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真读书 中拉智讯 收录于话题#活动29#书评19
▲西安外国语大学 李海莹 制作
时间：2021年4月24日（周六）15:00-17:00
精读文本：［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序言+第一章
主持人：谭道明 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领读人：赖骏楠 副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
腾讯会议号：907 902 429
参加者请事先精读过文本，积极参加讨论！
主持人：今天下午是“真读书”读书会的第50期。还记得，2018年4月2日，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春日，周一的下午，我们在拉美所的“圣马丁学苑”开始了读书会的第一期，读的第一本书是约翰·基恩的《生死民主》。2019年底，我到阿根廷访学，读书会中断了一年。2020年11月回国，在沈阳酒店隔离期间重新恢复了读书活动，那会读的是《救赎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又精读了《面具与乌托邦》和《什么是民粹主义？》。这个读书会算来已办了四个年头，到50期了！读书和办读书会一样，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大家都知道是为了纪念文艺复兴时候的两个大文豪，英国的莎士比亚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他们二人据说都逝世于1616年4月23日。其实，有一位拉美地区的作家，秘鲁作家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也在同年同月同日辞世。他拥有西班牙与印加王室的血统，代表作是《印卡王室述评》，记述了印加帝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各方面情况。由社科院拉美所的白凤森、杨衍永两位老师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昨天我还读到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姚大力教授分享的读书经验，受益颇多。他说，精读不只是说读几本书，而是借此获得像会解牛的庖丁那样的眼睛，能够透过文字看到这本书的框架和结构。我们读书会就想与书友们一道，通过读一些好书，获得一双庖丁的眼睛。不管我们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就算一些人不从事学术研究，这双眼睛也很重要。
今天要读的书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鼎鼎大名，有人说他是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理论家。整个20世纪只有两位，另一位就是还在世的、90多岁高龄的哈贝马斯。韦伯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是马克思和涂尔干。韦伯还是现代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直到现在都还不能说被研究得很充分了。
韦伯直到1980年末才在中国产生影响，此后就牢固树立了经典作家的地位。我们在讨论现代国家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绕开韦伯给出的“国家”的定义。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绕开韦伯的“除魅”和“理性化”。我们常常说拉美地区有很多领导人具有“克里斯马”（charisma），超凡魅力，这个说法就来自韦伯。同样，在谈到资本主义起源的时候，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他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本书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拉美这个天主教占主导的地区的发展问题。
其实，韦伯的这本书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但是说实话，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食而不知其味，一直觉得有必要重新精读一遍。这次终于有了机会！这本书计划分四次读完，我们请了四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跟大家一起精读。打头阵的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赖骏楠老师。骏楠老师是北大的法学博士，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任教过一段时间，现在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骏楠有一个绰号，叫“牛腩”，学术非常牛，法学圈的牛刊都被他发完了。他对韦伯有很深入的研究，有好几篇论文专门探讨韦伯的政治和法律思想。第一期就有请骏楠老师出山，给我们大家领读韦伯这本书的序言和第一章。
领读人：谢谢道明的邀请。我是承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第一次领读任务。感觉自己使命艰巨。咱们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弄明白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有什么作品，以及它的整体的理论贡献是什么。
我们先看韦伯理论的意义和主要构成。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读韦伯？其实刚才道明也已经都介绍过了，就是说因为他太重要了。那么他为什么重要？因为他是所谓的古典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和马克思、涂尔干，甚至有时和弗洛伊德一道，被共同称为古典社会理论的创始人。
如果跳出社会学的范围，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韦伯可能是20世纪社会思潮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理论几乎涉及到了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等。几乎所有的文科的老师和研究生，不管他是什么专业的，不管他是研究什么的，他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确实太重要了，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且，韦伯和我们中国的学术，跟我们中国的老师和中国的学生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他的研究直接涉及到中国。在他的宗教社会学、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这些研究，都直接涉及到了中国。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就是直接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
