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彭代辉，主任医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副主任委员，CSNP抑郁障碍研究联盟主席。曾获第三届（2017）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药杏林育才奖”，2015-2017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工作先进工作者，2019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杰出带教老师奖”，2020年第三届“仁心医者”、上海市杰出专科医师奖“提名奖”。2020年3月，荣登《上海援鄂医疗队英雄榜》，2020年9月，获“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采访笔记

“一个产妇，刚刚生了二胎，因为带孩子和婆婆有矛盾，她失眠、焦虑、抑郁了，一时冲动自杀了，没有抢救回来……”说话的时候，彭代辉有些沉默，他难以忘记这个抑郁症的病人。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会有抑郁的时候，但是抑郁症和抑郁不一样，多了一个“症”，是一个精神科的疾病，需要治疗。

“抑郁症是大脑产生了病变，除了公众所认为的外环境心理因素，内环境需要关注其遗传因素、关注其脑神经的变化等，大脑病变是疾病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让人的情绪持续低落，无法缓解。健康的人情绪低落了，大脑有修复功能。但是抑郁症的人，会一直无法调节，对人生怀疑，对生活失去兴趣，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如今一句很流行的话就是“我抑郁了”——大人在说，孩子也在说，于是就产生了极大的误解。有些人把抑郁症当做洪水猛兽，另一些人又认为，抑郁症仅仅就是郁闷、焦虑，认为这只是社会环境带来的不愉快情绪，中产焦虑、学业焦虑、工作焦虑，大家困在不同的焦虑中。

“我也会抑郁，也会不开心，但我不开心是可以自我调节的，而抑郁症的人靠自己无法调节，因为他病了，一定要来看医生，积极治疗。”

彭代辉经常这样跟人们解释，到底什么是抑郁症。

1.从医之路

彭代辉的父亲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打小就在医院周边长大，高考时，他听从父亲的建议，考取了湖北医科大学（今武汉大学医学院）临床医疗系精神卫生专业。当时，精神卫生领域国内了解者甚寡，很少有人主动选择这个专业，而很多精神科的医生都是从别的专业转来。

毕业后，彭代辉留校分配到附属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精神卫生中心，进入临床，他开始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精神疾病。

那个年代，对精神科的疾病诊断非常单一，但是“抑郁症”亚专业在彼时已经逐渐形成。之所以选择抑郁症作为学科方向，是因为一个服药自杀的病人。

病人是一个产后抑郁症患者，一次把九十多片抗抑郁的药全吃了。洗胃、心肺复苏……整个抢救持续了五个小时，这个年轻的母亲还是离去了。

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精神科是个冷门的临床学科，一方面，学科发展缓慢，精神病人常常被认为是“神经病”，饱受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当精神专科医生，同专业的同学考研也要考去别的专业，但这时，彭代辉看到了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它同样可以救人性命。

研究生期间，他发现某些精神疾病是有遗传性的。“遗传学研究是我选择的方向，在实验室里做基因研究——带着研究的思路去看病人，我要帮到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样诊断为抑郁症，有的人治愈，有的人不能，问题在哪里？这可以部分通过遗传学解答，不同的遗传特征，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此后为了探索抑郁症病人脑部的变化，他继续研究抑郁症患者脑影像学特征。

同时，他认为，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可以从医疗角度去帮助病人，但是有很多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个学科掺杂太多的人文和社会因素。做一个精神科医生，必须要懂社会学，有人文情怀，这才是热爱精神科专业的基础。

2.让病人回归社会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精神医学的宣传力度，社会越来越接纳精神疾病人群。但“坦率说，接受了治疗的精神病人出院回到家，并不等于回到社会。”

怎样才算是回归社会呢？

彭代辉解释说，比如得过抑郁症的小孩子，回到学校能正常上课，这叫回到社会。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一听到学校这两个字都很恐惧，那他的功能还是没有恢复，这样即使回家了，回归社会就很困难。所以回归社会，不是病人走出医院，回到社区，而是他能回归正常生活。

相比起抑郁症，彭代辉解释了另一个名词——双相抑郁。“有一部分抑郁发作的人情绪是极度低落的，但低落后会变得狂躁，进入另一种状态，这就是双相抑郁。”

研究表明，全球有3.5亿抑郁症的患者，中国有约9000万抑郁症患者——包括部分只是轻度抑郁，或者已经缓解或康复的患者。

心境障碍最主要的两大疾病是，抑郁症和双相障碍。这几年，他发现一个较为严重的情况，来就诊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彭代辉讲起刚接诊不久的一个女孩子。

这个姑娘小学和初中一直是个学霸，进入一所全市重点高中后，成绩赶不上，她接受不了，自此沉默寡言。前几年她有了弟弟，妈妈忙于照顾弟弟，又产生了被抛弃感。

来就诊的时候，女孩已经进入到亚急性阶段，同时有了“非自杀性自我伤害”行为。

“女孩有自虐和自残行为，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在她感觉痛苦的时候，比如考试成绩10名以外，或者跟哪个同学吵架了，好朋友跟别人一起玩了，她都会用小刀给自己身上做一个记号。孩子的身上留着一道道疤痕，最开始是腿上，后来是手腕上。”

彭代辉表示，孩子有边缘性人格的特点，需要很好的精神分析和动力治疗。这类情况目前还没有做相关调研，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3.过家门而不入

去年疫情席卷神州大地，彭代辉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驰援武汉的第一人。

2月15日，他刚过完生日没几天，卫健委的通知到了，他可以去武汉了。

“我是医生，又是武汉人，所以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主动报名去武汉支援。谈不上害怕，只有牵挂——去武汉是回家，如果没有疫情，我本来是回家过年的，但是真正到了武汉，家就顾不上了。”

