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五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最高等级的奖项，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截至2020年1月，共有33位杰出科学技术工作者获得该奖。
今年5月30日是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庆祝科技工作者共同的节日，广西科协公众号将陆续为读者呈现这33位科技人物的风采，展现他们忠于祖国、甘于奉献、勇攀高峰、矢志创新的精神。
题记
2004年2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而热烈的氛围中，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奖励证书和500万元奖金。
刘东生是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地质学家、高山和极地科学家。他从事地球科学研究近70载，对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创立了黄土学，被誉为“黄土之父”；他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带领中国相关研究跻身世界科学前端，获得有“环境科学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
刘东生
人物评价
您是我一直尊敬的老师，是我们的老前辈，您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家。（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评）
他热爱祖国，奉献于地球科学事业，在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努力进取，团结奋进，作出了重大的科学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评）
刘东生先生所完成的开创性研究跨越了许多领域，不仅启迪了他的同辈研究者，而且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科研人员，他对人生的热情与乐观，对科学的探索与追求，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原所长朱日祥院士评）
刘东生先生一生取得的辉煌学术成就和崇高的国际地位是中国地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我们后辈永远学习的榜样，刘东生先生一生的光辉事业和伟大人格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著名古生物学家、古鸟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评)
刘东生是一位“德学双馨”的学术大师。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位科学大师特有的学术敏感性、前瞻性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他长期重视第一手资料的采集和科研平台的建设，为黄土研究提取了众多可靠的科学数据；他为人师表，治学严谨，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上花费了大量心血，造就了一支富有科学文化传统、能打硬仗的人才队伍；他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善于学习、利用他人之长，丰富、完善自己的研究手段和领域。
刘东生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数百篇，编著学术专著十余部，组编科考报告14卷，其学术研究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一等奖、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自然科学进步奖以及陈嘉庚奖、何梁何利奖、竺可桢奖、李四光奖、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金奖等多项奖励。他在国内外环境地质学界的学术成果，璀璨夺目。
黄土、深海沉积、极地冰芯的记录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三大国际对比标准。2002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评奖委员会评价说，“自然界把它的环境变化写入了三本天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沉积，另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沉积物……刘东生在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启了这三本天书中的一本——中国的风成黄土沉积。”
国际著名专家、华盛顿大学的 Busacca 教授写道：“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上可以与深海岩芯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通过对中国200多米厚、含30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的丰富记录。”
刘东生的成果已写入欧美的一些教科书。
刘东生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丁仲礼如此评说：刘东生科研之所以大有收获，归纳为三点，一是底子厚实，有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能够把握住世界科学的前沿方向；二是有广阔的胸怀和团队的组织能力，带领队伍不断向前奔跑；三是有较强的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而对科学研究的前瞻性尤其重要。
国际黄土研究联合会主席英国 Smaley 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1961年的波兰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会议上，中国科学家报告了黄土的成果……中国科学家显然走在了前面。”
所获荣誉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2年、1991年、2000年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4年获竺可桢野外科学奖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9年获陈嘉庚科学奖地球科学奖
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3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96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2年获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
2003年获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金奖
2004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7年获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章
2008年编号为“58605”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刘东生星”
人物简介
1917年11月22日，刘东生出生于奉天省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
1922年，入奉天省立第二小学读书。
1929年，从奉天省立第二小学毕业，由于憎恨日军侵略者，尽管有志学医，仍毅然放弃应考日本人所办的南满中学堂，另寻求学之路。
193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1941年，完成昆明西北武定和禄劝两县大比例尺地质图，同时采集到大量泥盆纪鱼类化石。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后旁听生物系的课程。
1944年，离开昆明到成都，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成都近郊凤凰山机场盟军第二空军招待所工作。
1946年，赴渝参加地质调查所选拔考试，通过后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同年，到湖北宜昌，勘查拟议中的长江三峡大坝坝址地质。
1949年，南京大学生物系肄业，刘东生进行了铜矿、铁矿、铜镍矿和稀有金属的找矿工作，以及水库坝址的勘探工作。
1954年，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及金、铜、镍矿的勘探工作。
1956年，任全国地质图书馆新馆建设筹备处副主任。
1957年，应苏联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的邀请访问苏联，参加全苏第四纪科学大会，介绍中国第四纪研究状况。
1958年，刘东生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只四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学说”。
1961年，与孙殿卿组成中国代表团赴波兰参加第六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大会。在会上所做报告《中国的黄土》(Huangtu of China)震动了国际第四纪学术界。
1963年5月，任科学考察队副队长，与队长施雅风一起带领科学考察队随中国登山协会登山队，对希夏邦马峰进行科学考察，地形测量组随即测得峰顶准确高度为8012米。
1964年，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介绍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成果。
1966年，率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一百多名科学考察队员再次进藏，对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
1969年起，刘东生与他人合作开展环境地质学的研究，推动了地质学与医学研究的结合，对中国环境保护科学的发展和机构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1970年，到黑龙江克山县进行地方病水土病因调查，利用图解法总结出某些地学参数与地方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1973年，做官厅水库污染源调查，建立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污染物化学分析的实验室，和涂光炽一起共同规划中国第一个区域环境规划研究项目“北京西郊环境污染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同年，作为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成员，赴英国参加国际环境保护和控制污染学术会议并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考察活动。
1974年，参与组织并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克山病地学研究协作和学术交流会，促成地学、生物学和医学在地方病研究中协同作战。支持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地球化学研究室成立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组，积极承担地方病水土病因研究。
1979年，邀请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主席、秘书长访华，为中国加入INQUA奠定了基础。同年由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回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并任秘书长。
1981年，调地矿部岩溶地质所，先后任实验室主任、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1984年，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概况与第四纪研究动向》的报告。
1988年，赴挪威特隆赫姆参加第五届永久冻土国际会议。同年，赴意大利维罗纳参加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黄土委员会和古地理委员会联席会议及南阿尔卑斯黄土国际讨论会。
1990年，在洛川黄土剖面倒数第二次冰期时段采集400余样品。
1991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大会，在大会上当选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
1992年1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八五”重大项目“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15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开题。同年赴科威特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赴德国柏林参加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执委会会议。
1994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PAGES/PEP-Ⅱ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全球变化国际会议、第六届国际盐湖会议；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1996年，赴地处北极北纬78°13'的斯瓦巴德群岛考察。
2006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行的“21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机遇”高层论坛上，做了《走向“地球系统”的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的学科雏形及我们的机遇》的报告。
2008年3月6日1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原标题：《【科技人科技事】刘东生的黄土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