而且，现有的中国史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在回应韦伯的理论。尤其是欧美的学者会以更直接的方式予以回应，因为他们对于韦伯的理论更熟悉一些。像罗威廉、孔飞力、黄宗智、白德瑞，甚至昂格尔这些曾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或法律的欧美学者，都直接回应过韦伯的命题。虽然日本的史学研究不是那么提倡理论化，但是他们的作品其实也在或多或少地间接地回应韦伯。
我们再次总结一下，为什么要读韦伯：就是促进跨学科的沟通。你如果掌握了韦伯的理论，你就能有更大的视野，能在更大的舞台和更多人交流，甚至能够促进全球范围的学术交流。我本人作为一名侧重于经验研究的法律史学者，也不得不去阅读韦伯。因为理论能让经验研究提升高度，并拥有更多的跨学科对话空间。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韦伯理论的主要构成是什么，以及它相应的作品是什么。
韦伯理论的第一个成分是方法论，也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原理方面的作品。
其次是宗教社会学研究。我们今天要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的内容首次出版于1904-1905年之间，是以好几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了学术刊物上。韦伯在1919年的时候做了一些修订，并将其作为《宗教社会学文集》的第一本专著予以出版。这套《文集》除了《新教伦理》一书，还包括《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和《古犹太教》这些韦伯本人创作的作品。另外，《经济与社会》这部著作里也有专门章节讨论宗教社会学。
再次是支配社会学研究。支配社会学研究的是政治权力问题，相应成果也被收录于《经济与社会》中。
复次是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研究。它们也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中。当然，韦伯经济史课程的讲义，也被整理成《经济通史》而得以出版。
最后是政治评论方面的作品。这方面特别出名的是韦伯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教授时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担任《法兰克福汇报》的撰稿人，写过相当数量的政治时评，并通过这个渠道提倡德意志帝国进行宪法改革。
我们在了解韦伯理论的主要构成及相应作品之后，再回到对他的理论内在理路的介绍。我们今天重点讲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作品的理论背景发展历程。
《新教伦理》的第一个理论背景，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论争。在整个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所以韦伯在20世纪初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也就不足为奇。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之初，发展到了它最纯粹、最登峰造极的时刻。单就德国而言，统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工业产值在19世纪末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以它当时已经是欧洲第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了。所以德语世界的学者关注资本主义问题，也是正常的学术反应。除了韦伯之外，马克思、桑巴特都是那个时期研究资本主义问题的代表人物。
我们再来看一下韦伯是以何种方式介入这场讨论的。我们知道，韦伯的立场和马克思可以说是相当不一样。韦伯为了回应历史唯物主义，倾向于主张从人的精神的层面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而不是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物质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正是《新教伦理》的一个核心关注和核心命题。
在进入1910年代后，韦伯的整个学术关怀又有了新的提升，而《新教伦理》这本书也就获得了的第二个理论背景，这是一个比资本主义议题要远为宏大的背景。正是因为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议题，他才获得了古典社会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地位，乃至20世纪社会思潮领军人物之一的地位。一直到今天，他的这些问题意识和命题，仍然对学者构成强烈刺激。
韦伯在此时提出了一个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命题。韦伯认为，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是一段不断的走向合理化的普遍历史。合理性或者说合理化，如同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一样，在韦伯此时的理论里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
韦伯首先以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为例，指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合理化的历史。首先是中东的古犹太教开启了一种合理化的宗教教义，促进了合理化的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合理化的火炬传递到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的神学体系里面，然后再慢慢地，接力棒又被交给了韦伯认定的新教伦理。最后，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世界里面，历史使命被交给了科学世界观。所以，在这样一种合理化历史的作用下，韦伯认为现代欧美社会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了合理性，包括现代的产业资本主义，包括现代的官僚制组织，包括现代的合理性的法律，乃至现代音乐艺术。