在武汉的40多天里，彭代辉去各个医疗点，例如金银潭、武汉三院、雷神山、光谷医院等，调研人们的实际精神状况，找重点人群访谈。但这些他是不敢让母亲知道的。“刚开始大家还是蛮抗拒的，一是因为太忙了，二是因为大家都是密接者，尽可能减少互相接触。”

彭代辉背靠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大后方，在上海市卫健委前方工作协调组支持下，迅速制订了《上海援鄂医疗队心理援助方案》，在第九批医疗队队长及队员的帮助下，进行心理应激应对干预的传播。

“方舱里的人需要心理支持，要不然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太大了，走进那么大的场子，满满被隔离的人，大家心理状态会很复杂。调研以后，我们做了很多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进去有一些心理测评内容，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话，有需求的话可以对隔离人员，以各种形式进行干预。”

彭代辉说，在这场抗疫中，志愿者的付出，尤为让人动容。

“志愿者对医疗人员像对亲人一样。每天有志愿者开车送医生去各个点，帮我们做面对面的心理疏导，把抗焦虑药分发出去——这些志愿者有的是街道派下去的公务员或者干部，有些是通过审核自愿加入的。他们有些就住在帐篷里，但是竭尽所能提供好的生活条件给我们。我当时很内疚，因为我是武汉人，这是在守卫我的家乡。还有，武汉人平常泼辣、粗犷，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男性工作人员的周到、耐心，每时每刻被他们感动着”。

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一切是值得的，这是医生的价值。”彭代辉坚定地说。

口述实录

晔问仁医：彭主任，您认为怎样才是一个好的精神科医生？

彭代辉：首先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精神科跟心理学不是一个概念，它和多学科都有关联——有很多精神科的症状是跟身体疾病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对医学通科有深入的了解，然后才是精神科的专业知识，否则很容易漏诊、误诊。

其次，精神科大夫一定要有情怀，尤其是社会和人文关怀——精神科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职业技能叫共情，不是说病人哭你也要哭，而是他在非常压抑的时候，你要理解他为什么压抑，你要体验到他的压抑。精神病人的社会地位很边缘化，没有情怀的话，很难建立真正的医患同盟。

晔问仁医：有遇到过比较特殊的病人吗？

彭代辉：有一类病人比较特殊——围产期女性。我做主治医生的时候，有过一些关于产后抑郁的研究。女性特定生理阶段的激素水平是生物学上的，医生可以解决生物学上的问题，但是，她的家庭情况没改变，坐月子的文化不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育儿观念不同，这些依然让她感到抑郁。所以抑郁症病人，需要整个社会支持系统，这很关键。

晔问仁医：您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吗？

彭代辉：先后去过英国和美国学习。国外的体系受医疗保险的影响，算是短平快，病人要快速出院，甚至很多人是做完急诊处理就回家了。但他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建立整个系统网，病人回到社会生活后，只要登记注册在案，精神科大夫每周会有一个时间到社区，对他的病人随访，他们全病程管理做的很到位。社会对这类病人的歧视相对少一点。

我们国内的精神科和社会学范畴有关联，我们的病人会有监护人，例如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去管理病人。我们也在逐步完善精神科大病登记系统，和三级防治体系接轨，虽然有病人不理解社区的做法，这也是为了给病人提供更好的评估、随访、监护和照顾。

晔问仁医：您现在还关注什么？

彭代辉：抑郁症以及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例如中国CSNP抑郁障碍研究者联盟，我们每年的全国性学术论坛聚焦于最新研究进展。再例如，上海心境障碍科学术沙龙，我们把疑难病例拿出来讨论，带动临床规范化的发展，已经坚持7年了；同时，我们医院牵头，帮助上海9家区精神卫生中心把亚专科建立并发展起来。

晔问仁医：您觉得，社会对精神疾病目前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彭代辉：最大的误区是对这个学科的误区，有人还是把它当作“神经病”，这是不对的。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宣传，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进步——逐步接纳抑郁症患者了，但是放到医学学科去，对于精神科还是有偏见的。

晔问仁医：对于抑郁症，有治疗效果较好的例子吗？

彭代辉：有一个男孩子，中学时出现抑郁状况，学习能力受到影响，进行了治疗，回归了课堂。后来高考时，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又回到了抑郁状态——这是他的一个模式，达不到理想标准，他就要“自我攻击”。从这个角度看，一时的治疗成功，不能管他一辈子不再生病，那么，精神科医生的作用在哪里？我们的作用是可以在急性期控制病人的症状，让他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家里人，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回归社会，还需要人格重塑——接纳自己才行。接纳自己，需要系统的心理治疗。

晔问仁医：您自己有什么调节情绪的建议吗？

彭代辉：接纳自己的情绪，首先要自我认同，哪怕是抑郁和焦虑，这是合理的，首先要接纳，然后再使用各种方法。比如，我焦虑的时候就喝咖啡，或者在街上走走，我特别喜欢湖南路那边的老建筑，漫无目的走这其实对我是“冥想”。其实，人性的价值从来就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做出的选择、坚守与自我救赎。

晔问仁医：对病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彭代辉：生病后，首先是接纳自己，部分抑郁症患者还是觉得这是一件需要掩藏的事情。你接纳了，才能够真正配合治疗。接纳，不仅仅是病人自己，包括他的家人、周围的人，都要张开双臂接纳他。人性是复杂的，心境障碍病人的状况也是复杂的，除了医学本身，我们要给病人更多的人文关爱，因为爱，世界才是温暖的。

采访/晔问仁医 编辑/殷亦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