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初期上海总工会遗址位于静安区宝山路403弄2号（原宝山里2号），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1980年8月，该址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级纪念地。现为公共服务设施。
“光芒万丈的明星”出现了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集中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近代产业工人约80万，工人组织程度之高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设立租界，开办工厂，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上海工人早已深恶痛绝，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时有发生。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10多名，这一惨剧成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中共中央因势利导，决定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动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为了领导这场游行，中共中央派遣了李立三、刘华筹建上海总工会，刚刚成立的全国总工会也委托刘少奇来到了上海。
5月30日上午9时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和讲演。在人群密集的南京路上，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学生13人，伤者数十人，逮捕15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李立三、瞿秋白、蔡和森、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进一步扩大反帝运动，发动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第二天晚上，又在闸北虬江路46号广东会馆礼堂召开各工会联席会议，正式通过了成立上海总工会。于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上海总工会，在那个晚上出现了。
会议选举李立三、刘华、孙良惠、杨之华等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为委员长。下设总务、交际、宣传、会计、组织科，各科正副主任大多为共产党员：总务科主任刘少奇，副主任谢文锦、孙良惠；交际科主任陈杏林，副主任赵子敬、郭尘侠；宣传科主任刘贯之，副主任严敦哲、张佐臣；会计科主任傅冠雄，副主任陶静轩、杨建华；组织科主任吴敏，副主任郑福宁、顾凤鸣。机关会址设在了宝山路宝山里2号。
发动总同盟罢工
宝山里2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坐北朝南，占地近百平方米且带有花园，“五卅”运动以来，这里成了上海数十万罢工工人的指挥部，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总工会的公开场合由李立三出面，他十分机警，身边经常伴着多位和他面貌、身材、年龄相似的工人，以此扰乱敌人的视线。日常工作则由刘少奇负责，由于上海总工会才宣布成立，机构设置、工作秩序、人员都没有就绪，刘少奇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上海总工会的内部工作大多落到了他的肩上。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上海总工会宣言及总同盟罢工令。这一天早上7时起，全市工人先后罢工，大部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甚至愤然与美国校长发生冲突，脱离学校投入了此次活动。上海的“三罢”得到了北京、汉口、南京、济南、天津、福州、郑州、重庆、杭州、广州等全国600多个城镇工人、学生的响应，从6月2日起一一罢工、罢课、罢市，并通电、捐款，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自此，“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声响彻中华大地。6月11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上海总工会日刊》以宝山里2号为基地创刊了（后改为3日刊、5日刊），8开2版铅印，由上海总工会直接发行。《发刊词》指出：“反对外人的压迫，力争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退外兵。”“促进工界自觉，指挥各业工友组织工会。”该刊设有通告、启事、事件、工友须知、重要文件、罢工报告、经济报告、消息摘要等专栏，还报道各国人民声援慰问上海工人罢工的消息。
为各界行动一致，上海总工会向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提议共同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此次运动的总指挥机关。然而，总商会拒绝参加，其余团体则反响热烈，由每个团体各出6名代表，在6月4日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参加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负责协调全市工、商、学各界的行动。
“为国谋利，为工求福”
有了总指挥机关，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抗形势已然完成，上海总工会在其中起到了灵魂作用，但这又使上海总工会陷入了一切反动势力的攻击之中。“五卅惨案”发生后，以上海工团联合会为首的上海各招牌工会频频召集会议，企图对当前运动施加影响，同上海总工会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之初，工团联合会就企图挤进去占一席之地。他们狡称工团联合会是代表30余万工人的组织，有3年的历史：“难道还不如3天历史的上海总工会吗？”因此要求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但是，上海工团联合会不过是上海各冒牌工会和国民党右派互相勾结，以关心工人利益为幌子，主张“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只要工会，不要政党”，借以达到控制工人运动的目的。在该会头目的破坏下，1924年，上海虹口14家纱厂女工的大罢工和南洋炯厂7000余工人的罢工均遭失败。同年10月，在纪念“双十节”的大会上，公然制造了“双十惨案”，打死中国共产党党员黄仁。由于上海工团联合会恶迹斑斑，遭到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员的抵制。
在整个“三罢”斗争中，上海总工会一直起着核心作用，在其领导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了斗争坚决、组织严密的优势，成为“五卅”运动的领导和中坚力量。至1925年6月5日,加入上海总工会的达到了170多个工会，20多万罢工工人。刘少奇曾回忆当时的情景：“‘五卅’以后，上海所有工厂，英国的、日本的，统统都起来罢工了，一共罢下了二十五万人。不但是工人，连工程师、洋行银行的职员、领事馆内的雇工，也都罢了工。这便是所谓‘五卅’后的上海总罢工。后来不但商人罢市，学生也罢了课，商人和学生一致跑到各商会和总商会去请愿，要求总罢市。于是召集各店家、学校的代表齐集总商会，向当时的总商会长虞洽卿提要求。”而这恰恰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恐惧与仇视，外国巡捕、密探常到宝山里周围骚扰，奉系军阀等也一次次殴打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捣毁总工会财物。同年7月，上海总工会迁至共和路和兴里27号，以后又迁移到横浜桥附近的广仁里等处。
宝山里2号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位于宝山路的许多建筑，共同毁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的轰炸之中，之后在原址另建楼房，不复原来面貌。
来源：唐吉慧（作者系民建会员、中国作协会员）
原标题：《钩沉｜宝山里2号：“上海总工会”从这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