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索恩thornbird ，作者明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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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很长时间以来一战仅仅被看作二战的序曲。毕竟和一战相比，二战更为残酷，破坏力更强，引发了更深重的苦难，因此，“大战”（英国和法国至今仍称一战为“大战”）过去在德国受到的关注始终十分有限。它仅仅被看作德国过去狂妄、罪恶之行径的起因，因而几乎不必接受政治理论分析。然而我们要考虑到，1914年前后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深刻影响了执政者的行为以及民众的期望与思想观念，而其中的许多挑战如今又重新出现，再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决定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走向。因此，人们重新意识到应该从1914~1918年的战争中汲取政治经验。正因为一战确实已经成为历史，所以学者可以研究一战中冲突的发展过程，并分析危险的同盟关系将导致何种后果。一旦国际政治形势或地区冲突再次趋于严峻，这些分析、研究就会提醒我们注意当时典型的“刺激—反应”模式，迫使我们迅速做出调整以应对新的局势。

有人认为一战和二战的联系十分紧密，可以把二者合并为一次冲突来分析，只不过这次冲突中间存在较长的停战时期。如果以德国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历史学家将1914~1945年这段时期称为新的“三十年战争”。但只要把范围扩大到欧洲，这种将一战和二战紧密联系的观点就失去了说服力。这种观点过于关注如何“驯服”搅乱欧洲政局的罪魁祸首，并将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视为大陆中心的不安定因素。毫无疑问，在1914年夏天，德国的所作所为对欧洲局势起了决定性影响，德国也因此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但绝不是全部责任。再者，诱发了1914~1918年战争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直到1945年德国分裂、普鲁士灭亡之后也不曾得到解决；最迟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点已不言自明：雅尔塔和波茨坦两大会议确立的国际格局崩塌以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冲突突然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人们以为这些冲突早已被遗忘了。因此，我们不再认为“1945年”能回答“1914年”留下的问题。我们应该重新把一战当成一个独立、复杂的事件去分析，而不是从二战出发去研究一战。这场战争既然被称作“世界大战”，它遗留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中欧和东欧的秩序缺乏稳定，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至少在太平洋地区，1914年的战事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例如日本攫取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区，这在战争中也许只是边缘事件，对欧洲战争的进展几乎没有影响；然而一旦日本占领这些原本属于德国殖民区的地方，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就发生了变化，日本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此外，一战导致非洲和印度殖民地局势发生了变化，这在一开始也并不引人注意，后来却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而这场战争最严重的遗留问题恐怕存在于后帝国时代的中东、阿富汗、南亚一带，因为奥斯曼帝国被摧毁之后，英国和法国很快瓜分了“猎物”，却无法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当然，即使没有这次大战，如今在美国地理政治学中被称为“大中东”（Greater Mittle East）的区域也极有可能一直冲突不断（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可能也是如此），但这次战争造成冲突迅速升级，以致政治上能做的改变和调整十分有限。

显然，每一时期的人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1914~1918年战争提出不同的看法；每一时期的人都带着各自最关切的问题研究一战，在描述这场战争时突出不同的重点，从而将这场战争融入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尤其如此，那时的人将1914~1918年战争理解为刚刚过去的一次挑战，而德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去纠正它造成的后果。在联邦德国第一次史学界大论战中，历史学家们对一战的解读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及其弟子认为，战争是当时的德意志帝国蓄意促成的；菲舍尔的反对者、弗赖堡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则认为，当时的冲突之所以升级为战争，是因为德国在政治上决策失误且反应迟钝，也因为当时的宪法并未约束军队的权力。这次针对一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它对德国的政治文化而言意义非凡，而此后的相关讨论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它们往往局限于更为专业的领域以内：比如对内与对外政策哪个才是主导，也就是说，德国社会的总体局势如何推动了战争的爆发；又比如1918年秋天德国军队的损耗到了何种程度。在史学大论战之后的几十年里，1914~1918年战争不再是足以引爆论战的话题，它已成为历史。

