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是人最纯真的活动

李瑾诗论集《谭诗录》随谈

文 | 李敬泽

海德格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1799年1月，荷尔德林在给他母亲的信中称写诗为‘人的一切活动中最为纯真的’。”接着又问：“这个‘最纯真’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自言自语地回答：“写诗像非常朴实的一种游戏。诗极为自由地构拟出自己意象的世界，沉浸于想象之域乐而忘返。”当《谭诗录》摆在眼前，我首先对李瑾的行为产生了疑问，诗歌对他而言，究竟是朴实的，还是游戏的？

按照李瑾之前的说法，他先是在一篇论文中断言诗歌已经终结，即诗歌“在偶像的黄昏里确实失去了影响秩序和日常的能力”。后来，又撰文说这一终结也是可以“终结”的——诗歌能够“通过建立‘内在的确定性’，重新标举新的美学规范”。这种冲突，是否表明他内心存有一种热爱的矛盾？不管如何，作为一个形同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诗人内心的诗人”，李瑾需要表达自己感性的、有价值指向的声音，但作为一个类似卡夫卡所说的“无法摆脱自己”的读者，李瑾又看到了“词语的忧伤”。显然，这种冲突推进，加深了他的思考：我们正在谈论或创作的诗歌究竟是什么，假如她的确可以被当作朴素的游戏，是否能够满足诗人“证实自己的存在”的愿望？我想，李瑾的《谭诗录》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些基本性问题。

某种意义上，李瑾对诗歌内涵外延的不断追问并非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新诗甫一出现，就陷入是诗非诗的漩涡之中。我们都知道，新诗固然萌芽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梁启超“诗界革命”之倡呼，但只有到了1919年胡适《谈新诗》的发表，革命性的诗歌新范式的构建才算真正开始。按照当时的价值标准，胡适口中的“诗体的大解放”和成仿吾嘴里的“加以猛烈的炮火”，都是以诗歌创作的形式向古老中国开炮。

不过，新诗虽然称为现象和潮流，但一种反向的讨论也由此开始，梁宗岱说：“和历史上的一切文艺运动一样，我们新诗底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种革命，就是说，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所以新诗底发动和当时底理论或口号，——所谓‘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更令人惊讶的批评来自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胡适，他说：“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 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若他只是说说还罢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新诗的“创始人”日后将诗歌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古典诗词上。想来，他应该是认同梁实秋对新诗“放走了诗魂”的评论的。

我以如此长的文字检点诗歌的生发“矛盾”史并非与李瑾的探讨毫无干涉。因为当一些诗人习以为常地按照分行的形式创作诗歌时，已经假定了诗歌的内涵外延是先验的、确定无疑的，且关于诗歌的诸种问题都在诗歌之内，以至于无需剖析、检讨。果真是这样的吗？若作如是想，不妨听听上面那位海德格尔是怎么说的，这位存在主义创始人“别有用心”地告诫我们，凡是没有担当起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时代的真正诗人。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一个诗人必须承负起“追问”的任务，问题的矛头既要对准时代、社会，也不能忘记诗歌自身——诗歌一旦放弃自我省思，便会沦为机械的、僵硬的、形式的文字。

里尔克即说：“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这种疑问和济慈的说法显然是不谋而合的：“如果诗歌的来临不像树叶从树上长出来那么自然，那么它最好就不要来临。”因此，当李瑾如此谈论诗歌：“创作虽是诗歌的一种本体性活动，却不是诗歌本体，假定诗歌是即时的思维、情感这一涵定是正确的，那么创作已非即时本身，而是被空间转移了的时间之思——一旦转移，创作就不能被定性为诗歌，而只能被认为是对诗歌外貌的概述／反映。也就是说，诗歌一旦说出，就处在诗人的保护之外，任意性解读／误读就不可避免，甚至还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据此可以看出，他是在这些大家的基础上将诗歌完全引入个人内在，也就是把诗歌当作个人内心的事业，亦即“诗歌作为内在个我或知性的图式化，其实际过程既难以发现，也难以展现，我们察觉到的只是知觉，一种被视觉、听觉转译了的情感。不可否认的是，诗歌是内心当中进行的无止境的对话”。

