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化革命开始时，我还在阳城一中上高中。那时同学们群情激昂，忆苦思甜，诉说家史。

我家也是贫农，每次回家让母亲讲家史，母亲都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十字街开了个大药房，难道我家成分有问题？为什么母亲总是回避讲过去的事？我不敢多想，在学校也不敢多言，生怕我家不是贫农，同学们看不起。1968年12月25日，父亲因公出差，不幸倒在荒山野岭，永远离开了我们。从此，我的家庭失去了幸福。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父亲写的“卢铎十二年工作简结”（1942-1954年）。仔细阅读，我惊呆了。原来父亲是为党做地下工作的，那个大药房是我党的秘密情报站，是组织为掩护父亲工作、以父亲的名义开设的。父亲对党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早知如此我在学校也该扬眉吐气了。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母亲淡定地说“有规定，不让说”。轻轻六个字，使我对母亲肃然起敬，满眼泪水夺眶而出。父亲的工作离不开母亲的支持与配合，父亲所取得的成就，有母亲的一半。

虽然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但她像父亲一样，尽心竭力为党工作，严格保守党的秘密。我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自豪，也为父母在白色恐怖时期遭受的迫害而心痛不已。我的父母是伟大的，他们的精神永存。

根据“父亲写的十二年工作简结”，参考“阳城党史”、“阳城公安70年”、“阳泰集团晶鑫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志”及母亲生前讲述，记录了父亲的生平点滴。

我的父亲卢铎（1917—1968）出生于阳城县凤城镇宋庄村一个佃农家庭。1938年参加革命，1947年由胡锡光、王福祥介绍入党。解放前父亲长期隐姓埋名，打入敌人上层，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解放后清除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做了重要贡献。1968年12月25日出差途中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1岁。父亲兄妹6人，父亲最小。祖父租种着牛蹄虎庄高xx的土地，因家里人口多，祖父无力养活一家老小，在父亲十一岁时，祖父将父亲过继给县城东门里（原一招对面）一个卢姓本家为子。1938年2月21日上午，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阳城，就把养祖父家那一片房屋炸成废墟。房子倒塌后，大梁一头落在地上，一头悬在未倒的墙上，养祖母正好在大梁与残墙的夹角里，侥幸捡了一条命，被救了出来。同年，曾祖父在下川被日本鬼子杀死。

卢 铎

养祖父是城市贫民，依靠开设一个小磨房卖面为生。养祖父游手好闲，软弱无能，常受土绅恶棍、衙役的欺辱，对家庭不管不顾，家里的一切活计都靠十一岁的父亲承担。父亲看到养祖父常被外人欺侮，又不堪忍受家庭重负，幼小的心里埋下迫切希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火种。于是父亲将磨房的地面撬起一块砖，挖了个小坑，每天将卖面收的钱偷偷拿一个放在砖下。1932年，十五岁的父亲拿着攒下的钱离家出走，踏上寻求真理、寻找希望之路。生祖父因找不到儿子，气病交加而死。父亲先到晋城医院当学徒打工谋生，1935年5月到太原医学传习所学习。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农历10月日本占领太原，父亲从太原返回阳城。1938年3月，日军攻占阳城，县政府被迫迁至西南山区，国难当头，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时刻，父亲毅然给牺盟会委派的抗日县长李敏之递交了“自愿参加抗日工作”申请书。李县长收到后，非常高兴，很快转来一张通知书，欢迎父亲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李县长要父亲到他那里的医疗所当医生，奔走于南乡一带，穿插于南乡与县城之间，侦探日军动向，药品是没收汉奸XXX的。

由于地下党员李敏之执行共产党抗日救国方针，撤换贪官污吏，任用抗日进步分子，镇压汉奸，主动接受中共晋豫特委的领导，遭到反共官僚阶层的不满，因而被阎锡山通缉。1938年7月在阎锡山未动手之前，上级党组织就把李敏之县长及夫人秘密转送到延安。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无数抗日志士惨遭迫害，许多共产党员被残杀，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从此父亲逃亡在外，奔波于敌人力量薄弱的阳南一带，为百姓治病。

