妈神”的眷顾。这样的规则听起来荒诞，却是许多女孩试图抓住的救命稻草。她们在这里倾诉自己的故事，虽然未必会得到回应和安慰，但至少让那些羞于启齿的慌乱和惶恐得以安放。

我也曾是其中一员。

小组里经常分享各种“催姨妈”的偏方和小妙招，比如掐拇指上的穴位，或是喝熬得浓浓的桂圆红枣水。也许有心理作用的成分，但这些方法的确在过去帮我“催”来过大姨妈，虽然代价是手指上的指甲印一碰就疼，牙龈也实打实地上了火。

然而事到如今，它们已经无法再帮助到我了。

把手机和验孕棒推到一边，我们面对面坐下，预备一场严肃的讨论。

“你怎么想？”我先开了口。

“看你怎么决定，我都听你的。”他毫不犹豫地说，像是早就想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觉得太早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但是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不考虑我的想法的话？”

“我……”他有些吞吞吐吐，像在斟酌语句：“我也觉得，有点早。”

“真的吗？”我再三确认。

“真的。”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就像我想要的那样。

那时我们刚认识一年多，还没想过要很快结婚，生孩子则是更加久远的事情，也许远在天边，但绝不会近在眼前。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事情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得容易，我的生活就像一辆在分叉口前徘徊的列车，终于选择躲过一种改变，而进入另一种改变。

“真的要告诉他们吗？”我拉住他拨电话的手，内心有些忐忑。做惯了“报喜不报忧”的小孩，我下意识抵触把这件事情告诉双方家长。但我那时还住在家里，妈妈那边是不可能瞒过的。至于当时只见过一两次面的准婆婆，我完全无法预测她怎么想这件事和我们的决定，以及，会因此而怎么看我。

“肯定要让他们知道的。”不同于我的反复犹豫，他在这件事上早早做好了决定，“没事，待会我来说。”

婆婆是那种对孩子不愿放手的母亲。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事无巨细的关心。从高中的陪读，到大学的隔三差五电话联系。直到现在，每到换季，婆婆依然会发微信来絮絮叨叨地嘱咐他记得更换衣服被子，避免着凉，也不要太热。

而我常常自得于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像朋友一样，调侃自己是被“放养”长大。谈恋爱之前，我从来没有下了飞机要报平安的概念，出去玩只有拍到了好看的照片，才会在给妈妈的对话框里唰唰唰发上一串。

但再像朋友的妈妈，遇到女儿未婚先孕的事情，还能够保持冷静吗？

“妈，我爸在吗，你打开免提，我跟你们讲件事。”我在这边胡思乱想，他已经拨通了婆婆的电话。

“xx怀孕了。我们商量过，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电话那端一阵长久的沉默，婆婆叹了口气，说：“这么大的事，你们得给我们点时间接受啊。”

相比起隔着一根电话线的坦白，与我妈妈面对面的开诚布公更加让人难熬。他做好了比跟婆婆打电话时更充足的准备，以真诚的道歉开场，再从我们的决定讲到以后的计划。我坐在一边低着头听，不时抬眼偷看妈妈的表情。她的眉头皱得越紧，我的心里就越发虚。

屋里的空气仿佛被冻结了，轻轻一碰就会掉下冰碴子来。一阵难捱的沉默过后，妈妈转向我，说：“你长大了，我也管不了你了。你们自己想好就行。”

无论是妈妈还是婆婆，在这件事上，她们从未真正表达对我的责备，甚至没有说过一句“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但我相信对她们来说，未婚先孕和堕胎这两件事放在自己女儿和未来儿媳身上，大概是令人羞耻的。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在心底赞同这样的说法。

两周后的一个晚上，那时我已经预定好了医院的床位，妈妈忽然小心翼翼问我：“真的不考虑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吗？”

“不考虑！”我回答得很大声。

她没有追问，这是她唯一一次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朋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段时间，意外怀孕是我心中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只将这个秘密告诉过两个朋友，一个是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一个是有过相似的经历的好友。彼时，我们因为距离原因很少见面，但奇怪的是，有些时候隔着屏幕和电话线的倾诉比面对面容易得多，也更具安慰。

