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蒋介石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两人之间的接触却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着。除却台湾海峡真枪实弹的你来我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特使们一直穿梭于两岸之间，把双方期望统一与和平的信息相互传递，为台湾海峡上空带来一次又一次和平的曙光。可惜，三次秘密和谈都先后流产。

第一次秘密和谈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参加1949年北平和谈的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打算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章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提出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有空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这封信到香港，会见国民党驻港负责文宣工作的许孝炎。许孝炎随即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完信，默然无语。显然，对于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他需要时间来认真考虑，也需要适当的时机作出回应。直到1957年才派他的学生宋宜山到北京，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

1957年4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就写报告给蒋介石。由于宋在报告中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加上，大陆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立即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

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1956年7月，另一个神秘人物曹聚仁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有很深的交情，常是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座上宾。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1957年5月，曹聚仁奉蒋氏父子的指示到浙江奉化，查看是否如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所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并代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可惜，1958年金门炮战爆发，大陆“大跃进”运动开始，三年困难时期，国共谈判问题被搁置了。

1965年夏，李宗仁从海外辗转回到大陆，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此影响下，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推动两党谈判的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使者王济慈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将在近期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听到消息，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曹聚仁此次带往台湾的大纲要目，就是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针对两岸统一的基本条件所作的概述：“一纲四目。”

蒋经国秘密乘船来到香港附近海面，接上曹聚仁后立刻起航返回台湾。在日月潭涵碧楼，曹聚仁向蒋介石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其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句，道出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同时，介绍了大陆方面关于统一的条件和要求。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初步达成6项共识：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随后，曹聚仁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北京方面。遗憾的是，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大陆陷入动乱状态，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疑虑重重，国共之间的联系再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到了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此时曹聚仁已病逝。90岁高龄的章士钊几年前骨折，已靠轮椅代步，但他毅然再次请缨，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在征得其家属同意后，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担任两岸和平特使。

不幸的是，章士钊因年事已高，加上气候不适，到香港不久便一病不起，1973年7月1日病逝。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蒋介石也产生了重开国共谈判的想法。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总统府资政”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按照蒋介石的要求，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

陈立夫心情迫切，还没有等到毛泽东的回音，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明确邀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并殷切希望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言欢，造福国家和人民。

可惜，光阴残酷，人生短暂，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寿终正寝。翌年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海峡此岸和彼岸的两位老人，在他们生命的暮年，都梦牵着中国统一大业，但两人都没能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历史留下了遗憾。

作者：袁宝麟

原标题：《【文史博览】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共三次秘密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