李瑾的这一说法固然玄而又玄，却非无中生有或闭门造车，因为我在米沃什这里，也看到了类似的玄谈，经历过“二战”的波兰伟大诗人言之凿凿地说：“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用文字围住它。这种可以用五官验证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重要。”当然，如果需要作出进一步的阐述，经由思维探讨诗歌诸问题，既是“五官验证”，也是“精神建构”，而这皆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之过程。

我发现，几乎所有大诗人都不去指认诗歌的客观的、外在的标准，不是标准不存在或过于难寻，而是因为诗歌首先是个体的、自我的。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罗伯特·佩恩·沃伦明确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首诗都是一种象征。其含义总比它向作者所表达的要丰富，也总比它向读者直接阐明的要丰富。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首诗。诗只是激发读者进入自己的诗中的某种陈述。”李瑾承认诗歌是激发读者进入作者的“某种陈述”，但他走得更远，他认为诗歌将个我和他者勾连起来：“诗歌是内在个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性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这个意义上，内在个我是他者个我，他者是内在个我他者，诗歌的生成是个我和他者在自我中的对语。如此一来，诗歌的大纲式规定性就出来了，她是动态的主我的集中体现，兼处于稳定和变化、统一和多元、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而交融的逻辑体系中。”如此探讨诗歌，显然是在反思诗歌繁荣中隐含的某种倾向：由于受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个别诗人的写作已逐渐失去存在的精神根据，并且堕为毫无意义和节制的机械复制。

有意思的是，通过《谭诗录》我似乎隐约察觉了作者的某种执念，他似乎想以一人之力解释清楚诗歌“元问题”及其派生出来的诸种概念，比如诗歌与故乡、音乐、身体、审美、意识形态、历史、自然权利、异化、象征、山水等的交互关系。当然，是否能够完成另当别论，但这种玄想式的、默念式的自我对话，无疑开启了理解诗歌本质和属性的一扇幽窗，也无疑对写诗这种人最纯真的“活动”提出了另辟蹊径的诠释。

本文作者：

李敬泽，批评家，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评论集《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等，散文集《咏而归》《青鸟故事集》《会饮记》等。

荐读

一种追问

诗歌究竟是什么

文 | 李瑾

自始至终，我并不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必须指出，身份不是自在之物，当然更不是自己建构、赋予或声称的，而是借助外在的他者来完成自身叙事的话语。既然是话语，每个人都有拒绝的权利，也有无法舍弃的一部分——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并不知道诗歌是什么，包括我出版／发表的作品，无论是否引起关注、共鸣和承认，都无法让我确切地知晓诗歌确切的内在（内涵）。一个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人似乎是不能称之为诗人的，包括他按诗歌章程和盘托出的语言文字，似乎也不能界定为诗歌，这就是我为什么称诗歌为即时的思维和情感，一旦创作完成，就不再是诗歌的缘故。

这意味着，如果我知道诗歌是什么，我就不会去创作她——诗歌不是谜底，而是谜面，一个被反复观测和审视的抽象性实体。因此，我的创作不是想证明什么，只是想近距离地接触她，以此探究诗歌之本己：本己之切近神秘而富有吸引力，以至于我忘记了其有时乃日常理智排斥的感性之物。但是，创作虽是诗歌的一种本体性活动，但却不是诗歌本体，假定诗歌是即时的思维、情感这一涵定是正确的，那么创作已非即时本身，而是被空间转移了的时间之思——一旦转移，创作就不能被定性为诗歌，而只能被认为是对诗歌外貌概述／反映。也就是说，诗歌一旦说出，就处在诗人的保护之外，任意性解读／误读就不可避免，甚至还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显然，诗歌是内在个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性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这个意义上，内在个我是他者个我，他者是内在个我他者，诗歌的生成是个我和他者在自我中的对语。如此一来，诗歌的大纲式规定性就出来了，她是动态的主我的集中体现，兼处于稳定和变化、统一和多元、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而交融的逻辑体系中。这就意味着，诗歌是一个心灵社会——既非无自我社会，也非无他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诸多主我基于一个共同平台而有了对话／吟咏的质性或可能。也就是说，在诗歌的形象世界／想象领域中有一个诗化的现实。