她们曾浅尝辄止地问过我，会不会考虑做出另一种选择，在得到我的否定回答后就不再问。无论对我的选择究竟有几分赞同，她们都为我提供了朋友能够给到的最为充足的情感支持。

医院从来都不是太容易的地方。

抽血、化验、拿到报告单再回科室。因为是妇产科，周围或站或坐的几乎都是大腹便便的孕妇。她们大多因为冗长的排队时间而满面倦色，有些坐在长椅上闭目养神，丈夫或家人在旁边拿着化验单和提包；有些虽然看起来很累，但依然挺着肚子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曾听怀孕的同事说过，有时候胎儿的姿势不对，做B超时医生看不清要检查的部位，就需要准妈妈多加走动，来让胎儿调转姿势。碰上肚子里的小家伙不配合，一两个小时都完成不了一项检查。

我并不是完全没想过生孩子这件事。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想以后要生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要是龙凤胎就更好了。现在，天气好的时候，路过小区楼下的草坪，我也会想，如果我有一个安静的小男孩或者喜欢咯咯笑的小女孩，我们可以来这里铺开野餐垫，拿一本小说或者童话，带上薯片和果汁，躺在草地上看天。

然而，随着对生育的了解越来越多，比起孕吐、阵痛、阴道撕裂、盆底肌损伤、堵奶、产后抑郁、睡眠剥夺、与长辈同住，还有辅导班、学区房、像打仗一样的鸡娃比拼……那些甜蜜的幻想太轻了，不足以让我走进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现实。于是我将它们收起来，下定决心要到自己完全准备好的一天再生孩子。

那么，在这里做检查的这些人呢？她们都是已经准备好了吗，还是顺其自然接受了命运做出的选择？

我低着头，从她们当中借出一条路。我们都徘徊在有很多岔口的迷宫，遇到岔路，就选一个，继续往前走。不能后悔也不能回头。

我穿过岔路，回到给我开化验单的医生那里。

“胚胎很健康，”医生从报告单上方看向我：“真的不要吗，太可惜了。”

这个问题有些尖锐，尤其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我的视线往下瞄了一眼，又掩饰般地移回来。面前的女医生白大褂下的腹部高高隆起，目测已经有七八个月的身孕。她的脸颊略显圆润，气色很好，似乎并未由于接连不断的病人而染上倦色。

“我，我还没......”我后悔没想个别的理由，“还没准备好”听起来不太有说服力。

“还没结婚？”她善解人意地帮我补全了后半句话。

“啊？哦对，是的。”我连忙点头，磕磕巴巴地接过她递来的借口。

“现在结婚也来得及呀。”

好在她似乎只是顺口提到，并无意在这个话题上过多停留，也许是见多了像我这样不听劝的病人。她快言快语地结束了聊天，便带着我去做下一项检查。我看着她有些笨重的姿势，心里忽然有点微妙的愧疚。让一位身怀六甲的大夫为了我这个来堕胎的病人忙碌，是我太不应当了吧。

那时我才刚工作不久，想做的事情和想实现的梦想在笔记本的dream list里排了一页又一页，而生孩子，无疑是不在其中的。

有时在公司遇到刚休完产假回来上班的女同事，她们大多都面色疲惫、头发凌乱、脸上冒着油光，黑眼圈像要掉下来。我询问近况，她们回给我一声叹息。睡眠不足，每天的生活变成围绕着孩子团团转。

“起码两岁之前吧，就不要想有自己的时间。”一位同事这样感叹，又对我说：“你啊，趁着没孩子，抓紧时间好好玩吧，以后就没机会了。”而昨天她还在劝我：“早点生孩子，恢复得快。”

很奇怪，人们好像习惯把生孩子这件事当作一道重大的分水岭，一面紧赶慢赶地催促着岭那边的人尽快跨过来，同时又把很多事情毫不留情地归为“过了这道线就不能做了”。比如打游戏、旅行、养宠物、认真打扮自己、保持天真和孩子气，我曾从不同人的嘴里听到它们被归到这道分水岭的另一边。

而他们还在疑惑，我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我不能违心地说我一点都不想生孩子，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好像会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让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为靶子，让任何人都有资格指摘一二。

如果忽略掉可能是我太过敏感的想法，医院的检查进行得还算顺利。我可以住院了，但目前床位紧张，即使是最贵的单人间，也要等一个星期。于是我依旧按时上班、每天吃饭，除了心里多出来的秘密，以及电脑中藏着的下一周的休假申请，我与从前没有任何区别。

直到那个周五，我休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正在座位上收尾手头的工作，领导忽然叫我过去，一边整理行李箱一边对我说：“你今天跟我出趟差吧。”