1941年冬天（公历1942年元月），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来到阳城南乡开辟根据地。父亲在阳南行医，结识了太岳支队阳城武工队队长李敏唐并再次要求加入抗日队伍。父亲平日走乡串村、行医看病，李敏唐认为是侦探敌情的好人选，就将父亲介绍到阳南抗日政府公安局工作。公安局长周靖夷让父亲以行医看病为掩护，担任敌占区情报员，收集县城日军的情报。我家定为情报站，十天汇报一次，待遇是半脱产干部，每月补贴一斗五升米。主要任务是①侦察日军的行动及敌人的密探人员，查清各村、各地的密探组织。②侦探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鬼子互相勾结的各种组织及人员姓名、人数，掌握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父亲把收集到的情报及时送到我党地下组织，使县委和抗日组织随时了解掌握敌伪活动情况，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使阳南地区群众在县委组织下有准备地进行“反扫荡”斗争，避免了日军扫荡边区给军民带来的流血牺牲和财产损失。为此引起了日伪势力的恐惧与仇视，他们多次对父亲实施跟踪抓捕追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将天仙妙道收编，成立了“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他们与日伪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刺探我方情报，疯狂为日伪扫荡抢粮，充当马前卒，抓捕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

1943年春天，我家逃荒住宋庄村。日伪便衣及敌天仙妙道反动会道门组织发现了父亲的行踪，派了三百多名红枪会包围了宋庄村，把通往阳南的大小道路全部堵死，企图捉拿父亲给日本人献礼。他们愚蠢地认为父亲一定会逃往阳南八路军所在地，但父亲临危不惧，巧妙周旋，机智地向县城日军驻地逃去。敌人刚进村，好心的村民就跑到家告诉了父亲，父亲急忙拿上“良民证”就往外走。敌人来得迅猛，父亲刚出院大门，就与前来抓捕的六、七个匪徒碰了个正着。密探向日军汇报说“卢铎通共”，而父亲的良民证上的名字是“卢富奇”。敌人见良民证上的名字不是“卢铎”，加上父亲沉稳镇定，毫无怯色，便放父亲过去了。就这样父亲闯过了敌人的检查，脱离了险境。敌人在村里搜查了五、六个小时，把整个村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得到，只好空手而归。

日本鬼子扫荡屡遭失败，他们气急败坏，不惜重金收买汉奸，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搜查抓捕我方人员，到处充满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1945年正月，日本便衣汉奸XX（阳城窑头人），又向日本人告密，说“父亲是八路军的坐探”。日本洪部（日本在阳城的反动机构，设在南城上文庙现在文物馆）派了几十个人又去抓父亲。他们到了村里，父亲不在家，就找伪村长要人，一定要伪村长把父亲交给日本人。父亲回来后，伪村长找到父亲，父亲说：“我天天在外看病赚钱、养家糊口，从来没有见过八路军，他们是想讹诈我的钱。”伪村长要把父母赶出村，不让在宋庄居住。父亲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组织给拿了一笔经费，给伪村长送了重礼。伪村长让父亲找十户人家作担保，并签了“十家连环保的协议”，让父亲保证不准私通八路。若发现有私通八路的嫌疑，就把父亲交给日本人，十户人家全部受株连。然后父亲又托人找XX说情，并给他送了两仟元伪钞。在组织和村民的掩护下，父亲又躲过了一劫。

父亲的情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的情报使阳城武工队用秘密抓捕和公开镇压相结合的方式，把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处置，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不敢放肆活动。同时也争取了一些敌人队伍中的进步人员，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反动组织，使阳城人心恐惶的紧张气氛得到一定的缓解。父亲收集提供的情报为解放后稳捉、准捕敌特及血债分子奠定了基础，致使解放后没有错抓一个好人，也没漏掉一个坏人，同时也给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道路。

