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好电影,都是他们拍的

原创 东五环作家协会 看电影杂志

2020年,无论是影迷还是电影人,都不好过,疫情阻断了交流,影响了拍摄、上映。

但即便如此,一群新老导演们仍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依旧探索着电影艺术的边疆。

也因他们,在电影贫乏的2020,我们仍可以观看诸多好电影,分享诸多好电影。

克里斯托弗·诺兰

古典电影人的先锋探索

初看[信条]仍然会被里面的种种设定绕懵,叹服诺兰的想象与脑洞:

回到过去、钳形进攻、熵减原理、祖父驳论、平行世界……

但当把“烧脑”的设定剥离,会发现[信条]是一部很类型化的间谍冒险电影。

事实上,诺兰之前的很多电影也都是如此,他一直用高概念包裹传统类型片。

说起来诺兰倒也是个颇为“古典”、“传统”的人。

[星际穿越]时他讲述父爱;

[盗梦空间]它核心是家庭;

[黑暗骑士]系列本质是超级英雄外壳包裹的犯罪电影。

这也是诺兰为何被称作商业类型片导演原因所在。

但诺兰绝非被类型困住之人,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探索,一次创新,概念前行。

像[盗梦空间],他用架构“梦境”世界,将梦境化为归家的桥;

像[星际穿越],他以高深的天体物理学做支撑呈现绝无仅有的星际世界、五维世界;

像[敦刻尔克],他以剪辑的艺术呈现英军的三种视角、三条时间线。

到了[信条],则是我们熟悉的有关时间上的、“平行世界”的设计和呈现。

这一次摸索依旧为观众献上了视觉奇观,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倒行”,还有像结尾的双向轰炸……

实拍再度为诺兰的想象和先锋添彩。

这也是传统的古典导演诺兰一直的坚持。

对于[信条]这样一部动作科幻片,诺兰以实景拍摄的最大好处就是现实和宏大。

就像[黑暗骑士],实景拍摄不会觉得是超级英雄电影,蝙蝠侠是“真”活在美国城市的英雄。

[信条]也是一样,科幻感削弱,现实感加强。

直升机旋翼的扬尘、海上耀眼的骄阳、黄灿灿金条的反光,都是那样清晰可见,仿佛这个世界近在眼前,即便是逆向世界亦是如此。

甚至帕丁森脸上青色的胡渣都异常性感。

而宏大,电影中多个场景的拍摄都有这样的特质,像开头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快艇、中间的公路抢劫、结尾的正邪大战……

实景拍摄的优势在[信条]中一览无余。

豪横的华纳也一如既往支持着大胆的诺兰。

2亿多的成本,让敢想敢干的诺兰,真就开了架客机撞机库。

这年头,也就只有诺兰敢这么干,有CGI不用,只为追求最好的视听语言,传统却也激进至极。

诺兰的传统还在于他对[信条]登陆院线的执念。

2020疫情的特殊情况,实体院线损失惨重。

美国第二大连锁院线Cineworld就曾打算7月开放所有影院,借着[信条]回回血。

(那个时候[信条]还定在7月上映)

而早在2020年3月份,诺兰就在《华盛顿邮报》上发布署名文章呼吁拯救电影院。

“电影院是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除了政府对影院员工的帮助外,电影院也需要制片厂有策略性与前瞻性的合作。”

甚至一度还有传言,在7月17日[信条]再度延档之时,诺兰以一己之力让华纳同意[信条]在7月底上映。(《纽约时报》报道)。

在这个连汤姆·汉克斯都意识到流媒体可以,流媒体牛逼的时代,诺兰这个传统的电影导演,就是这么激进。

他希望[信条]在影院放映,他希望观众在院线感受[信条]的种种,就像他对影迷所说:

“[信条]是我们为大银幕量身打造的作品,我是电影院的头号粉丝,一生都痴迷于电影院所带来的仪式感。”

这种仪式感,让他和他的前辈们仗义执言(“好莱坞85位电影人联名救市”),而身为院线的粉丝让他对华纳2021年院线电影同步HBOmax深恶痛绝。

的确,也只有影院才能将他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呈现到极致。

([信条]是第五部诺兰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电影,也的确是为大银幕量身打造的电影。)

庆幸,在这个好莱坞创意枯竭的时代,在商业电影几乎都是超级英雄和IP续集的年代。

仍有诺兰,以先锋的拍摄手法,以高概念的想象,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故事,这样的电影有资格在全球刮起一场“诺兰旋风”。

