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日前，中央社院第一副院长潘岳所作《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点击回顾文章摘编）一文，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各族人民交融形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为何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本文摘自其中。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然而，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期间，中西方各有一对君臣，面临相似的境遇轨迹，却有截然不同的后世影响。这其中的“同”与“不同”，恰恰折射了中西文明逻辑的不同。

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与罗马大贵族波爱修斯

入侵罗马的日耳曼诸王国中，唯一一个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他虽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却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价值的一个蛮族国王。

德国的尼格拉城门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曾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受教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悉。他很仁厚，在他治下，罗马人完全保留着自己的服装、语言、法律和习俗。甚至对宗教，狄奥多里克也十分宽容。尽管自己信奉阿里乌斯教派，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基督教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奥多里克特别保留了罗马遗老们的权力。最受重用的大贵族波爱修斯，是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教会哲学家。他翻译注解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科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柏拉图的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被史家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

狄奥多里克将朝政托付给波爱修斯，并将波爱修斯两个年纪很轻的儿子早早封为罗马执政官。罗马遗老和哥特新贵常闹争端，当罗马贵族告发狄奥多里克的亲侄子霸占了罗马人的产业，他眼睛都不眨立即强令侄子退还。他对罗马遗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了怨恨。

可惜，哥特人与罗马人存在着深层矛盾。先从宗教开始。狄奥多里克宽容罗马教会，但罗马教会却不肯宽容犹太教，烧犹太人教堂抢其财产。狄奥多里克为了一视同仁，惩罚了犯事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因此怀恨在心，纷纷背着他与东罗马拜占庭教会频繁勾结。

523年，罗马元老阿尔比努斯被揭发送信给东罗马皇帝，请求他推翻哥特王国，让罗马人重归“自由”。这些信件被截获了，狄奥多里克大怒，将叛变的元老们抓了起来。此时，波爱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无罪，他们也无罪！”他与哥特人虽密切，但关键时刻仍选择站在了罗马贵族一边。

哥特再宽容仁爱，也永远不能得到罗马人的认同，即使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却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

此时，狄奥多里克已至暮年。他发现，“他毕生为罗马人民辛劳付出，得到的却只有仇恨；他为这种没有回报的爱而感到愤怒。”最后，他处死了波爱修斯。故意用一种“最不罗马”的方式——剥夺了波爱修斯死前为自己的辩护权。处死波爱修斯后，狄奥多里克精神极度痛苦，很快也病死了，死前呻吟辗转了三天三夜。

北魏鲜卑雄主拓跋焘与汉族仕人崔浩

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

北魏泥塑

鲜卑雄主拓跋焘无比宠信北方汉族世族子弟崔浩。在北魏历仕三朝，博览经史百家，精通玄象阴阳，又长于计谋，自比张良的崔浩，一方面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另一方面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焘亲临崔浩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鲜卑贵族对太武帝“偏听”崔浩极其不满，甚至发生过匈奴贵族与鲜卑贵族共谋的未遂政变。

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他在主修北魏史时，书录了鲜卑人部落时代的“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时鲜卑人已接受了中原的伦理观，且自称炎黄后裔，对于这种“揭丑”非常愤怒。又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传闻崔浩密谋投宋——因为崔浩家族太庞大，其本族和姻亲都有别支在南朝。拓跋焘盛怒下将清河崔氏灭族。此时，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备受戮辱。

看似相同的君臣际遇背后的大不同

英国史家吉本说，罗马人与东哥特人是完全可以进行族群融合的，“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团结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一个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识的士兵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

欧洲史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争，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

东哥特之后的蛮族，从此再不刻意“罗马化”。他们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仅顺着惯性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鲜卑人和汉人的故事，偏与哥特和罗马不同。

与罗马贵族屡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灭门后各个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当孝文帝即位后，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尤其崔鸿，收罗各种残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国春秋》100卷，记录了五胡各政权史实。

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崔浩虽死，其政犹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原标题：《中西比较|趣谈中西历史同期两对君臣的“同”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