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种子安全 种下千年基业》丨大国博弈:小种子撬动大产业

原创 鲁冶 人民法治

要立足现代市场体系

公平公正的贸易原则,

在正当竞争中磨砺

中国本土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发端

1996年,陷进财政赤字泥淖的阿根廷政府想到了一个还债的主意:售大豆。

借助通过本土代理商间接卖给农民而自己从中赚取特许费的方法,美国农作物巨头公司孟山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阿根廷农业市场。在阿根廷政府的怂恿下,代理商们拒绝上缴给孟山都专利费,孟山都就驴下坡,不再深究代理商侵犯公司产品专利的责任。一时间,占到便宜的阿根廷农商们争先恐后地大量购进孟山都种子。

在这场“占美国佬便宜”的狂欢中,尝到了甜头后的阿根廷农民们,随即抛弃原有种植农作物,纷纷改种转基因大豆。三年时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据阿根廷所种大豆总量的75%。阿根廷跻身全球三大大豆种植国之一。

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规模在阿根廷疯狂地扩张,终于在1999年达到顶点。此时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孟山都公司董事们,认为割“韭菜”的时机已成熟,向阿根廷的农民、政府及相关产品代理商等,举起了磨得锋利的镰刀。

“收网”的动作一气呵成,密谋者们将一个国族玩弄于股掌之间。借助平克顿侦探公司收集阿根廷农民侵害孟山都知识产权的证据,孟山都对身在英国、丹麦、荷兰等阿根廷大豆的欧洲买家提出诉讼,要求他们替阿根廷缴纳专利费。紧接着,欧洲买家对阿根廷大豆的需求大幅减少,豆农们损失惨重。

阿根廷政府恍然大悟。但是在孟山都种子多年的强力渗透下,阿根廷的本土种子与化肥企业早已批量倒闭,全国90%的大豆田皆被孟山都种子占领。最终阿根廷政府屈服,不仅向孟山都支付了“技术补偿基金”,还允许它在阿根廷申请专利并受法律保护。

此后的数十年里,在美国圣路易斯市无垠美丽的高尔夫球场上休憩的资本家们,成为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实际主宰者。

法制

一家种子企业,缘何竟将一个四千万人口的国家置于俎上鱼肉的困境?在2018年被德国拜耳集团收购之前,孟都山是世界上市场份额最大的农作物种子公司。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初创时是一家化学品公司,1969年收购Farmers Hybrid公司,首次进入种业。自此以后,孟山都大举扩张,在20世纪末,该公司收购了300多家具有行业比较优势的种子和农化公司。通过大规模“合并同类项”似的兼并,孟山都公司成为可翻云覆雨的跨国种业巨头。

美国种业的历史,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时间一样长。回溯美国种业一路高歌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政府对于农业法制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对于种业资本的不断松绑。

在18世纪末期,北美第一家经营蔬菜种子的公司在费城成立。1850年全美有种子公司已达40多家,主要经营蔬菜、花卉和牧草种子等。1883年,美国成立种子贸易协会(ASTA),将种子企业和经销商联系起来,开始关注种子进出口关税、邮寄收费等具体问题,并在其后的100多年中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政策,从而在机制上支持美国种子企业在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20世纪初,随着杂交育种及杂种优势利用成功应用于农作物育种,美国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植物专利法(1930年)、联邦种子法(1939年)、植物品种保护法(1970年)等法律。在健全法制机制的保障下,很多种子公司得以放心地增加育种投资,随之引发了多次企业兼并扩张的热潮。

1926年华莱士创办了世界第一家杂交玉米种子公司(即先锋公司),一批私营种子企业在南方的农业州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陆续由蔬菜、花卉种子拓展到粮油作物。

在高自由度融资环境和产学研紧密联系的催化下,无数规模较小的家庭经营企业在公共科研机构、农业大学的支持中实现迅速孵化、增值,并在2000年,私营种子公司育种投入超过公共科研机构研发投入。数百家私营种子公司在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开启了新一轮的整合并购,最终美国市场形成了以孟山都、杜邦先锋、陶氏等为代表的世界级跨国农业公司。这些公司在运作资本、经营规模、研发能力、市场营销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实力,从而推动美国成为全球种业上游产业链的聚集中心。