我们知道，要用政治理论分析特定的事件和发展历程，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对象已经成为历史，因而我们能够冷静客观、不带偏见地看待它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让人颇觉意外的是大论战以后德国再未出现过全面描写一战的作品。最后一部这样的巨著是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的《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Deutschland und der Erste Weltkrieg），它诞生于1968年。自那以后，国内事实上只出现过从某个特定角度研究这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有人专门研究它的爆发，有人专门研究它的结局和后续事件，有人则分析这场战争对各方面的影响，受影响的包括整个社会还有性别秩序、男女性别形象、艺术和文学以及当时的进步思潮——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这场战争都阻碍了思想的进步。至于战争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研究者们往往略去不提，即使偶尔提到了，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战争的受害者。研究者习惯让一些对这些伤害负有责任的人充当“罪犯”，将他们置于许多受害者的对立面，而史学领域和政治理论领域过去主要就是透过这种视角研究、分析一战的。然而罪犯和受害者不可能总是分属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要理解一场战争内部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推动事件的发展，就必须先完整描述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以及它的各个方面。这并不是说，只要完整地描述一场战争，就必定能正确地认识并说明战争中各种因素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互影响；但完整地描述战争至少是正确认识其内部关系的唯一途径。

长期以来，战争罪责问题一直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德国政治界和学术界对世界大战的研究与分析：在1919年之后的20年里，德国社会和政界都极力想否认《凡尔赛条约》第231条，因为这一条款确认了德意志帝国对发动战争负有全部责任；而在“菲舍尔争论”之后的几十年里，德国人普遍接受了国家对一战负有罪责——即便在联邦德国也是如此，而民主德国则认为，德意志帝国作为战争的发起者之一负有重大罪责，这自然是在暗示一战之前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并不只有德意志帝国。从这一点来说，弗里茨·菲舍尔认为德国对战争负有主要罪责的理论比民主德国官方的史学观点还要更激进一些。直到最近几年，德国的研究者才拓展了看待战争的视角，开始比较参战各国的计划与行动、预期与目标，也不再仅仅追问谁负有“罪责”，而是追问各种势力对战争的爆发负有哪些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责任”、是什么原因导致战争持续了好几年时间。研究者不再费力揣测那唯一的“罪犯”发动这场战争是出于何种阴险的目的，而是开始分析所有战争参与者采取的行动，研究他们曾做出哪些错误的判断，在国家治理方面又出现了哪些问题。与此同时，研究者也重新开始关注各国在1914年及之前的结盟情况具有哪些特点，因为正是这种相互结盟的局面从根本上导致巴尔干半岛的地区冲突扩大化并升级为世界大战。然而这场战争并非帝国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命中注定”的。这部描述一战的作品会让读者认识到，当时的执政者如果在政治上更有远见和判断力，他们就有机会避免这场战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勾画出这场战争的轮廓，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政治上的教训，分析当时的人如何因为恐惧和大意，因为傲慢和过分自信而做出一系列决策，以致最终局势似乎再也无法挽回：在1914年7月底，他们没有挽回局势，当时要这么做还相对容易一些，但各方都害怕为此“丢面子”；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也没有挽回局势，而那时大家早就看清楚，无论谁再往前走一步，都会对敌方乃至自己的国家、社会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我们反复用旅鼠集体跳崖的画面比喻当时的情形，却无法解释为何那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家都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美国政治学领域，特别是研究国际政治的所谓现实主义流派及其分支流派，在很久之前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一学派认为政治行为的本质是以权力为保障争取自身利益；有的美国学者还运用以博弈论为主导的互动分析理论研究上述问题，这一理论注重的是每个决策的“合理性”。但他们的研究还未能涵盖一战的所有方面及其整个过程，而是局限于其中某个方面，比如：如果当时的执政者掌握了全部信息，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更合理的决策？而他们由于掌握的信息不足且心存偏见，实际上又做了哪些决策？本书在对一战的描述中也引入了这一理念和分析模式，即简要说明当时政治和军事上的当权者原本可以做出哪些选择。这并不是要当事后诸葛亮，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当时那些站在政治旋涡中心的人在紧迫的时间期限之内为何采取了那样的举措。例如，德国进攻法国失败以后，为什么不在1914年9月采取一切措施尽快结束战争？为什么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在一次次主动出击失败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立即准备发起下一轮进攻？

