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郑重许杰 世纪杂志
图 | 上海博物馆
编者按：2021年系徐森玉（1881-1971）先生140周年诞辰暨去世50周年，也是其学术助手汪庆正（1931-2005）先生诞辰90周年。徐森玉先生曾任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管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长。汪庆正先生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4月1日，“怀玉守正一一纪念徐森玉、汪庆正先生学术座谈会”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共同追忆两位前辈在金石碑帖方面的学术成就，缅怀他们对祖国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本刊特选编几位中外人士撰写的怀念文章与读者分享。
其中纪念徐森玉先生的文章是《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撰写的《徐森玉作而不述的学者境界》和徐森玉先生继女夏庄如女士口述，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陶喻之整理的《回忆和继父徐森玉相处的日子》；纪念汪庆正先生的文章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陈克伦撰写的《汪庆正先生指导我学习古陶瓷鉴定》，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上海博物馆原馆长秘书许杰撰写的《汪庆正先生二三事》及陶喻之撰文的《追忆汪庆正先生金石碑帖学教诲》。
本微信公众号选发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图 | 纪念座谈会在上博召开
徐森玉作而不述的学者境界
郑 重 |《文汇报》高级记者，著有《徐森玉》一书
历史上的学人无非分为两类，一是著述家，一是实干家。著述家的著述，即便是暂时被藏之名山，但他们的业绩也不会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实干家常常是作而不述，他们做过的事虽然会变成历史陈迹而益发显现出灿烂的光彩，而对作出如此贡献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则逐渐鲜为人知。徐森玉（1881—1971）就是这样的实干家学者。中国近百年文博大业，几乎都有徐森玉的参与和贡献，出于对他的学养及为人的尊敬，人们很早就称他为“森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又称他为“国宝”。作而不述，无言为大，我从与他共事者的口述、学人著述及信札中，知道他那些名垂青史的业绩，心中常泛起无尽的怀念。
图 |徐森玉
支持研究的实干精神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发现甲骨、敦煌经卷、简牍、石经及大量墓志，为中国学术开辟了新天地。在这方面学术研究成绩卓著者当推王国维和罗振玉了。在这些发现和研究背后，则是徐森玉等实干学人。
1922年冬，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在洛阳出土，徐森玉、马叔平（衡）闻讯即西下洛阳，对石经残石进行调查，有的做成拓本，又将拓本分寄给王国维和罗振玉。
罗振玉寄徐森玉信说：说：“弟旅辽匆匆四年，无可告慰，前年撰《汉石经集录》，苦见闻之隘，蒙惠尊藏本，欣幸无已。闻贵馆尚有藏石，已托松村兄代拓，不知此外尚有新出者否，祈代为觅购，尤为感荷。”此期间，罗振玉正热衷熹平石经及魏石经研究，急需觅得石经拓本，所以屡屡致信徐森玉，请求协助支持。
对石经深入研究即是对石经残石上的残字进行识别，这种识别带有猜测性，有时需要识者的敏感。王国维、罗振玉得到徐森玉、马叔平石经残拓本之后，即着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图 | 徐森玉致信傅斯年（孟真），信中谈及关于为北平图书馆购书一事
《石经》拓本释文在排印时，是根据马叔平抄录之本，罗振玉在致徐森玉信中也说：“魏石经九字残石交公赐下，想已交到。月初公赴津，求携来，至叩。前有隶书‘邱来’二字残石，是否归公尊斋？弟考之为《公羊春秋经》襄公廿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之残字，特以奉闻。”
罗振玉在致徐森玉另一信中写道：“承允赐元遥夫妇两志，能便中赐下，至感；果杨公则志尊鉴以为未确，能将墨本见赐，尤感。篆书残石，张君既云购，故弟未便出面，请函洛商购，不必提弟所购，为荷。价以四百元为限。洛中唐志能悉数购来，弟可期五六十石。但一切有劳倾画耳。”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罗振玉除了和徐森玉讨论石经经文残字的识别，更希望徐森玉能帮助购进更多的石经、墓志拓片，以著书见长的学者还是无法离开实干学者的筹划和帮助。
罗振玉和徐森玉的交往，不只是在石经研究，其他方面也多得徐森玉在学术上对他的支持。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也多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信说：“前在京与人闲谈，言及《西清古鉴》中金文出于摹写，恨不得墨本，有徐森玉言定，可介绍拓墨。此间拓手已固定，而前途无消息，此事果能做到，亦一快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9月24日信）此当为罗振玉初识徐森玉之时。1924年，溥仪出宫，罗振玉致信徐森玉表述自己的心情，信中说：“自随扈至津，即违雅教逾两月，至念至念。溯自住京华半岁，百事颓废，近甫重理故纸，然方寸尚未宁谧，日益临池勘书遣日而已。洛下近出各志，苦不得一纸。尊藏能假录示 ，最感。”
