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便立刻投入党的各项实际工作中，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条件。
01
上海早期党组织
以《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为阵地
为了适应建党的需要，加强对外的社会主义宣传，上海早期党组织决定从1920年9月1日的第8卷1号起，把《新青年》改为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刊物，成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由李汉俊、陈望道主编。在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从此，《新青年》开始改变它的内容，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明白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并特辟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那时可能得到的材料，使一般倾向社会主义的分子有可能去了解苏俄的真实情形，以此加强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
1920年11月7日，上海早期党组织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李达任主编。之所以选择11月7日创刊，主要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
《共产党》（图片来自互联网）
《共产党》月刊着重刊登马克思、列宁的重要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有关共产党的知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也发表了一批探讨中国革命的文章，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成为各地党组织成员的重要理论读物，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内容也是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宣传党的主张。
《共产党》创刊号，同时还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为《共产党》杂志撰写稿件的，也大多是上海党组织的成员，他们撰文及译文都不用真名，使用笔名或用种种化名。
1921年7月《共产党》在出版发行6期后停刊。《共产党》月刊虽然只出版了6期，但在黑暗的中国，第一次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次发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战斗口号，阐述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它高高举起的革命火炬，照亮了中国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
为了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党组织的宗旨和原则，1920年11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党组织还曾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后来，这份宣言被作为建立党组织、吸纳党员的标准，起了临时党纲的作用。
02
北京早期党组织
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掀起了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浪潮。然如同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未免泥沙俱下，旁流杂出。在这种状况下，一部分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还只是一鳞半爪，很不系统，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甚至误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广泛地、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
鉴于这种情况，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多次酝酿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一方面，正本清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和筹备，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合影（图片来自互联网）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没有活动场所，北大校长蔡元培便借了两间屋子给研究会使用，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图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斋”即宿舍，当时北大宿舍称“斋”。“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之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领导作用，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这使李大钊很自然地成为北京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许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跑来听他的教诲，请他帮助。
李大钊（图片来自互联网）
在李大钊影响和领导下，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进行着紧张而有意义的活动。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像邓中夏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书籍，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当时，邓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十二点钟后才就寝。由此，他们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就为后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作了准备。
北京党组织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进一步开展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蔡元培、陈独秀等在北京大学国文门合影
03
其他地方的早期党组织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建党理论宣传工作
武汉党组织建立后，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约20余人。研究会其他成员流动性较大，为求方便，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学习或举行会议。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围，还有许多小团体，如利群书社、学生中的“读书会”、“学生会”等等。利群书社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研究会通过它联络进步分子。他们还出版过两种刊物：一种是《我们的》，一般在利群书社内部发行；一种是《武汉星期评论》，创刊于1921年春，原属启蒙性刊物，黄负生、刘子通担任编辑工作。《武汉星期评论》致力于宣传辩证唯物论观点，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呼吁改造社会、改革教育、妇女解放，并深刻揭露和批判军阀的反动统治，当时在武汉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利群书社旧址（图片来自互联网）
长沙党组织成立后，采取多样形式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努力办好文化书社，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俄罗斯研究会的活动也有进一步的开展，经常举办演讲会、讨论会，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在苏俄所取得的成就，引导人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毛泽东与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往来甚密。他常向《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斗争在湖南的影响。
济南党组织成立之后，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工作之一是出版专门的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1年“五一”劳动节，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其内容大量刊载了工人的痛苦生活，报道了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但出版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刊。济南党组织还创办了《晨钟报》，从主编到编辑全是共产党员，由王翔千任总编辑，王尽美经常撰写社论。面对着当局的压制，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夜晚编印报纸，白天送邮发行，有时亲自上街出售，前后坚持了两年多时间。
广州党组织成立后，以《群报》为党的机关报，并强调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新增一些专栏，有“评论”、“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等。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传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三国际的文件，都曾在报上连续刊载。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是广东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州党组织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约有80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是各个不同职业的人士。
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利用欧洲的方便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共产党的知识，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他们还组织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斗争。为了加强学习和宣传工作，中共旅欧党组织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创办了《少年》、《赤光》刊物。周恩来等在《少年》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文章。1924年《少年》专刊改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任主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加强了党的纲领的宣传。
（摘编自《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人民出版社 邵维正/主编）
原标题：《【百年荣光·故事】广泛播撒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