“啊？呃，好......”我心里还在组织着拒绝的措辞，嘴上却鬼使神差地先一步答应了。话说出口的那一秒我就后悔了，可现在再说不去，就更奇怪了。

我懊恼地走回工位，脑子里想着医院那边的说法：“周六必须来办住院手续，不然床位不给保留。”好在要去的城市不远，第二天应该能赶回来。

在邻市开完会打车去酒店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车子后座挤了三个人，我贴在车门上看了会儿手机，便觉得胃里有些翻腾。可能是晕车了吧，我找出一片强力薄荷糖含着，把那感觉压了下去。但薄荷糖的效力也只维持到了下车。我给司机付完款，刚走了两步，就哇的一声吐在了酒店门口的大理石地面上。

是整个胃袋被头朝下拎起来，倒了个精光的感觉。

我趴在房间的洗手池边干呕，好像有股力量要把我的胃推到喉咙口检查一下。我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也有点肿，一团糟。

记不清是这个晚上的第五次还是第八次，我漱了口，把自己扔回床上。被腾空的胃再次针扎似地疼起来。刚才烧的热水还放在床头柜上晾凉，我犹豫一下，还是端起来抿了两口，用最小的动作慢慢咽下去。感受到暖意的胃部几乎立竿见影地停止了刺痛，但与此同时，另一股熟悉的感觉袭来，预示着我的胃即将开始新一轮的过山车之旅。

疼痛和呕吐的间隙，我一边在微信里给他发语音诉苦，一边打开浏览器搜索，按什么穴位能止胃痛。而手机左上方的时间，已经跳到了凌晨三点多。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第二天我坐最早班的火车回去，在病房名额没有被取消前赶到医院报到。给我办住院手续的护士看着我的脸色，谨慎地多问了一句：“你是不是贫血？”

“没有没有，”我担心影响住院，连忙摆手：“就是昨天吐了一夜。”

护士了然，低头在办理单上签字，带我去病房入住。

后来我跟他聊起这件事，他说：“可能是它知道它要被打掉了。”我记不得听到这句话时是什么感觉。但如果堕胎这件事曾经让我有过一点负罪感，那么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了。

不是后悔，只是有一点愧疚，如果没有立即注意到就会随风飘散的那种。

“你知道吗，我看过一个故事。”那天夜里我们挤在病房的单人床上，睡在里面的人要紧贴着墙，外面的人要收腹提气才能不掉下去。屋里很黑，我忽然很想把这个故事告诉他。“据说所有的小孩儿在出生之前都要在天上排队，等被天使叫到号了，就会去到妈妈的肚子里。被打掉的小孩儿会继续回到天上排队，直到下次排到了，就再来找自己的妈妈。”

这个故事我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大概是一个几岁的小男孩向妈妈描述他出生前的记忆，在天上排队，然后飞到妈妈的肚子里。他说这样的经历他有过三次，前两次的时候，他都是莫名其妙进到一个黑乎乎的管子里，就又回到天上排队了。直到第三次，他终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我记得这是个温暖的故事，但我组织了半天语言，还是讲得七零八落，甚至有点像个鬼故事。

住院的第二天，我去取检查报告。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开始做药物流产了。

“霉菌感染啊。”医生从一沓报告中抽出一张，指着上面标成红色、后面还带着加号的一项，向我宣布了结果。这种症状并不难消除，只要用一次性塑料给药器把圆形的白色药片推进阴道，连续两至三次就可以。但由于要先解决霉菌，药流时间至少要推迟到三天以后。这意味着我之后在家休息的时间再次缩水。原本以为用上所有的年假，应该能恢复一周再去上班，看来是不行了。

“早晨查房了。”走廊里传来一个嘹亮的女声，然后是敲门和推门的声音：“咦，怎么把门挡住了？病房的门不可以挡住的。”

我连忙下床去开门，这个房间的门有点问题，从外面推会容易卡住。一位银发的老教授带着七八个实习生进来，单人间一下子显得有些拥挤。

“哦，没有挡住，是这个门的问题。”她先是绕到门后面确认了一下，才走到床边，给实习生们讲解起我的情况。她的用词和语气都很平和，不是因为我在场而特意表现出的温和，而是发自内心的不带偏见。她站在那里给学生讲课的样子实在太像我的教授，我忐忑地立在床边不敢坐下，像个要做展示却忘了带讲稿的学生。

“你不用站着。他们站着，你坐下休息就行。”她摆摆手让我坐下，转身继续跟学生们讲：“这个霉菌感染啊，很多人听到霉菌就会觉得，肯定是不讲卫生啊，不自爱，但其实不是的。霉菌感染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自己的内裤不小心和老公的臭袜子放在一起啦，或者游泳池的水不够干净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她的这段话是不是特意说给我听的。无论是不是，我都很感激她。

