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几年前贾平凹写了一篇小说《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故事从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她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

       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 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他说，“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首先我想通过拐卖人口表现出现在的人群，这是最基层的 。看到后面，村子里几乎就没有女性，凡是姑娘都是打工，宁愿嫁到郊区，城市漂泊，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就是年轻媳妇一旦出去，一样不回来了，要么 离婚，要么就走了，偏远山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些村庄就开始消失了。这个就是说不出的感受，我想把它写出来。”

       作家梁鸿评论说，《极花》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用色块的方法把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原成日常形态下有力量的碰撞。她用水墨画的留白来类比中国作家笔下农 民的沉默，“中国的水墨画，空白和墨在一起构成总体的意义。没有说出的沉默的也是有意义的。反观我们关于乡村的书写和存在，当我们思考农民的生活的时 候和乡村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笔下很多时候他们是沉默的。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这个现状，如何用逻辑 与美学把它呈现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曾用“一头沙漠里的骆驼”形容贾平凹，“30多年来，他迈着沉重雄厚的步伐，跋涉在现实生活的泥浆之上。他的创作反映了当代乡村 的急剧变化，隐含极大的社会历史信息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论说，“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有非常强大的现实感，这个现实感不止是说现实当中发生的问题，而是对今天的 乡村中国的关心，对乡村中国历史的关注，他的作品构成乡村中国历史的一个长长的谱系，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认为贾平凹是当代中国真正热爱文学的重要的代表，“长篇小说是体现一个时代文学真正的创造力的着眼点，我认为贾平凹老师 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创造力。”

       这是我曾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征文，特此刊出。

贾平凹《极花》现实主义特色

       自从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非虚构”文学作家、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后，“非虚构”文学写作备受关注和重视。所谓“非虚构”写作是一种 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与纪实相近，但又不等同于纪实文学，是一种以真实为背景，完全凭作者个人的视角进行的独立的写作。《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 城市的女孩胡蝶，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让人眼目一新。《极花》是贾平凹在“非虚构”文学方面的尝试，这种尝试是成功的。非虚 构的作品，是作者用自己的笔饱沾着自己的良知来写的，直面时代的挑战，把过往的现实化为文学的力量，为历史记录了真实的证词，既让文学有了真实的价值 ，也让文学有了阅读的魅力。

       《极花》自然质朴。主人公胡蝶，这个被拐卖的妇女，在与生活抗争，却又怀孕生子，在社会流言中被裹挟，像“极花”这种植物一样，在自然万物、枝枝蔓蔓 中生存，本应该平静地生老病死，却因为农村光棍性的需要、子孙繁衍的需要被拐卖、被毁灭，这种毁灭不仅仅是肉体上，还有精神上的摧残。这样的故事，在 中国的农村，过去在上演，现在仍在上演。中国农村改革、城镇化建设、共同奔小康的道路怎样走？犹如当年鲁迅写祥林嫂一样，中国农村的问题仍然是值得作 家深究的。难怪贾平凹说，小说毕竟是小说，仅仅从道德层面来结构，不是法律，铁面无私，毫不讲人情。小说需要充满人性的东西。胡蝶的拐卖，还有麻子婶 、訾米以及黑亮、老老爷、村长等人物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真实的农村现状，农民对“极花”贪婪的采挖，对“血葱”疗效的夸大，都是社会一种病态的 掠夺，是乡村的悲剧。 

       现场式的介入性的“非虚构”写作姿态是近年来作家所特有的现象。作家用自己的笔，用记者新闻式的观察与思考，写自己的所见所闻。贾平凹敢于正视社会的 现状，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写自己的思考，让文学触及社会严酷的现实。这才是正直作家所特有的品质。作品重点不是写警察怎么解救被拐妇女。这种新闻案件 在中国似乎太常见，甚至还有比这个案件更离奇，更凶残的故事。贾平凹却把类似新闻事件的事，写成了小说，用文学的形式，小说的细节完成了新闻后面人们 无法知道的事，他不是自己关注城市怎样肥大，农村怎样地凋敝，他是用作家的思想在挖掘当今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

       贾平凹写的小说和以往不同，在《极花》中，少了意象、少了荒诞、少了神秘，故事性得到了强化，主人公形象很丰满，结构也很紧凑。贾平凹除了对胡蝶被拐 卖后的心理细节描述，我们读到了陕北乡村的风俗民情，世事纷繁。 这部小说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即使在当下中国如此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乡村的裂变，也 让人们触目惊心。这种农村的现状，农民为之生存的环境在作家笔下一览无余。作家关注社会的真实，而不是粉饰虚假描写农村的现状，这是近年来《人民文学 》长篇小说中的一抹亮色。

       作家紧扣其生活的急遽变化的时代脉搏，取材于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这才是《极花》的现实主义特色 。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现实生活的真实图 画,通过蝴蝶的典型个案，揭示了社会急剧变革中农村的现实，农村中的人际关系,反映了一定社会生活的本质。现实中的真人真事,主人公经历的遭遇,痛苦、眼 泪、呻吟,一切都是现实中人物的活生生再现。 女人被解救出来，应该是重见天日了，怎么又跑回去了？小说的结尾让人深思，中国农村，到底应该怎样改革， 这是《极花》留给读者的思考。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 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从中外文学史看，无论是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还是司马迁、杜甫、曹雪芹，古今中外文学巨匠的共同特征，都具有对 社会生活的强大包容、涵盖能力，这些作家对“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有浓厚的兴趣。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家是生活细节的收集者，是斗转星移、花开鸟鸣、鱼游 鹰翔的热心观察者。他们热爱泥土河流、穷街陋巷，在别人忽略的地方开掘出题材的富矿，在作品中建造起细节的迷宫，让人性的多棱镜发出光彩。歌德说：“ 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对于这个过于古老的世界，现实主义作家永 远保持敏锐热忱的好奇，在建造艺术大厦的时候，确保运用的不是空疏的理念，而是伟大的细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谈到了当前我国文艺创作 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抄袭模仿、千篇一律”“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 、脱离现实”，等等。作家应紧扣其生活的急遽变化的时代脉搏，才能写出不愧时代的作品。

       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有其独特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 “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 杜甫从四 十五岁起经历了唐代最为剧烈的“安史之乱”。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 号召。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力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 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下那些成名的大家，他们的写作风格或许是“写实”的，但他们的取材，主要是指向历史的、过去的 事情，而不面对当前的现实。即使有一些关注当前“现实”的作品，也是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缺少介入的力度。贾平凹的《极花》为我们作家提供了现 实主义写作的一个样本，《人民文学》文学开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