1945年4月13日，阳城解放，父亲回到公安局机关工作。1946年土改后，阳城社会秩序空前好转，但国民党反动派贼心不死。他们对新生政权虎视眈眈，到处制造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事端，许多地方出现反动标语，闹得人心惶惶。当时阳城一贯道反动组织活动特别猖獗。

一贯道是1941年日伪政权扶植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扰乱人心，破坏生产，勒索钱财，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日伪和蒋、阎势力掌握的反动组织。在血雨腥风的年代，我党出现了一批隐蔽特工，他们潜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为了消灭反动势力，公安局决定让父亲打入敌人内部一贯道组织上层刺探情报，从事党的隐蔽工作。临行前，公安局长胡锡光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打入敌人心脏，非常危险，一定要谨慎，必须保护好自己。相信你能圆满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

父亲离开机关，两个多月就打入了一贯道。父亲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及自己机智勇敢、灵活敏锐，仅半年左右就取得了道首的信任。父亲与道首同吃，同住，经常与道首一起到各地参加活动。阳城支柜四个人，道首、父亲、通信员还有个小孩，四人享受道费。工作了半年左右就查清了晋东南地区一贯道上层潞安总柜及下属各地各支柜的组织结构，活动地点，活动状况及大小道首的人员名单，准确掌握了阳城下层组织各个活动地点及道徒的人数及姓名。工作进展到七个月之后，父亲的行踪引起了道首的怀疑。

特工潜伏工作无异于刀尖上跳舞，需要极大的胆魄和极其坚强的意志。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似乎就是一段故事，可是对父亲来说却是生与死的考验。道首严厉责问介绍人，要追究介绍人的责任，并要将父亲清洗出道。父亲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父亲忍辱负重采用各种策略讨好介绍人，对其嘘寒问暖，寻找各种理由为其送礼，帮其办事，终于重新取得了介绍人的信任，并向介绍人做了保证，介绍人最终同意去跟道长说情。一贯道是一个组织非常严密、惩罚极其残忍的反动组织。道长对父亲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查考验，父亲对道首的审问应对自如，镇定自若。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父亲闯过了一道道关卡。道长又命令父亲写了保证，命介绍人作担保，才将父亲留了下来。狡猾的道首宣布父亲出柜，保留道籍，面临这种困境，父亲焦灼万分。在这紧要关头，父亲及时得到了上级的指示。胡锡光局长跟父亲说，组织决定给父亲找掩护，想办法隐藏下去继续侦探，不惜一切代价打消道首的疑虑，恢复道首的信任，摆脱困境。

1947年4月，县政府拨出了专项资金，以父亲“卢铎”的名义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十字街（现二轻商场楼址处），开设了三间大药铺，取名“益众药房”，作为县公安局的秘密情报站，楼上五间是公安局及有关人员联络开会的活动场所。地下党员张丕㬏（主持县委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敏唐指示其化名为张亮）在药店门外放张桌子以刻章为业，配合父亲工作。他们在公安局的直接领导下，互相掩护，侦察暗藏敌特的破坏活动。父亲与张亮由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斗争经验丰富，警惕性高，不仅始终未暴露身份和目标，而且还掌握了许多敌特材料，提供了许多破案线索，为保卫建设根据地，打击暗藏的敌人，稳定社会秩序做了重要贡献。

父亲在药店一边卖药看病，一边讨好道首，渐渐恢复了道首的信任。父亲暗地将掌握的所有材料整理分类，将他们每次的活动情况、活动地点、参加人数，一一向组织做了详细的汇报。父亲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使组织及时制定了计划，进而有步骤地将所有道首缉拿归案。他们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只得低头认罪。一贯道组织的破获为侦办顽固的反共分子，一贯道壇主XXX、国民党特务XXX、XXX、XXX等案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8年，XXX、XX、XXX等，所有道首全部落网后，父亲发现一些顽固不化的中小道首在隐藏的国民党特务的指使下蠢蠢欲动，企图死灰复燃。有的竟公然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一时人心惶惶。父亲经过周密侦查，掌握了全部情况，及时向组织做了详细汇报。组织及时准确地将这些顽固分子及隐藏的敌特缉拿归案，一网打尽，将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头镇压。阳城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破获了一贯道反动组织，之后全国各地才开始破获这个组织。为此，阳城公安受到太岳行署公安处的表扬，太岳行署也受到上级的表扬。