后来去科室挂号、复诊没再碰见过这位老教授，她也许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在之后的日子里帮了我很多，帮我抚平自己，也应对别人。尤其是当婆婆在电话里用疑惑的、在我听来稍带一点质疑的语气问：“怎么会有霉菌呢？”我可以压下内心的羞耻感，理直气壮地告诉她：“医生说了，霉菌感染有很多原因。”

我接过那片药。

“吃下这个药，就真的不能要了，不能后悔了。”护士尽职尽责地提醒我。

我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

我坐在病房的床上，把饭盒里的饭菜吃完。妈妈这两天没有来看我，但做好了饭让他带来给我。我其实庆幸她不来，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家人。

他把饭盒收好，我看着他。

“那我吃了。”

“嗯。”

我把白色的药片从铝箔里拆出来，放进嘴里。药片外面不带糖衣，碰到舌头就化开苦味。我连喝了几口水，确保它顺着喉咙滑到胃里，愣了一会儿，才扑进他怀里哭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

我一直觉得，当腹中的胚胎还没有一粒小米粒大的时候，应该被优先考虑的是母体——她的健康和她的意志。但我还是哭了，我不希望被认为毫无愧疚。就像现在，我一边写，一边害怕写完之后，我会暴露出自己是个狠心的人。

药物流产要服用两种药。第一种是让胚胎停止生长，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感受。第二种药是让子宫收缩、孕囊排出，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流产过程。第二天早上，我吃第二种药的时候，他请了半天假来陪我，病房的床上铺好了浅蓝色的一次性棉垫，地上摆着医院小卖部买来的塑料盆，都是医生特意吩咐一定要准备的。

药效发作很快，疼痛从下腹尖锐地扎进脑内的神经。太痛了，作为一个经常体验严重痛经的人，即使每个月痛到在床上打滚、眼前发白，全靠布洛芬续命，也比不上现在十分之一的痛。

“好痛啊，好痛，我要死了。”我倒在床上捏着他的手，耳边听到自己的尖叫是破音的，带着嗡嗡的回响。走廊甚至隔壁房间肯定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我感觉不到尴尬，只要这疼痛能停下，怎么都行。

他扶我起来，褪下裤子，蹲在塑料盆上，血液和血块从体内坠出，落进盆里。

“不能去厕所，一定要用盆。”护士是这样嘱咐的。这种方式看起来羞耻，但为的是确保能够找到掉落的孕囊，才能确定药流成功。

血水很快积了小半盆，我在里面翻来覆去，也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

“一直没有下来吗？”护士推门进来看我的情况，又看了看盆里的东西，决定让我再补一片药。

然而，直到时钟转到午后，我还是没有见到那个据说是白色圆形、上面有绒毛的孕囊。

他接了几十个领导催促的电话，说了两百多遍“马上就到”。没有将意外怀孕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的一个不好的方面，是不能拥有正大光明的请假借口。于是他不得不赶去公司，而我被护士带去做B超确认情况。

“卡在宫颈口了。”护士看着屏幕上的影像，对我说：“你放松。”

她拿出一件工具，也许是镊子，或者钳子，从我的阴道伸进去。明显的异物感让我想要躲避，但又不能躲，只能忍着那工具在里面寻觅了片刻，夹住什么东西，抽离出来。

“好了，出来了。”护士宣布。她手中夹着的东西血淋淋的，我分辨不出是不是白色，也看不清有没有绒毛。

回到病房，还有几袋消炎药要输。护士帮我打上针，嘱咐我换药的时候叫她，就匆匆出去了。我躺在床上看架子上的输液袋，里面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滑，滑过长长的管子，流进我的手背。

出院的前一天，我去医院大厅办手续。

“可以刷医保卡吗？“我站在缴费窗口前，把捏在手里的医保卡和就诊卡递进去。“流产的费用不能用医保报销，这一块是走生育保险的。”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推回了我的医保卡。

“啊，生育保险……要怎么走？”我对这个词语的了解，仅限于大概知道它是五险一金中的一项，但从未想到用到它的一天会这么快到来。

“要拿着你的病例、收据这些材料去你们单位申请，然后去社保局报销就可以了。你可以回去问一下，你们单位肯定知道的。”工作人员放下手里的单据，向我仔细解释。

“好的，谢谢您，我回去再问一下。”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诚恳，递过银行卡付款，心里想象着单位同事听说我要报销生育保险时脸上会出现的神情，以及这个消息将会以什么样的速度传遍公司，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设立这项制度的人怕是想不到，有人会觉得同事的八卦比信用卡账单更可怕吧。