毫无疑问，德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对一系列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估计，这些失误又导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针路线，造成战争的爆发以及最后德国的失败。这一切开始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组建德国舰队，并赋予其国际政治上的使命；继而是冯·施里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将军提出了当时被认为独具创想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解决了可能面临的双线作战问题；最后执政者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这一灾难性的决定最终加速了同盟国的失败。如要分析这一系列错误的决策，那么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偶发状况、一些意外和未经预料的情况影响了事件的走向，所以某些决策原本看似经过精心计划和深思熟虑，执行起来却产生了与计划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当权者高估了某些信息的价值，而且缺乏先见之明。例如1914年初夏，德国通过一名被安插在伦敦俄国大使馆的间谍获悉，英俄两国人员就一份海军协定进行了商谈，而这份协定将矛头对准了德国；如果德国不曾获知这一信息，那么帝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von Bethmann Hollweg）或许会在战争爆发前夕接受英国的建议，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或者至少会更仔细地考虑这个建议，然而他却认为英俄人员商谈的内容对德国十分不利，这种认识其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英国就坚决否认和俄国方面有过这样的谈话。这些情报引发的猜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另外，如果德国在1917年初就知道俄国将在几周之后爆发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是，这一长期以来令人胆寒的敌人（所谓的“俄国压路机”）实际上从1917年夏天开始就不再应战——如果德国能预见这一切，那么有关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提议或许就不会在1917年1月9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美国可能也就不会参战，那样英国和法国就只好继续凭它们自己的力量作战，并且很可能因此愿意接受和谈。

摘自《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 》导语部分

本书获誉

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是“20世纪灾难之源”。

——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

近期内，本书在同一主题的研究中属于权威作品。

——《世界报》（Die Welt）

谈到我们的“灾难之源”以及我们从何而来……本书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中最为杰出，它冷静、优雅、哀伤。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 著

钟虔虔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2020年11月出版

这场战争摧毁了旧的世界，将20世纪塑造成另一番模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几大帝国土崩瓦解，革命爆发，意识形态与独裁的时代宣告开始。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对这场战争做了很全面的描述——包括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战争中政治的因素和人性的因素。他重现了运动战与阵地战中将军和士兵们的形象，讲述了后方民众的生活、痛苦与希望。本书宛如一幅时代全景图，再现了那场划时代的大型冲突，重新评价了战争中的多个事件，凸显了这次大战从深处撼动旧世界的力量。

关于作者 & 译者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生于1951年，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成员。他出版了许多在当下堪称权威的著作，如《新战争》（2002年）、《帝国统治的逻辑》（2005年）、《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2009年，曾在莱比锡书展上获奖）、《大战》（2013年）、《新型德国人》（2016年）和《三十年战争》（2017年）。

钟虔虔，德语、英语译者，图书编辑。曾就读于德国萨尔大学（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并取得硕士学位。

本书目录

导语 / 1

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下） / 1

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上） / 1

第一章 战争的“长期决定因素”与“短期决定因素” / 17

第二章 为速战速决而努力 / 113

第三章 大战的意义与目的 / 227

第四章 进退两难的战争 / 317

第五章 胜负未分的“决战” / 439

第五章 胜负未分的“决战” / 475

第六章 战斗的扩大 / 527

第七章 战争让所有人疲惫不堪 / 619

第八章 鲁登道夫的赌局和同盟国的溃败 / 715

第九章 从政治挑战的角度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 / 827

参考文献 / 874

人名索引 / 915

图片来源 / 937

致谢 /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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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排版：Kalvi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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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战：1914～1918年的世界》 | 索·恩历史图书馆丛书 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