1951年7月，中共阳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和山西省委镇反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全面取缔一贯道。

1948年阳城东乡润城一带发现切割电线、拦路抢劫、伤害路人等多起恶性案件，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恐慌。为稳定秩序、安定民心，公安局派父亲与润城刘顺侦破这起系列案件。父亲与刘顺对过去与土匪有过联系的、无正当职业、游手好闲及没有经济来源、又大手大脚花钱的人员进行摸底盘查。他们走乡串户、深入走访，依靠进步群众，掌握了大量事实。经与领导分析研究，范围缩小到xxx等十个人身上。经过严密侦查，又发现xxx打死一名妇女。1949年冬天，东乡一系列抢劫杀人案终于告破，xxx等首犯被镇压，其他罪犯全部抓捕归案。至此，东乡一带社会秩序才安定下来。

建国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经常暗地联络，秘密开会，企图东山再起，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2年发现敌情后，父亲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快把敌人的联络地点、人员数量、来往关系及活动情况一一查清。为查清特务上线，1953年父亲在阳城安阳担着砂锅，佯装到河南卖砂锅，一路跟踪一个特务到焦作，与续哨的对上暗号后，父亲将被跟踪特务的情况介绍给续哨人后才徒步返回（当时没有车）。

记得我五六岁时，每天晚上跟着妈妈在家大门外的胡同口玩，经常到晚上十一二点。妈妈总盯着斜对面南门坡街西面一阁楼。有人见妈妈每天晚上在外站很长时间，问妈妈干什么，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闹着要出来玩，不回家。白天妈妈就到阁楼与那家女主人聊天，套近乎。他们是太原人，有个可爱的女儿叫xx，约四五岁，穿了一条马夹裤，上面形状像螃蟹盖，肩上宽，腰下窄，很好看。妈妈为了常去她家，就借口给我和妹妹各做一条那样的裤子。这样就每天到她家学做，那时都是手工缝制，我们穿上它，高兴地叫它明明裤。后来才知道，xx爸爸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在下西沟磺厂上班作掩护。为了掌握他的行踪，做到稳抓准捕，又不引起别人的怀疑，爸爸就让妈妈每天盯着。后来听公安局退休干部刘景堂说那是4号案件（父亲开药店时刘景堂在铺里当小伙计）。母亲经常帮助父亲传递情报、监视可疑人员，开会时望风放哨，为党的事业尽心竭力，自然成为我党情报组织的编外人员。

解放初期，组织派父亲审查、调查了全县反革命分子及血债分子的逃亡数字及逃亡地点。除少数不明下落的外，全部落网归案，清除了阳城的残匪，保障了人民的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把隐藏下来的特务的活动情况、联络地点及人员分布、往来关系查得一清二楚。还秘密审查了可疑分子，监视他们的反革命行动，调查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消费情况，弄清了可疑人员的数量，把敌人的一切活动全部准确地掌握在了我们手中，使我公安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在经济方面，父亲也为党作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公安机关经济困难，同志们每天吃不饱，上级领导郝克明又把此任务交给父亲，让父亲为公安局搞生产，改善同志们的生活。

1946年2月，公安局出资两万元，成立了“和平医院”。地址设在县城十字东街新华书店背后院，从业人员8名。父亲任院长，王甲成任指导员，陈雍福、宁选三、许风林、田培杰任医生，张连富任会计，杨成瑞任护士。1947年2月，除改善机关生活和必要的开支外，生产资金增加到四百万元。扭转了机关经济困难的局面，同时，医院也积极筹措药品支援前线。