结果，在韦伯的晚期思想中，《新教伦理》被重置于合理化普遍历史这一更为宏大的框架中。《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序言（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序言），就相对清晰地呈现出了韦伯此时期的普遍历史构想。所以一定要注意，大家手里面拿到的《新教伦理》这本书，里面出现的这个序言并不是《新教伦理》这单独一本书的序言。这个序言实际上是包括《新教伦理》在内的整个的《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序言。这个序言是在一战后以后才写的，1920年才出版的。在韦伯1904和1905年发表《新教伦理》时，是不存这个序言的。韦伯在《新教伦理》首次发表时，也没有产生这么清晰的合理化命题。
韦伯的思想和理论背景，我们就交代到这里。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对今天要阅读的《新教伦理》的文本的梳理。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1920年正式出版的《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序言。这个序言的核心命题或者说核心结论是什么呢？韦伯认为，欧洲文化始终存在着合理化这一独特的现象，而现代资本主义当然是包含在合理化这个现象里面的。所以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在内的合理化的历史进程是值得去认真研究的。尤其是韦伯主张要从精神的角度或者从文化的角度去予以研究。
我们现在就要弄明白韦伯是怎么去论证这个命题的。韦伯首先指出了欧洲历史上的种种合理化的现象。在科学的领域，在历史、政治、法律思想的领域，在音乐的领域，在建筑、报纸、期刊、大学官僚制、立宪制国家等领域，韦伯都认为存在广泛的合理化现象。这种高度“欧洲中心主义”的想法，在20世纪初的欧美学界确实非常普遍。
首先看科学。韦伯认为，在非欧洲世界虽然存在精致的学问和经验知识，但是中国和印度都缺少数学基础或者理性证明，也没有实验方法，只有欧洲的科学才存在后面几种要素。
然后看历史、政治和法律思想。他觉得，非欧洲世界没有系统的方法和理性的概念，也没有严密的思维形式，只有欧洲才有，比如说欧洲有亚里士多德，有罗马法，有教会法。
我们可以再看看建筑领域。韦伯认为，欧洲的建筑能够理性地运用哥特式的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将其作为雄伟建筑物的构造原则。
然后是大学。韦伯认为，只有西方历史上才存在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从事的理性而又科学化、专门化科学研究。
官僚制和立宪制国家也被韦伯认为是西方独有。韦伯认为，社会各领域都依赖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官员组织，这种现代官僚制也是只有欧洲才有的。封建制导致的权力分割以及近代的代议制、内阁制种种制度都是只有欧洲才有。
在描述完欧洲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诸种合理化成就之后，韦伯开始正式描绘合理化历史最为重要的一个成就，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首先我们来看韦伯是怎么界定现代资本主义的。
韦伯首先区分了非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韦伯强调的是，纯粹的逐利，或者说对利润的贪得无厌，并不是资本主义，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会有这种逐利的冲动。军事行为能够带来利润，抢劫也能带来利润，但这些都还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意味着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去追求持续的、可预期的利润。对利润本身的贪婪不是资本主义，只有追求的是持续的、绵延不绝的、并且是可预期的、可计算的利润，才是资本主义。
接着韦伯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亦即区分了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在非欧洲世界和欧洲历史的早期，当然也存在过追求持续利润的行为，比如贸易、借贷、零售、种植园、包税。但韦伯认为，这些都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虽然他们确实也是可计算的，追求的是持续的利润，甚至是通过和平的手段。现代资本主义除了以和平的手段追求持续的可预见和可计算的利润这一要素外，还必须包括以下三个要素：第一、形式上自由劳动力的理性资本主义；第二、经营和家计的分离；第三、复式簿记一类的数学工具。
这里重点讲一下第二个要素，亦即经营和家计的分离。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企业核算或者说它的可计算性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要求。如果一个资本家的投入到经营的资本和他家庭消费用的资产是混在一起，也就是说经营资本和家庭消费如果混为一谈，就会导致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果：本来你可以节约下来用于进一步生产和投资的资金，就会有可能随意地用于家庭的消费和家庭的支出了，这样就会导致资本积累的效率降低，资本主义的运行就没有那么的迅速了。所以经营和家计的分离，从而限制家计对经营的干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上的分离。
在界定完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之后，韦伯提出了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亦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者转换到文化史领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起源及其特质的问题。
