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数”的法力与“人”的法则

原创兰藉文化红楼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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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安胜，男，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人，1962年出生。自1982年高中毕业，任小学教师至今。长期学习与研究红学，在《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辑刊》等报刊发表小文数篇。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

作者

赵安胜

古典名著《水浒传》无疑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杰作；但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招安与“征四寇”部分姑且不论，即使前七十回之“不能一律”也是显而易见的。

很显然，以“逼上梁山”为主题的内容，是这部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最为杰出的部分。通过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细致入微的叙述描写、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仅可以看到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纷纷走上反抗道路的壮阔场景，而且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当时封建的社会政治和官僚统治的黑暗腐朽。

在逼上梁山的艺术群像中，林冲是最具光彩、最具震撼力的典型代表之一。他用他从封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演变为与封建帝王、封建官僚相对立的勇士，其间充满辛酸和血泪的人生历程，在向世世代代现身说法。

他不仅做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时声名显赫，地位优越，断然不会想到要跳出统治阶层之外，“换一种活法”；即使受了权奸高俅陷害文面长枷惨遭发配时，竟也甘受屈辱，只叹“年灾月厄”，自悔“撞了高衙内”。若非高俅之流赶尽杀绝，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极有可能在沧州牢营里消磨时日，期待限满，或者还能再得起用，到那时对白虎节堂无情的棍棒、野猪林里阴森的屠刀，会大度宽容既往不咎也说不定。但终于又有火烧草料场的奸计，使他“便逃得性命，烧了草料场，也得个死罪”。至此，再要死里逃生，便只剩下一条通往梁山的荆棘丛生的不平之路。

被腐朽的封建政权、被黑暗的社会现实所逼迫而走上反抗道路的另一典型是武松。即便是这个血性烈汉有鲁莽憨直的个性因素——如曾醉酒殴伤他人以致飘泊避难，——落草为“寇 ”想也非其初衷；而打虎之后更是兴兴头头地在县衙做起了都头。胞兄被害后他首先将惩凶雪恨的希望寄予县官身上，并且因县官贪赃枉法而不得已手刃奸凶后还自首公堂，甘愿服罪，甚至披枷带锁刺配途中，还认为张青所劝的杀掉防送公人占山落草是“天理难容”，更甚至在孟州牢城营里还为报酒饭之德，酬“知遇之恩”，而与管营相公、都监大人搅和在一起。遭张都监阴损之计坑陷后，他“忍着那口气，带上行枷，出得城来”。

顺此设想，他倘到得恩州，或许还会为那里的什么李都监什么王都监再充走卒爪牙。面对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等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所编织成的黑网再次更为阴险地向他头上罩来，面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血腥现实，他大闹了飞云浦并进而血洗了鸳鸯楼。至此，他与官僚统治阶级、与封建政权已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至此，可供其选择的道路只能是通往或梁山或二龙山或桃花山或清风山或其他什么山的各条小路中的某一条，换句话说，具体上哪座山进哪方林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走落草占山之路则是必然性的。

有言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而《水浒传》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是不仅有武松这样被逼反的“民”，还有林冲这样被逼反的“官”，竟出现了“官逼官反”的奇例骇闻。于此蕴含的认识意义和批判意义是相当深刻的。宋江在劝降索超时说过的一段话颇具力度颇中肯綮：“你看我众弟兄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留心环视簇立在梁山泊反宋大纛下的众英雄，确有不少曾是或大或小的军政官员。林冲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其转变历程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撼人心魄。此外像鲁智深、杨志等《水浒》前半部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堪称精彩。

然则，该书后半部分所写到的归入梁山的“朝廷军官”，尤其是原本对起义军满怀仇恨和杀机的高层军官，其人生道路的改弦易辙、个性特征的发展变化，既缺乏诸如“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之类外部环境因素的充分铺垫，也缺乏人物阶级基础、社会基础以及思想基础等内部动因的充分揭示，自然也就缺乏人物性格发展的条理性、逻辑性，也就不能不有损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完整性，甚或“绘面目而失神情”。

朝廷首次攻剿梁山，派呼延灼为帅，韩滔、彭玘为正副先锋，结果先是彭玘被俘后受宋江一拜一语便慨然归降，韩滔、呼延灼也接连步其后尘，梁山所面临的大兵压境的危机就这样涣然冰释。再如宋江攻打北京城（今河北省大名县）时，朝廷议派关胜做领兵指挥使，郝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后合，兵进梁山以解北京之围，结果又是三人共同被擒共同感于宋江礼义而倒戈，北京城守将索超也旋归宋江麾下。泛如此后的单廷珪、魏定国、董平、张清等人的弃暗投明无一不是如此轻率、简单，直如儿戏一般。

在偶然机缘之下，受革命洪流的裹挟、冲激或虹吸，被动地从统治阶级阵营里分化出去的诸多人物，或许连旧的服饰尚未及更换，—— 更别说换头脑，就对原本隶属的阶级怒目相向，反戈痛击，并且义无返顾，坚定不移，绝无动摇、退却与返悔；这样的表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烘染梁山泊反抗事业的气势声威的作用，也不否认有的内容可认作“事赝而理真”；但其过于简单化、程式化、雷同化之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处理这种情况，常常借重于这样一个法宝：“数”，亦即“天数”、“定数”。金圣叹曾肯定《水浒传》“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的精心架构，但实际上写高俅之前还有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拟神话故事，暗示梁山一百单八将，前身本是“伏魔之殿”中被洪信误放的魔君。此三十六座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后来一并名昭于天降的石碣之上。此乃“上天显应，合当聚义”， “天地之意，物理定数，谁敢违拗”？这便是屡试不爽的定定不易之“数” 。先以智勇胜之，继以义礼揖之，再加上“数”的法力，便足以使那些“朝廷军官”的人生天平骤然倾斜，从傲俯人间的朝廷倾入社会底层的梁山泊。

我们看到，不仅身为先锋的“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自然意气相投，就梁山泊做了头领”；就连“亲承天语净狼烟”（意为亲受皇帝面谕平扫梁山）的主帅呼延灼也“不着先鞭愿执鞭”（意为不做领兵元帅而甘愿为宋江“随执鞭镫”），也是因了“天罡之数” ，因了“降魔殿内有因缘”。索超之归降固然与宋江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无关系，但终归出于“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数，自然意气相投”。至于张清曾飞石连伤梁山数将，后来相互之间竟能捐弃前嫌亲密无间，书中说“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义，自然义气相投”。

“数”的法力如此巨大，能将朝廷军官从高官厚禄的位置上轻而易举地拽下来，更遑论处于社会下层的黔首黎民了。就说裁缝侯键，肯帮宋江打破无为军杀了黄文炳并投身义军，也是由于“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意气相投”。“数”之所在，果然无人敢于违拗，也无人能够违拗。

容与堂刊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据认为实乃叶昼伪托）第十回即“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有一则总评说得好：“《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的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若到后来，混天阵处，都假了，费尽苦心亦不好看。” “风雪山神庙”这一部分，的确是书中的精彩篇章，林冲也的确是书中的一个真实、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以及书中前半部分塑造的另外一些因与恶势力的矛盾尖锐激化不可调和而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虽然也被包括在“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的整体神话框架中，但我们突出的感受，不是“数”的法力，而是“人”的法则，社会的法则在起作用。

这也正是《水浒传》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高度体现，是其思想性、艺术性以及两者结合都最为卓越的菁华，也是这部著作“可与天地相终始”的最重要的凭藉，自然也是我们最应予以珍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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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水浒传｜“数”的法力与“人”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