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骨朵 骨朵网络影视
文 │ 魔王
大鹏不认为自己有所谓的“舒适圈”。
老家集安是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因此大鹏形容他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只要稍微拓宽一点眼界似乎就是在“破圈”。“大家觉得我看上去很努力、很辛苦、很拼搏，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舒适圈’太小了。”
从最早的网站编辑、主持人到如今的演员、导演，你很难说大鹏没有在积极“破圈”。
2021年，距离电影处女作《煎饼侠》过去六年，大鹏带来了第三部导演作品《吉祥如意》。区别于前两部电影的喜剧元素和商业形式，《吉祥如意》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文艺片。更准确的说，这是大鹏重回那个“狭小”的家乡，“向内挖掘”的一部电影。
短片《吉祥》在2018年获得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让外界看到了大鹏喜剧以外的另一面。而更早之前《吉祥如意》就已经确定是故事片+纪录片的形式，为此大鹏让剧组所有人都签了保密协议，确保不会泄露《吉祥如意》的相关信息。
2021年《吉祥如意》终于和观众见面，点映后豆瓣开分达到8.4，成为大鹏系列作品中评分最高的一部。一位豆瓣网友这样评价影片：“当生活与电影互文，偶然的温馨成为片面，庸常的遗憾被深解为宿命，电影让每一个人重新审视生活。”
擅长幽默的大鹏不再仅满足让观众发笑了，这次他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用接近真实的手法将镜头对准自己，通过一次家庭变故引起观众对家庭关系的思考。电影之外，尽显他的真挚与深情。
或许我们都应该重新认识大鹏，以下是他的自述：
天意和遗憾
我家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因为它是盆地，所以给人一种四面环山的感觉。17岁之前，我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城市。站在任何一个地方往外看，都可以看到山，我被这样一个小城市包裹着，它给我了一种安全感，也造成我的边界意识比较强。家乡塑造了我性格的一部分，我是一个需要明确规则，在有限的框架之下进行发挥的人。
2016年，我想回家拍摄一部关于我姥姥的电影，片名就叫《姥姥》。我请刘陆来，在片中扮演我。之所以想找女生，是因为我希望展现两代女性的碰撞，这是我最开始的创作初衷。刘陆代表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奋斗的一个普通北漂女孩，她有自己的小家庭。在她的家乡，还有一个一辈子都在农村，守护一个大家庭的姥姥。
我选择2017年的春节回家拍摄，但是拍摄中途，姥姥突然病重，无法继续拍摄。
我开始改变拍摄计划，《吉祥如意》必须要保证有一组人物关系自然发生，如果不是一个外孙女和姥姥，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角色，于是我就想到我的三舅，他有一个女儿，已经十年没有回家了，所以我又让刘陆扮演三舅的女儿，这是一个面对突发情况做出的调整。
三舅在这个家里面非常特别，他跟姥姥相依为命，年轻时姥姥把大部分钱给他念大学，他也不负重望，找了一个好工作，一个油田的保卫科科长。后来三舅遭遇不幸，变成了电影里呈现的样子，但是你从他念叨的“文武香贵，一二四五”、“明天找妈”就可以看到他精神世界里和这个大家庭以及姥姥的纽带关系。
虽然《吉祥如意》讲述的是我家的故事，但它带有一定普遍性，在中国有很多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庞大家庭的问题，所以它呈现的是普遍情感。我不太沉迷于追求个人表达，我觉得这样的家长里短一定不是我个人会遇到的，所以我在创作之初就想借电影传递普世情感。
只不过最初我只是想拍摄姥姥的日常生活，没有想过会遇到姥姥离世的突发状况，更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大家庭会因为姥姥的离世又重聚到一起。如果从2021年去回望这4年的拍摄过程，我觉得是一种天意，但如果从2016年指向2021年这段漫长的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遗憾。
我是一个创作者，同时又是这个家庭的组成部分，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对我来说，非常残酷。
它是一部文艺片，耗费4年时间，终于完成剪辑，每当我面对这些庞大素材的时候，它们都再次把我带回到那年冬天，面对着大家对三舅未来的讨论，面对着姥姥从生病到离开，又一次回到那场葬礼，我的情绪非常复杂，一度难以坚持。甚至在金马拿奖这件事，对那时的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喜悦可言。我记得颁奖典礼结束后，没有工作人员和我道恭喜，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回到酒店房间就开始哭，哭到忘记时间。
如果没有这次拍摄，可能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以自己小家庭为单位度过春节。正是因为这次拍摄，所有人又回到姥姥身边，包括十年都没有回过家的三舅的女儿丽丽也回来了。
所有人都沉浸在团圆喜悦的日子里，我们家在迎接一场葬礼，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宿命感，它让我不停地思考这次拍摄对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姥姥的离开让其他家人聚集在一起也许弥补这中间的遗憾，但对我来说，宁愿电影不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答案”的电影
别的电影或许能够告诉观众某些事情的某种答案，但是《吉祥如意》没有答案。
它由我的家人参与演出，涉及了很多现实问题，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剧情片，然后争取混淆真实与虚构，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种沉浸式的观影感受，记录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至于电影中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假，其实并不重要。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既然是一部电影，就一定有制作的成分，得到这部分的答案不会特别帮助大家去理解电影的情感，这个答案作为创作者的我知道就行。
我对自己的创作挺有信心的，当时我就跟大家说，老天爷给我们什么我就拍什么，事实上我对自己在内容方面是很有自信的，我觉得它终归会成为一部很厉害的电影。一开始就组建了两个剧组，一个剧组拍《吉祥》，一个剧组拍我怎么拍一部文艺片，这就是《如意》的部分。