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由科学技术发展或现代合理性法律直接导致的。这三者之间没有那种所谓的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所以与其纠结于三者中因谁是果的问题，不如追问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导致这三种合理性要素发展出来的共同原因是什么？韦伯认为，这背后的共同原因，就是理性主义或者说合理化的力量。韦伯不仅仅是要研究经济现象，研究资本主义，更是要研究普遍历史中的理性主义或者合理化现象，但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接下来强调他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思路来研究以现代资本主义为核心表征的理性主义。他强调的是，有必要从主观的方面来研究，这是他和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划分界限的一个申明。他一方面承认经济条件对欧洲理性主义的形成具有根本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它更强调人的主观态度对包括经济理性主义在内的整个理性主义的作用力。进一步而言，他认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对人的主观世界构成最大影响的便是宗教和巫术。所以他就试图追踪宗教是如何促成了合理化或者说理性主义的，尤其是欧洲的宗教是如何促进了欧洲的理性主义。反过来说，他也想要研究明白，非欧洲世界的宗教或者巫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阻碍了非欧洲各个文化的合理化和理性主义的。
接下来韦伯就提出了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构想，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比较宗教经济学，因为它的核心的关注肯定还是经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精确问题意识，就是某种宗教——不管它是儒家、道教、印度教、佛教，还是古犹太教、天主教、新教，或是伊斯兰教——是如何影响该宗教中的担纲阶层（比如中国的士大夫，或近代欧洲的新教徒企业家），给这种担纲阶层塑造了何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这种生活伦理又会对人的经济态度和活动造成何种影响。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到了韦伯晚年，《新教伦理》一书所处的理论背景，已经从单纯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转变到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框架中了。
我们再简单阅读一下我要负责的《新教伦理》第一章内容。这一章的标题叫做“宗教归属和社会分层”。
韦伯在这一章的核心命题是，欧洲的企业家以及熟练工人，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担纲阶层，多与新教徒的身份重合。对这样一种现象，韦伯认为要从宗教对经济的影响角度予以研究。
我们再看本章的论证结构。韦伯首先是摆数据。通过职业统计数据和宗教统计数据来表明，相比天主教徒，新教徒更多占据了投资者、企业家和高级工人的岗位。韦伯就追问：为什么会这样？
韦伯进一步提出了对上述现象的一种常规解释，并进行驳斥。第一个解释可以叫做追求自由说。我们可能都特别熟悉。这一说法认为，新的这些经济阶级是为了追求生活和经济的自由，所以从“黑暗的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枷锁”中解脱出来。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只要对新教的教义稍微了解一点的话，就能明白新教对社会个体的心灵和行为控制，几乎是登峰造极的。在早期加尔文教中，很难谈得上有什么“自由”。所以这个说法并不符合新教在其诞生时刻的真正样态。
因此，韦伯认为必须以更严肃的视角，去审视宗教对人的经济态度造成的直接影响。韦伯进一步又给了一些数据。这一组数据表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于经济活动的态度都是非常顽固，而且不论是换到任何一个政治环境中，这种顽固性都是非常明显的。在新教国家，因为天主教的选民人数较少，所以天主教徒是不占据政治优势的。天主教徒如果去从政，是没有太大的政治前途的。但即便如此，天主教徒也不会因为自己没有政治前途，就去转行经商。同样在新教人口占多数的新教国家，即使新教徒有很大的政治作为的空间，甚至一个新教徒政治家是有可能能当上帝国首相或部长的，但是这些新教徒也宁可去经商，而不愿从政。因此，这种经济习性上的顽固性，不能从其他变量（如政治）的角度去解释，而只能从宗教出发去解释。
那么，应当如何从宗教出发去理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经济习性上的差异呢？韦伯又提供了一个他认为是常规的错误解读：有些人认为天主教更重视来世，所以就对世俗利益更加无动于衷。这些人同时也会认为新教是拥抱世俗化的，是解放人的欲望，所以他们就更愿意参加经济活动。但是，韦伯认为这种看法是错的。因为历史上的清教徒呈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禁欲主义面貌。这些清教徒在他们的生活中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活在这种高度紧张、高度严格的禁欲主义之中的。这种禁欲主义甚至比天主教徒的所谓禁欲强得多。所以，韦伯提出一个他认为更正确的假设：承认新教的苦修来世和禁欲主义特征，并认为这一特征和现代资本主义获利行为之间，具有非常强的亲缘关系。两者表面上看似高度冲突，但经过韦伯非常严格的方法论上推倒后，似乎这的确就是最有可能的假设了。
韦伯进一步将假设予以限缩。因为他发现并非所有的新教教派都是一样的。相比德国本土的路德宗，韦伯认为加尔文宗以及从该宗衍生除了的其他宗派（比如清教），更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这就是他最为精确的假设或命题。
我今天的领读任务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道明的邀请。
问答环节
问
谭道明：你刚才讲到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不知道韦伯在他的书里面，有没有直接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理论？
答
赖骏楠：韦伯在他的著作里面有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论。此外，你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韦伯在不断地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命题作对话，尤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命题，他不断地会把这样一个命题拎出来去讲。他其实脑子里还是有马克思的存在的。
但是，可能跟他直接对话的对手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在韦伯眼中看来是一些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庸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做一些非常机械僵硬的简单理解。他对马克思本人其实是非常尊重的，非常尊敬。有的传记性资料里面讲到他和他的学生有一次去跟斯宾格勒对谈。斯宾格勒最有名的书叫作《西方的衰落》。斯宾格勒在那次对谈里面，嘲笑了马克思和尼采，韦伯就非常地不高兴，和斯宾格勒在现场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从现场离开之后，韦伯又跟他的学生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巨人，你们是绝对绕不过的，一定要有足够的尊重，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就是尼采。所以，韦伯的脑子里面肯定是有马克思的一席之地，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这个作品到底具体在跟谁对话？