徐森老不仅是协助友人，自己在石经上也造诣颇深。《汉石经集存》是马叔平的石经研究专著，书中提到徐森玉对汉石经残字得之较多，见解亦较深，多有赞许，请徐森玉为该书题签，并亲自镌刻“汉石经斋”印相赠森老。
图 |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右四）与徐森玉（左四）等在南京的合影
看淡名利的学者情怀
北京房山石经刻石的时间较长，经典的内容也较为丰富，除儒家经典，还有佛道两家经典多达1506石，对传统学术和文化有很大的意义。因年代久远，有的已经破碎，游客有时也能捡几块带回去赏玩。后来，有妄人干脆开洞取石，运到北京，送给当道要人。徐森玉得知此事，遂将刻石追回，归还房山，加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即重视石经残石的收藏。他说：“解放以后，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视原石和拓本的收集工作。近年来，上海征集的后蜀广政石经宋拓毛诗残本及北京嘉祐石经宋拓珍本等都是非常难得的。”现在石经大块残石及拓本收藏最多者要数上海博物馆和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了。
图 | 徐森玉（前排左一）与大哥、三弟及儿女合影
2010年，陆灏等在筹划出版“海豚书馆”时，选题中就有徐森玉文章结集，由森老之子徐文堪整理。全书只有11万余字，计论文6篇、序跋5篇、回忆1篇、信札12通、诗词2首。文堪在前言中说：“不少前辈和友人曾建议我编辑他已刊未刊的文章，由于他的不连续的日记、书信、草稿和其他文字，历经抗战、文革之难，大部分已荡然无存。”这是何等无可奈何的心情。
图 | 徐森玉《木简问题》说明材料复印件
虽然以马叔平当年为徐森玉篆刻“汉石经斋”印为此书题名《汉石经斋文存》。但书中除了《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一篇文章外，其他没有谈石经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写作时间，都在20世纪50年代，徐森老已经进入晚年，所以他在文章中说：“由于年岁过高，一些校刊、核对工作都假手于青年同志。”由此可知，徐森老晚年已经无意撰文了。
书中的几篇重点文章都是谈碑帖的。陈麦青题为《风范：汉石经斋文存读后》，评论的是有关碑帖著述的文章，并及徐森老无言为大的风范。
图 | 徐森玉（左二）在鉴定文物
1971年，徐森老与世长辞，其婿、诗人王辛笛有绝句二首吟悼，诗中有句：“万事于翁都过了，夕阳无语对秋坟。”森老骨灰葬于苏州七子山麓，此时是“落日衔山，人影在地，四顾苍茫，怆然久之，惟闻远处传来寒山寺钟声而已”。
图 | 晚年徐森玉
许多学人都看淡富贵，但轻没世之名，在学人中很少人做到，而徐森老做到了。他一生顺其自然，坚守自尊，时值徐森老140岁诞辰，抄庄子数语为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汪庆正先生二三事
许 杰 |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上海博物馆原馆长秘书
我脑海中的汪庆正先生是一位独具魅力的前辈和忘年交。他的魅力体现在广博而深邃的学识、富于战略眼光而又灵活务实的事业实践、睿智敏捷的人生洞察力、仁慈宽厚的同情心、儒雅斯文的风度、率真幽默的气质, 再加上一头富于诗意的飘飘白发, 真正是中国文博界的奇才。
图 | 汪庆正
我于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博物馆工作，至1990年辞职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早期中国艺术考古。在上博七年时间，先后担任过两种工作: 前五年是馆长秘书，后两年为文化交流办公室英文翻译。因为翻译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也是馆长, 可以说我未曾离开过馆长室。1985年，青铜和古文字专家马承源先生出任馆长，而以陶瓷、碑帖、钱币研究闻名的汪庆正先生升任副馆长。1990年离开上博后，我保持了与馆里的联系，尤其是与马、汪两公，时时求教于他们，他们也待我如朋友，情谊更进一层。谨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举出三例， 以显汪公的风采，以资缅怀。
一、多方协调 促成捐赠
王南屏，号玉斋主人，是自沪迁港的文物收藏家。“文革”时王家的收藏被查抄充公，保存在上海博物馆，“文革”之后抄家文物落实政策时按例发还。1949年王南屏迁居香港。他手中有若干绝品，尤以《北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和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72卷为著。前者是现存王安石书迹的唯一珍品，后者印在宋代政府公文的后背，当初是废纸再用， 而在现代则是一举两得，益加珍贵。1980年代初，王南屏通过谢稚柳表示愿意捐赠该两件稀世珍宝给上海博物馆，并希望将旧藏存留上海的200余件明清书画带至香港。1985年王南屏在美谢世，遗孀房淑嫣遵照王南屏的遗愿完成捐献，并继续与上海博物馆洽谈明清书画出境事。
图 | 1996年4月30日，江泽民同志(左三）为上海博物馆题写“国之瑰宝”，左二为徐匡迪市长、左四为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左五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