老实讲，拍摄前期我们还会有意识地利用一些方式，希望能够干预事件的发生，但后来在剪辑取舍时，留下的全部都是自然发生的。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
包括在这部电影当中大家会看到同时有两个三舅的女儿出现，这也是我之前没有预想到的。
她们一个是演员刘陆扮演的丽丽，而另一个是在摄影机背后的真实形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在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反应不同，刘陆很难完全认同原型人物的选择，因此就有了“为什么十年不回家”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是自然发生的讨论，也是这部电影展现的冲突矛盾。
观众可能在电影中看到了真假丽丽两人不同的态度，真丽丽大多数情况在片场是用玩手机的方式逃避这个话题，而假丽丽却比她还投入感情，如果不是因为《如意》这部分拍摄，也许观众也不会知道真丽丽的想法，这个就是生活与电影的区别。
对我而言，我能通过这次拍摄理解了真丽丽她的处境和选择。或许很多观众也和刘陆一样不理解真丽丽为什么十年不回家，但放在电影之外，真丽丽也有自己的家庭、老公和孩子，同时要照顾离异的母亲，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作为导演，我只是选择让演员进入角色，做出电影中角色的选择，《吉祥如意》是一个整体，它的普遍性会让观众每个人在观看电影后有自己的理解。
另一方面，《吉祥如意》太特别了，它的一切都无法重复。
在如今的国产电影序列里，你几乎都找不到任何一部电影可以给《吉祥如意》做出参照，因为它的拍摄方式很特殊，我们没有彩排，每一分钟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片中有一场八分钟全家人吵架的戏，对于所有摄制组的人来说那场戏都非常特别。我们需要面对面进行拍摄，摄影师近距离去捕捉每个人的反应，摄影师拍到手抖，拍完之后，他到外面也控制不住流泪了。
现在回想起来，《吉祥如意》的确是一部宿命感很强的电影。
片尾出现的片段是我在2008年拍摄的，内容也是发生在某个春节，里面有姥姥的形象，而且门上又贴着吉祥如意的贴纸。这段素材是影片确定叫《吉祥如意》后翻到的，我甚至都忘了自己拍过这么一个东西，但当我看到（片子里）姥姥把门关上，门上出现有吉祥如意贴纸的那段内容时，我感到非常震撼，这种宿命感就像被印证了一样。
伸手摘“果实”
很多人对我去拍摄一部文艺片感到惊讶，在去年金鸡奖展映的时候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那时候正好在播《演员请就位 第二季》，因为我在这个节目上的表现引来一些争议，那天有位观众在看完《吉祥如意》后站起来哭着发表感言，他是一个吐槽博主，前不久刚刚做了一期节目专门吐槽我，但他今天看了这个片子觉得特别感动，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和家人的关系。
其实他做的那个节目我看了，看的时候还挺感慨的。感慨之处在于，因为我以前就是吐槽别人的，十几年前我在做的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这可能这也是一种轮回。
哪怕你认为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解，但依然不妨碍大家拿你当成一个佐料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当他表达了对《吉祥如意》的认可时，我就觉得刚才还在某一层面否定你的人，在另一个层面上接纳了你，这就是通过作品达成和解。
过去长期的互联网工作经验，锻炼我在创作每部作品时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它培养了我用户思维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在做任何创作前都会想这个作品能给观众带来什么，观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看一个文艺片、一个家庭片？想明白这些，我才会着手创作。
大家之所以给我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认可，标签就是就像名片上的title一样归纳了你在某一方面的特长。
观众的评价带有一定滞后性，我在拍摄《吉祥如意》的时候知道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但是观众只有在2021年影片上映的时候才能看到我的这种变化，因此大家对于你全部的认知都是来自于最开始的《屌丝男士》《煎饼侠》或者《缝纫机乐队》。观众对我的评价和我的自我要求产生错位，因此我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作品，不停地让观众看到我的成长和变化，才能迎来评价上的改观和更多的认可，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在做导演这件事上，我要求自己在技术角度上不断进行突破，只有在一个不停拍摄的状态中才能有所锻炼，逐渐成熟。从根上讲拍电影还是一个有技术门槛的事，同时它也是一场马拉松。
我认为一个电影较好的拍摄周期是两年，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让电影的叙事节奏也有所改变，相应的它的制作也开始变化。与其让我用8年时间去拍摄一部超经典的电影，我更愿意在8年中拍5部电影，哪怕4部全错，有一个成了我也觉得挺好的。好电影是拍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
我算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希望把它尽可能做到最好。当编辑的时候我就会因为一篇文章取什么标题想很久，如果当天频道的点击率因为多钻研一会儿有向上的浮动，我就会愿意一直这样做。
就像《吉祥如意》的母盘已经做完了，但是当我最后一遍看它的时候，发现字幕上有一个都不能算错误，只是方言转为普通话表意上的问题，我依然还是选择花5万块钱去修改它。团队其他人其实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事，因为我们连一张海报都舍不得花5万，但是即便给所有人添了麻烦，我还是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发生，这就是我性格上的原因吧。
我现在做的所有事，就像去伸手摘树上的果实。有时候你伸手就能拿到果实，当你伸手拿不到的时候，你就得踮脚，当你踮脚都拿不到的时候就需要借助外力，可能是一张桌子或一张椅子。
我觉得自己老干这样的事，也许桌子椅子是时代变化，是命运象征，召唤着浪潮将推你到某个位置，又或者桌子椅子象征着身边的合作伙伴，来帮助你“拿到果实”，但无论何种方式，我都愿意去摘那个“果实”。只有这样，我觉得才为这个事努力了，而只有努力了，我才觉得特别踏实。
原标题：《重新认识大鹏丨《吉祥如意》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