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决议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岀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釆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 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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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党支部
核稿:陈 芳
审稿:费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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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四史”学习教育】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