我当然不能说自己的理解就是正确的，但这的确隶属于个人的探索和尝试——以上是我对诗歌进行解构／建构的基本出发点。而且，因为诗歌处在语言领域这个多变的表情性情景中，我不得不从各个角度或层面试图解释她。显然，这是一种危险的努力：有可能我还没有见证诗歌的本质，诗歌就把我肤浅的本质全部出卖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去接触诗歌的内心，我将她想象成为另一个自我，一个包含他者性和异在性的自我。当我使用“危险”这个词语时，其实隐含了自我省思或对自己的批评——对诗歌的认识皆出于一种即时思考，很多地方为了理解性表述之必要，甚至会出现自相矛盾和冲突。不过，这似乎并不需要刻意修正，没有人能明白地告诉哪种说法更接近诗歌的本质。由此，我愿意说，矛盾和冲突本就参与／构成了诗歌之此在。

诗歌之伟大在于，她使内在个我的敞开成为可能。当谈及敞开问题，显然已经超越文学视域了。通常所说的诗歌是清白无邪的事业，只是就精神气质层面而言。事实上，诗歌是动态的多元性系统，她潜在地包含哲学或逻辑上的一切可能，甚至还是自我的对话——本质上，对话涵盖叙事、事件、沟通等种种命名性行动，故而才有这种宣称：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进一步的阐释是，诗歌绝不是技巧、技艺、技术的生成物，这一认识，毫不意外地导致了我在解析诗歌时从不指向具体的诗人或诗作，无论语词用得多么娴熟和深情，它和具体的诗人、诗歌都不能指代诗歌之本体。因此，行文时我尽量避免陷入“具体”的泥淖——既然不知道何为诗歌，便无法指证诗人何谓、为何，而要做的只是在抽象层面对诗歌进行界定即可。

当然，我承认词语性创建有翻变的必要和可能，但这只是术而非道。而且，诗歌更不是现成的材料，这种既定遂成的混合物并不是行动着的诗歌的，而是语词的某种集成，甚至可能只是汇集。必须指出，诗歌使语词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人之此在无非是本真的显示，而诗歌是最“元”始的一种。由此可知，对诗歌某一具体部件的分析、解读无济于事，必须经由其主体性作为才可以得到整体性自为——这也是我们人类在确认此在根基。这里，还必须说明，对具体的诗人／诗歌的进入若非情非得已，断不可为。要知道，两个内在个我虽有对话的可能，但即时的思维、情感是无法捕捉、理解的，否则将可能导致对幻想的假象的现实性指认，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对诗歌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是一个个人性事业，甚至是私人的事情。不必要担心犯错，任何一个客观性错误都此在于诗歌乃至人的本真之中。某种意义上，错误和自由／诗歌是同在的，二者统属于必然性而不是任意性——诗歌唯有在指认自己即对自己命名时才是任意的，而指认自己如同对诸神命名，乃一种小心翼翼的公理而非一私之愿。其实，我更愿意用另一种描述来界定诗歌，亦即当我们试图接近诗歌，实际上是还迷恋那个不敢完全袒露或根本无法呈现出来的自己。否则，何必反复言说——这明明是多此一举。

《谭诗录》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李瑾：历史学博士，曾获得东丽文学大奖、长征文艺奖、李杜诗歌奖、2018年中国诗歌网十佳诗人、第三届海燕诗歌奖、第五届《中国诗人》成就奖。出版诗集《落雪，第一日》《黄昏，闭上了眼》《人间帖》《孤岛》等作品十余部。

原标题：《荐读 | 李敬泽：写诗是人最纯真的“活动”——李瑾《谭诗录》随谈 / 李瑾：一种追问——诗歌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