出院那天早上，我刚收拾好东西，门就被敲响了，是一对年轻的男女。女孩是入住这间病房的下一位病人，不过看到我一个人和地上的大包小包，便主动说可以先在走廊上的休息区稍坐，让我留在房间里等家人来接。

这栋妇产科楼坐落在医院最深处，外面的树都有些年头了，从窗户看出去，不远处就是高耸明亮的新门诊大楼。那天听我说起病房所在的楼有些老旧，妈妈立刻说：“最里面的那栋楼嘛，我知道，当时我生你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我才知道这楼原来比我的年纪都大。

妈妈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拎着东西走出病房，路过刚才来敲门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正凑在一起看着手机。我不知道，那个女孩也要经历我经历过的事情吗？她看到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家的路上，我跟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们聊到生育保险报销的流程有多离谱，说到医院的新门诊楼，还有我昨天叫的汉堡王外卖。但我不会把在这里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告诉她，她也不会问。

从得知怀孕到我完全恢复回去上班，妈妈对这件事的态度始终是有一点冷漠的。她当然是关心我的，会询问我的进程，会帮我做装满整个饭盒的三菜一汤，会开车来接我出院，会让我在家多休息，给我准备营养的饭菜。但她没有紧张兮兮地冲去医院看我，每天在微信和电话里的关心都是点到为止，甚至没有试图在要不要留下孩子这件事上左右我的意见。

即使她尝试了，我多半也不会改变主意，但我很感激她没有。就像我感激她的冷漠，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被放在平等的、互相有分寸的成年人位置上。做错了事情不受责怪，是因为责任和后果都要自己承担。但妈妈不是别人，她嘴上说得再果决，手里依然默默帮我担起了一部分包袱。

我从没问过她那一点冷漠的原因，以后应该也不会问。如果她觉得女儿未婚先孕有些羞耻，我也完全能理解她的感受。否则，我怎么会把这件事对身边的几乎所有人瞒得密不透风？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有个女儿。我当然不希望她经历这样的事情，就像妈妈也不会希望我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我阻止不了她，就像妈妈阻止不了我一样。可是我很想给她讲讲我的故事，比如不小心弄破避孕套，半夜跑去买紧急避孕药的那天有多狼狈；比如吃短效避孕药真的可以治痛经，而且祛痘，但心情不太好，每天都提心吊胆害怕漏服，终于决定停药的那天觉得天空都格外明亮；当然，还有意外怀孕和流产的故事。

我有好多故事想告诉她，即使她选择的路上必定会有很多坑需要她自己去踩，我还是想把这些都讲给她听。让她知道，无论将来做了什么傻事，都不会比妈妈当年做过的更傻啦。所以，都不用太放在心上，会过去的。

后来的事情平平无奇。

我在家里躺了快一周，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复查——如果子宫内还有残余的组织没有排出，可能需要再次清宫。我忐忑地坐在圆凳上，担心听到不好的结果，但医生拿着我的检查结果，露出一个笑容：“很干净，完全没有问题！”

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到药流那天补服的、让我多疼了好一阵子，却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的那片药，也许是因祸得福吧。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呀？”

后来的后来，大概是在结婚以后，忘记聊起什么，他问我。

“我当然喜欢女孩了，漂亮又可爱，还可以给她买好多小裙子。”我说。

“是啊，”他说：“不过感觉，养女孩要更多操心呢。”

我忽然想起很久前的那个闷热的夏天，医院的单人间很小，门吱呀吱呀地响，窗外的蝉鸣很吵，我白色睡衣上沾的血迹，到现在还没有洗掉。

作者后记

这个故事存在心底很久了，我也已经往前走很久了。但真正写完的那一刻，我依然觉得如释重负：终于不用担心会忘记了。

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难以启齿，本来打算降低存在感、默默写完，但短故事的大家真的好好啊。尤其是胖粒老师，她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的理解和接纳，比我想象过也许能得到的多太多。她是我这个六月的指路明灯。

我依然不确定这个故事能够带给读者什么，但我记得依蔓在第一节直播课中说，写出来的故事就像一点点光，虽然不多，但能让一些栖息在黑暗中的人聚拢到有亮光的地方。

我也想做一点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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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吞下那片药之前，护士说，“吃了就真的不能要，不能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