科技

拥有117年历史、共收购近500家企业的孟山都,最终也难逃被兼并的宿命。2018年,德国制药巨头拜耳集团以630亿美元的价格正式收购美国孟山都公司,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现金收购交易。

将孟山都收入囊中的拜耳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拜耳集团诞生在拥有创新基因的德国勒沃库森。公司在高分子、医药保健、化工以及农业等产业颇负盛名,曾是阿司匹林、海洛因等产品的创造商。迄今为止,拜耳是德国最大的产业创造集团。

拜耳集团缔造的商业神话,与当年德国加大改革教育制度后释放出的创新活力密切相关。1990年10月,原东德地区成为德国的新联邦州,重新统一的德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深层次的改革。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的时候,德国人意识到创新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创新来源于人,来源于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于是,德意志联邦教研部启动了“区域创新”资助项目,资助费用共计5亿马克,将教育、科研、企业、政策、管理和各类协会及联合会的各类人才集中起来展开密切的合作,致力于将德国新联邦州的教育科研机构以及各个企业的研发部门所蕴涵的巨大创新潜力,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如拜耳、大众等富有创意理念的科技企业,在德意志不断涌现,为德国的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系统性发展贡献出显著的积极作用。

2020年11月,拜耳集团走进中国进博会。据一位负责人表示,包含拜耳在内的德国企业,所有供3岁以下儿童食用的产品不得含有任何人工添加剂,都是天然的;所有农产品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和植物种植园,以保证取材于天然有机品质。

高标准的行业自律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得德国种子企业在全球具有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即使在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种业“掰手腕”中,也从未处于下风。

开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为保护国内种子安全,就应关闭种子市场大门,从而抵制跨国种业公司对本土种业的冲击。

有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台词是“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若以抵制的态度去迎接国际种业市场白热化、渗透化的竞争,本土种业公司很难自发地完成农业结构和良种培育的升级迭代,从而使得本土种业公司在“温室”里越长越弱,最终招致倾覆性的风险。

日本种子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打价格战的美国农企的剧烈冲击,数十家大型的种子公司因此倒闭。但日本坚持将国内种业公司推向市场,建立独立执法机构负责品种质量监测、监管,以及种子选育者、经营者和使用者权益保护制度,迫使日本企业在应对美国企业冲击中弥补自身管理机制、技术水平的缺陷,从而提升自己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能力。经过惨烈的市场竞争,最终日本涌现出坂田种子公司、泷井种子公司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子企业。

发展中国家秘鲁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局势深受不稳定场域力的流变中,也采取一系列扶持和鼓励农业的措施和政策,以促进其农业在不确定时期的平稳发展。如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或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自然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只需缴纳15%的所得税,而普遍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则高达30%。另外,秘鲁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将绝大多数一般性的产业领域向外资开放,并根据鼓励企业所在区域、经济活动的导向和项目类别,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

不乏有大量经典的理论,支持开放更有利于本土企业健康发展的观点。

早在1773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了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理论,该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内在逻辑,认为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各国可以利用本国具有优势的产品与国外进行交换,在公平的交易中,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社会福利。

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突显出市场的力量会将资源引入相对有效率、成本相对较低的产业,不同的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压是贸易发展的根源。

跨国种业公司在我国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基于市场规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应客观对待跨国种业公司进入给我国种业市场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尽管我们要有“狼来了”的危机意识,但更要立足现代市场体系公平公正的贸易原则,在正当竞争中磨砺中国本土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017年,中国中化集团成功收购了瑞士市值第一的农企先正达公司,这释放了我国种业市场开放的信号。

来源:《人民法治》杂志

原标题:《《保障种子安全 种下千年基业》丨大国博弈:小种子撬动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