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习教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三十二）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 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岀后，西安岀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供稿：党支部

核稿：陈芳

审稿：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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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四史”学习教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