而这也就是电影艺术的魅力,就像影片里说得“别试图去理解,去感受。”

这也是诺兰施与我们的“信条”,是古典电影人最后的傲骨。

大卫·芬奇

温柔一刀

温柔,大卫·芬奇很少会跟这个词联系起来。

[本杰明·巴顿奇事]可能算一个交点,但大部分时候,芬奇是黑暗、冷酷、变态的——

他在台前拍着反社会的杀手、与男人缠缠绵绵至死方休的变态妻子;

在幕后他则把演员当工具用(杰克·吉伦哈尔曾说他是在“拿人当颜料作画”),不惜和他们撕破脸,一场戏拍99遍,第100遍,是因为“镜头好像抖了一下”。

但2020年的芬奇,真的有点温柔。

是因为[曼克]太特殊了。

这本来应该是芬奇的第一部电影的,如果有工作室允许一个MV导演拍摄一部黑白“老”片的话。

这个剧本来自芬奇的电影启蒙老师,爸爸杰克·芬奇。

当年也正是大卫鼓励父亲创作这个剧本。

[曼克]有关于他和父亲的共同电影记忆,他们都很喜欢的[公民凯恩]。

事实是,芬奇过往的“变态”或“冷酷”,才是符合好莱坞商品社会规则的,是驯服的,是顺从的。

而[曼克]的温柔,才真的任性。

这是芬奇的温柔一刀,用不紧不慢的口吻,嘲讽着那年月好莱坞的种种不堪,又对那一点点微光满怀温情。

一个过去80年的故事,一段黑白的影像,一个比起赫斯特或奥逊·威尔斯并不为人熟知的赫尔曼·曼凯维奇。

可也只有这样一部电影,才召回了六年不拍电影的大卫·芬奇。

2006年,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只是想拍摄苏联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列夫·朗道的传记,叶卡特琳娜·奥特尔本也只是本片的服装设计师和化妆师。

到最后,他们创造了一个以“列夫·朗道”为代号的项目:

建了一座占地12000平方米、外观高度还原的“苏联”,又累计试镜了将40万人,所有人在那个空间里,相信自己真的活在几十年前的苏联。

他们活在整个世界之外。

在这个时空里,伊利亚拍摄了700多个小时的素材,并剪出了14部电影、3部剧集和其他一些视频、科教片。

对于疯狂的新浪潮影迷来说,他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可望不可即。

戈达尔总是脚步愉快,幽默风趣。

去年,他步入90岁人生,依然有着一些疯狂的电影创作想法。

尽管年迈,这位电影导演依然没有在这行业内退休,疫情下的直播也再一次让我们领会了他的实验精神。

2020年4月,戈达尔穿着绿色毛衣背心,戴着黑框眼镜,手拿雪茄在洛桑大学的Instagram帐户进行直播,主题是“新冠病毒时代的影像”。

这场对话除了讨论疫情生活,缅怀新浪潮故人之外,也透露了自己注册视频账号和新的剧本工作。

”第一次注册'Skype'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冒险”,戈达尔在直播间同影迷们说。

回顾他的人生,20世纪60年代,他在电影[精疲力尽]里的大胆实验也是种冒险。

在戈达尔心中,始终认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是电影业的一次起义。

这次前卫的起义并不是用来否定希区柯克或塞缪尔·富勒,而是要让人们明白电影可以是一座乌托邦。

查理·考夫曼

能看懂算你丧

时隔五年,查理·考夫曼终于有新作问世。

这部[我想结束这一切],依然只能令人大呼考夫曼真乃“鬼才”,意识流的非线性编排,让人云里雾里。

玩转时间和空间,向来是考夫曼所长。

在[我想结束这一切]里,他继续任由时间扭曲、倒退、快进,到最终,才暴露他孤独凄凉的底色。

不会有人开启的地下室,洗衣机里一件又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门上奇怪的指甲抓痕,这些惊悚元素,其实是一个清洁工晚年生活的局部,是日子的无法追悔。

错乱的意识流汇到最终一点,才勾勒出真正的、来自生活的惊悚。

考夫曼一贯如此。

他焦虑、拖延、孤僻,常常怀疑自己写的是垃圾,像他的主角一样,害怕到生命最后,一事无成。

又恰好是在2020,一个被疫情划出时代分水岭的年头,考夫曼的意识流电影,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回应。

既然我们都恐惧生命终点的那一次叩问,那就一直一直,像考夫曼一样写下去,做下去。

原标题:《去年的好电影,都是他们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