一方面，他不是和马克思本人对话，而是和韦伯眼中所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作对话。另外一个对话的人，就是桑巴特，他是20世纪初研究资本主义现象、资本主义起源的一个权威。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韦伯在新教伦理或者说在宗教社会学的序言里面予以了反驳，带有一点嘲讽的，因为桑巴特觉得对利润的贪得无厌就是资本主义。当然，韦伯要对话的人是比较多的，不限于马克思，也不限于桑巴特。
问
陈曦宜：新教伦理指的是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又包括哪些内容？
周姝欣：在加尔文教的教义中，上帝要拯救哪些人是一开始就定好的，但是人可以通过努力增加财富来增强自己内心能够得救的确信。想请教一下赖老师，加尔文教为什么会提倡增加财富而不是其他的特征？
答
赖骏楠：这两个问题我合在一起回答。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基督教或者所有的一神论宗教里面，每一个个体最核心的关注，就是我能不能上天堂，或者用他们的话，我能不能得到救赎的问题。无论是路德宗还是加尔文宗，始终有所谓上帝选民的一个说法，我能不能被上帝选中，选中才有资格去进天堂，才能得到救赎，他们始终是关心这么一个问题的。
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活在人世间的时候，这些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宗的教徒，终身的一个核心焦虑就是我是不是真的被选中了，我是不是真的因为被选中就死后一定能够上天堂。
在早期现代这样一个宗教改革的背景下，这些人活在焦虑和恐惧中，这样一种心智状态或者感情状态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当时确实宗教对人的控制是非常深的。
路德宗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因信称义，唯独信仰。从我们正常人的情感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还是有点不踏实？我真的能够纯粹靠天天信，就能够上天堂吗？我不需要一些别的证据，别的一些外在的标志显现出来，能够证明我真是得到了所谓的神的恩宠。因此，焦虑始终是不断存在的。
加尔文派就再往前发展。一些人就会想，是不是我可以寻找到一些我得到上帝眷恋，得到上帝恩宠的一些外在的标志。外在的标志一开始是自己勤奋努力的工作，但到最后这个标志就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可以量化，可以比较，可以计算了：你挣到了多少钱！你挣了钱没有去消费，严格遵循旧约或者新约里面各种伦理的戒律，没有去乱花，在满足自己的基本消费之后，把剩下的钱全部又投入到下一轮的生产里面去，拼命的去做投资和资本循环的工作。
通过我努力工作，我挣到很多财富，就获得了这么一个外在的标志，外在的证明，我确实是被上帝选中了，我能够升天堂，我能够救赎，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所以，很有意思，这样一个特别关心来世，特别关心彼岸，特别关心上天堂和救赎的这么一个形象，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我要拼命挣钱”这么一个最后的结论了。
问
王瑜：今天赖老师梳理得非常清楚。韦伯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我想问的就是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分析的背后是否体现了他的某一种主张？如果有的话，这个主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答
赖骏楠：要把韦伯P成两半来看了，一面是作为学者的韦伯，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的韦伯。，如果我们对他方法论的一些口号熟悉的话，我们应该明白，他特别强调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所谓价值中立。他的大部分学术作品里面，他还是很努力在抑制自己的价值或者情感上的冲动，，尤其是在《经济与社会》这样一个鸿篇巨著里面，他还是比较努力的在做价值中立的工作，对各种各样的制度，各种各样的现象，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他都能够予以相对客观的、中立的呈现，而不会具有一些非常强的价值意义。
但是，另外一面的韦伯也是一个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当然有自己的具体的价值立场，这些具体的价值立场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政治著作选》。这个论文集里面的韦伯就不是学者，而是一个记者，他当过记者。
在一战期间，他写了很多有关战争和德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宪法改革、选举制度改革的论文。这些作品里面的他是一个有非常强的社会公共情结、政治经济的具体诉求的一个记者或者知识分子。
还是可以发现韦伯的政治立场的。他一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个政治立场，他其实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跟民族主义并不是完全打架的。即便他一直在喊这些民族主义的、甚至国家主义的主张和口号，但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如果认真读的话，没有摧毁自由主义、法治国或者立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制度保障，比如说私人财产权、权力分立、一些基本的宪政保障，这些框架他都没有去否认。他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上去思考，在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界限之内去思考如何提升国家能力，实现他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诉求的。
问