1947年2月27日，太岳行署在阳城召开医药座谈会，公安和平医院被评为医药支前先进单位。1947年4月，公安局和平医院撤销，并入阳城人民医院（摘自阳城公安70年）。同时公安局出资冀洋六百万元，人民币二百万元，以父亲的名义在县城繁华地段十字街（原当铺院前二轻商场楼址处）开设了“益众药房”。父亲一边看病卖药，给机关创收，一边侦探隐藏的敌特的活动情况，做情报工作。1951年交回机关一百三十万元。除各项开支外，父亲给机关积累了两千万元资金，为公安机关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给当时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解决了当时隐蔽工作难以克服的经济问题。

1955年，根据党的“隐干”政策的特殊规定，上级公安命令“益众药房”停办，父亲调回公安局侦查科。

父亲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忍辱负重、任劳任怨，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活动，对党的地下工作忠心耿耿，从未伸手向组织要过待遇，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43年遇到特大灾荒，老百姓食不果腹。就在我们全家将要饿死之际，机关雪中送炭给父亲借了二斗小米，使全家度过了生死关头，为此父亲念念不忘，从心底感激党的关怀。

由于长期潜伏在敌人心脏工作，有时难免漏出破绽，要被敌人欺侮，也被不明真相的自己同志歧视。工作不论多难多累，父亲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从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不论领导分配什么工作，父亲都勇于承担。

父亲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能正常参加组织生活，不免有点孤独感。父亲多么渴望和同志们在一起共享胜利的喜悦，畅叙工作的感受啊！由于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工作过度劳累，父亲积劳成疾，加之过度思念同志们，1955年，年仅38岁的父亲病倒了。他神经衰弱，整天整夜不能入睡，出现了精神抑郁和心肌亢进等症状。每天独来独往，不想看到任何人，只好在老家宋庄村外找了个破窑洞，让一个本家奶奶陪着养病。每天在荒郊野外散步时，总戴着一顶草帽，不想与人交谈。那时我七岁，在县城上学，每当和母亲回老家看父亲时，总见妈妈站在村外的草丛边抹泪。

因工作不能公开，在土改时不能正常分得果实。过去敌伪人员投诚过来，为鼓励他们，影响更多尚在观望的人员，对他们都给予了特殊照顾，有的还被提拔，而父亲却被当作……这对父亲刺激很大，但父亲坚强地挺过来了。休息了一段时间，父亲慢慢恢复了健康。

1956年6月，父亲被调到晋东南地区公安直属管教队，到长治联合工厂工作。1964年4月任晋东南大辛庄农场管教股长。1965年8月调晋东南煤炭局。在那里，父亲又破获了一起抗战时期叛徒出卖同志的案件。地区煤炭局某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敌人抓去，他贪生怕死，为保全自己，竟把自己的通信员给出卖了，致使通信员惨遭敌人杀害，解放后一直隐瞒至今。到那里后，组织又让父亲查破此案。父亲走访了许多有关人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证明该领导就是当时出卖通信员的叛徒。在证据面前，该领导只得认罪。

1965年9月，地区煤炭局把父亲调回阳城，任卧庄煤矿书记、矿长。父亲到矿后，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他们的心声，尽可能帮他们解决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根据他们的需求，废除了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制定了按劳动强度和不同的工种补贴粮食、发放奖金等奖励制度；提高有创新工人的技术级别，提拔重用责任心强、技术水平高的优秀工人；对不遵守操作规程及消极怠工的个别人耐心引导教育。强化安全第一、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意识，开展了生产竞赛等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矿上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同时也建立了与本地村民的和谐友好关系。所有这些都被造反派头头王xx批判为物质刺激拉拢群众，大搞资本主义。1967年4月父亲被造反派头头王xx夺权，并驱赶下坑改造。1968年12月25日，父亲出差到河北公社给合同工办理手续，不幸因公殉职，倒在荒山野岭，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51岁。（作者：卢志华 山西阳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