王氏家族拥有那批书画的所有权，但中国的文物政策不允许永久带出大陆，这就成为一个难点。当时马、汪两公就任馆长、副馆长不久， 但眼光、魄力卓著，计划接受捐赠并申请政府特批允许200余件明清书画出境。反对意见认为此举违反了中国文物政策的常规。双方都挚爱中国文物，但角度不同、观点相左，讨论争议长达数年。最后考虑到捐赠之文物极其特殊，且王南屏对于中国文物的回流颇有贡献，经由中国政府的最高层特批成事。我作为馆长秘书，为会议记录的需要参与了馆内领导层的多次讨论，开会时常到深夜。
具体细节不必叙述， 但对汪公的睿智记忆犹新。他思路极其清晰，分析周全，能够权衡利弊而不失主见。难事当前，上下左右的接洽、运作以汪公作用最大。两件国宝级的文物进入上海博物馆馆藏意义非凡。最近听说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的另外三卷与《宋人信札册》年前在永乐拍卖公司以2.6335亿元成交，可以反映两件稀世文物之珍贵难得。
二、远赴海外 筹建新馆
上博新馆项目于1991年开始，1996年建成开馆，是为中国博物馆史乃至世界博物馆史上的头等大事，因为上海博物馆不仅有着世界一流的藏品， 而且新馆的展陈内容精彩宏富、手段新颖美观，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为这一工程做出贡献的人士不计其数，最关键的无疑是马汪两公。作为新馆建设筹款小组组长，汪公不辞辛劳地奔波于海内外，收获颇丰， 更重要的是由此建立了上海博物馆深广的海外朋友圈。
图 | 2002年4月，陈克伦与汪庆正一起在新西兰考察“黑石号”沉船文物
1990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大约两年之后马汪两公为新馆建设来美国筹款, 其间访问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艺术考古博士专业由艺术考古系和东亚研究系共同主办，乃美国首家。马汪两公到达美国后在纽约及附近地区的活动由朱仁明女士陪同。到访那日，倾盆大雨，但兴趣不减。我到镇上铁路站迎接后，首先陪同参观大学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精品， 然后午餐后安排与诸位业师茶叙，两公兴致勃发，而汪公每有连珠妙语，引得举座大笑，实在是难得的一刻。
将近晚餐时， 由我开车送三位去拜访中国书画收藏家林秀槐先生。林先生家居纽约对岸的新泽西州北部。那晚聚会的情景历历在目，印象之一是林先生招待大家吃牛排，马公愉快地享用了很大一块，而我半块都吃不下。马先生开玩笑地说，小许你不行，应该用功。而汪先生对林府琳琅满目的文物逐一点评，加上收藏界的掌故, 妙趣横生。现在想来，两公用他们最好的精力、最好的身体，对博物馆事业做出了最好的贡献。这次访问效果显著，林先生不久即应允赞助命名上海博物馆书画装裱工作室，而我也因此与林先
生成为时常往来的朋友。如今我就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已长达十二年多，而美国博物馆馆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筹款，回想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筹款活动居然是陪同马汪两公，不禁感慨。
图 | 2003年7月，《北宋祖刻淳化阁帖最善本》开印仪式，右四为汪庆正
三、不吝赐教 勉励后学
汪公不但是博物馆管理专才，在专业领域也有深厚造诣，他开课授业，培养了一批文博学者。“文革”之后， 全国文博机构亟缺专业人才，复旦大学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于1984年在历史系开设全国文博干部专修班，同年以历史学专门史名义招收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班，与上海博物馆合作开展馆校联合培养。之后又设置博物馆学本科专业， 并于1989年由国家教委、国家文物局、复旦大学、上海博物馆四方签约成立复旦文博学院。复旦大学成为国内创办时间较长的文博教学与科研的高教重镇，与上海博物馆的贡献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复旦兼职授课的各门类专家的贡献。当年，汪公主讲“中国陶瓷”和“中国钱币”，课程在1984至1986年。我近水楼台， 便时时随汪公上课旁听，我在那两个学科获得的启蒙，至今有益。汪公的口才众人皆知，上课生动有趣，深入浅出。
图 | 汪庆正主编、许杰翻译的《中国陶瓷辞典》英文版
1989年，汪公主编出版了《简明陶瓷词典》，开本虽小，很是实用。上文提到的朱小姐有意译成英文出版，以飨英语读者的需要。但因为久居英伦，中文上颇感为难，所以邀约我翻译成英文初稿，然后由她修改定稿。我慨然应允，因为经由汪公的启蒙，我对陶瓷已经形成浓厚的兴趣。
图 | 2003年，汪庆正为学术研讨会题词“凿空狭路，逐鹿学林”
我在翻译铭文的过程中，遇到不少挑战。多亏我经年作为翻译陪同汪公接待外宾提看陶瓷藏品，尤其是接待专家时受教更多。汪公看到我对陶瓷颇有兴趣，平时也就时时指点，命我细读《中国陶瓷史》，并鼓励多看展厅。我不时仍有疑难，需要求教于汪公。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解难答疑，诲人不倦。没想到英文版的出版费时长达十多年。一直到2002年英文版《中国陶瓷辞典》才在新加坡出版。当我收到成书时，不免感慨良久。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在我的心中, 汪公乃神仙中人, 他的魅力、他的音容笑貌, 从未远去。
2021年1月12日凌晨于旧金山 “两两相随堂”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1年第2期
标题书法 吴孟庆
原标题：《《世纪》杂志 | 怀玉守正——纪念文博前辈徐森玉汪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