姜阳：请问老师，韦伯会想到从“精神”或者“宗教”角度去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否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例如当时的人类学、心理学等？对韦伯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人有哪些？
答
赖骏楠：在战后美国那一套的社会科学成熟之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这种社会科学，实际上都受到非常强哲学上的我们今天可以说叫唯心主义，也可以叫观念论的影响，不管是康德意义上的，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世界精神。其实，包括像孔德，包括韦伯，他们都觉得冥冥之中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股非常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强烈的精神性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往前面去走，不管这个走，你管它叫做进步也好，叫做合理化也好，还是叫马克思的“异化”也好，它还是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一种主观的精神性的力量在推着社会，推着文明和文化往前走的。
康德、黑格尔的那些东西，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整个的资本主义文化里面，它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相信这样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成就很大，在于把这套东西倒出来，从物质的角度去分析。那么，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就会显得有一些异类。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对韦伯是有影响，尤其在方法论的表述上，继承了一些概念。
问
谭道明：骏楠，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读到，哈贝马斯说施密特是韦伯的私生子，你怎么看这句话？韦伯与施密特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关联，让哈贝马斯做了这样的一个论断？
答
赖骏楠：这当然又是一个几十年的口水官司。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思想对纳粹是有影响的，施密特是纳粹的国师，所以才有“私生子”这么一个说法。在1960还是70年代的一次社会学的会议上，哈贝马斯宣读了这篇论文，他把纳粹跟施密特绑在一起，然后韦伯又影响了施密特。哈贝马斯当时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人，站在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上，对一切资产阶级的理论，包括施密特，包括韦伯，都是非常批判的态度。
韦伯与施密特的主张是有一定连续性的。韦伯的宪法设计中，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领袖民主的主张。他确实在精神气质上，在思想源泉上，他给卡尔·施密特提供很多的激励。施米特讲来讲去，对于魏玛宪法的不满，就在于魏玛宪法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把严重威胁到魏玛宪法的那些异端给及时消灭和铲除。在这种层面上，他们之间有一个精神的延续性的。领袖民主制韦伯确实直接影响了施密特，施密特也在他的作品里对韦伯的主张致敬。
但是，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主张方面，这两个人是有断裂的。韦伯即便呼唤了一千一万遍领袖，要有一个强力的领袖来领导这个民族国家，但是他说的领袖是不能破坏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现状框架的。是在一个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和基本权利保护这样一些宪法架构之内，在这个界限之内，去想如何增强政治领袖的权力。但是，施密特不管是《政治的神学》还是《政治的概念》里面，他强调的是领袖要跳出宪法去做一些事，要把宪法里面的一些权力分立、法律保留、基本权利保障，统统绕开甚至摧毁它们，这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样，就能看出，韦伯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哪怕他有那么强的国家主义的信念，他还能守得住一个自由主义的制度底线。但是，卡尔·施密特在这个时候已经远离了底线，走向他所谓的政治神学的那套东西，这是有非常明确的差别。你只谈宏观的理论，看不出来，一定要从具体的制度设计，从这些具体的制度主张看，你才能看明白。
问
谭道明：关于“亲和性”怎么理解？“亲和性”这个词来自歌德的一本书，有人认为亲和性不等于因果关系，韦伯特别要避免这样一个因果关系，所以用了“选择性亲和性”这样一个说法，但是有的人认为选择性的亲和性它也是一种因果关系。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你，怎么理解是比较准确的？
答
赖骏楠：韦伯要把各种决定论或非常明显的因果联系给它模糊化。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他对他所处那个时代下的一些庸俗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厌恶的。对于不同的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他尽可能用一种去机械化的方式来展现。他会觉得，A 和B之间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很搭：碰到了B，A就发展的更好；B如果碰到了A也能够发展的更好。它们之间有一种双向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你一定要分的话，只能说A同时是B的因，B同时也是A的因，而且因果关系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发生相互的促进。180的男生找168的，很搭，但是它不意味着180的就不能去找150的，人家两个双方都满意就很好。
谭道明：好，感谢骏楠老师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十分精彩的领读和解读。下一期，我们有请社科院拉美所政治室的肖宇老师给我们领读这部名著的第二、三章。肖宇博士毕业于美国匹斯堡大学政治科学系，研究领域涉及拉美的政党制度和政治行为。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假期之后我们继续“真读书”！
原标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普遍历史中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