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长声 读书杂志

编者按

亚瑟·韦利是英国著名翻译家，尤善将中国、日本的文学名著，译成英文。他的译笔被誉为“如五彩油画”一般，文笔优美且不失准确，更能保留相当的东方韵味，他的译作往往被认为是“两个天才的作品”，即原作和译作的双重优质。李长声旅居日本，对日本文学、文化比较熟稔。借《源氏物语》在英美世界流通一事，重述韦利生平，借以展现这位天才式的翻译家独特、有趣之处。

亚瑟·韦利的翻译

文 | 李长声

（《读书》2020年11期新刊）

偶见网传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当代美国作家哈金的《李白传》，称之为英语世界第一部李白传，不由得想到亚瑟·韦利。他是英国的东方学家，一九五一年出版关于李白的书，日本于一九七三年迻译，就叫它“李白传”。

韦利生于一八八九年，自小显出对语言的兴趣。十八岁入剑桥大学，原想学经济，后改为拉丁语、希腊语古典。二十一岁毕业。左眼失明，也为不酷使眼睛，父亲让他跟亲戚经商，向南美出口钢琴，很有点郁闷。在西班牙邂逅法国画家，被介绍给供职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朋友，意外地成为他走进东方世界的起点。返回伦敦，按这位朋友的建议应聘大英博物馆。此时他对该馆一无所知，填写表格：大学专攻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希伯来文、梵文，能流利说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轻松阅读意大利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三岁的韦利入职大英博物馆，配属新设的东洋版画、素描部，整理馆藏中国画，编制中国画家索引。天生对语言感兴趣，也益于工作，开始学汉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眼疾免服兵役，在河边晒太阳看汉籍，那文字是英国人莫名其妙的，童子军报告警察，疑为间谍。

从小爱好诗，不到二十岁已读遍英国过去主要诗人的作品。也写诗，例如大学时代写人类污染自然的悲哀：人掩盖草地，砍倒森林/沿河边扩展丑陋的城镇。想了解当代诗人，把市上的诗集统统买回来，他说：全买了也比流行的摩托车便宜。觉得一九〇七年以来英国诗坛不景气，但是被一本一九一〇年出版的《中国诗二十首》吸引。作者克利福德·巴克斯并不懂汉语，旅行中国之后到日本，一个姓井上的导游（旅游淡季做商贩，卖百合根）会英、德、法、俄语，还会中国方言。当时西欧报道日本，不是地震就是军舰，井上批评西欧只赞赏日本的物质力量（用英语写《茶书》的冈仓天心也这么说），还讲了一些比和歌富有哲理性的中国诗。巴克斯感动，回国后把井上的英译加工出版，期以在追求美的灵魂上建立东西之间的真正理解。韦利给巴克斯写信，说他读了《中国诗二十首》决心学汉语。

为解读中国画上的识语题记，到不久前开办的东方学院（后来叫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请教老传教士。后者做中国研究，说中国只有《诗经》，其他都不值一提。韦利不信，从学院图书馆的堆积中选了些看似容易的诗篇试手翻译。译出五十首，自费印制几十册，当圣诞贺卡赠亲友。十六页，封面用家里剩余的壁纸，颜色不一。这是一九一六年的冬天，他自学汉语第三年。

赠书名单上有影响英文学的埃兹拉·庞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T.S.艾略特。也送给偶然在朗诵会上结识的伯特兰·罗素，他给韦利写信：“中国风物的本质好像比西欧风物更具有爽快心情的纤细，我打算战后当首相，然后当一个能隐遁的中国人。”罗素坐牢时韦利寄去白居易《红鹦鹉》的译诗：笼槛何年出得身。也有人嘲笑：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这种事用不着中国诗人教。

一九一七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创刊《纪要》，刊登韦利译中国诗七十五首，占不少篇幅。出色的理解力、语言能力和诗才被高度评价。有媒体评论：读一下韦利的中国诗翻译，就知道新星出现在视野。西欧的诗在题材与表现上已经疲敝，像文艺复兴从古希腊文学发现未来一样，西欧诗人们应抛弃装腔作势的美学，现在从古代中国的诗当中发现未来的指标。伦敦的出版社一九一八年出版韦利英译《中国诗一百七十首》。这是他第一次正规出版，时年二十九岁。英国评论家康诺利说：这个译诗集“把一个文明整个带入英诗中”。当年韦利在美术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美术的第一篇论文，探究大英博物馆藏《清明上河图》。

不知韦利何时与庞德相识。庞德抵达伦敦之际，美国的东方美术史家费诺罗萨在伦敦去世，其遗孀赏识庞德，委托他整理出版费诺罗萨的遗稿。基于费诺罗萨的研究，庞德翻译日本谣曲和中国古诗；李白，他不叫LiPo，而是叫Rihaku,这是日语的发音。庞德撰写关于能的文章也得到韦利指点。庞德主张英文学的伟大时代是伟大的翻译时代，韦利认为庞德诗论是他这辈子听到的最好的诗论。韦利用翻译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诗才，不做学者式解释，完全译成了英诗，而且作为无韵诗的一个尝试，给二十世纪的英诗带来新的韵律，为诗坛赞许。或许庞德、韦利都是把未臻精通之处当作大展想象力的空间，对原诗进行再创作的“恣译”，以致作为文学，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而是英语世界的了。

韦利学汉语的同时也自学日语，一九一九年英译和歌一百五十来首，两年后出版《日本谣曲集》。大概如韦利所言，和歌只有用日语读原文才能正确地欣赏，对于和歌英译的评价不如中国诗。他觉得日本古文的语法很容易，词汇少，几个月就可以学会。见过他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金说：韦利说过能阅读日本的古文、文言，三个月就成，三个月应该谁都会。日本文学翻译家莫里斯说，这只有韦利做得到。想来韦利的说法是建立在掌握古汉语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时代中国人学日语就这么速成。

张伯伦是十九世纪后半至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日本研究家，一八九〇年出版《日本事物志》，解说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是“最有名的作品，理由主要是装饰华丽的文体”，“日本人在日本文学上最珍重的东西平淡无聊，西方人实在受不了”。一九〇二年再版，又加了个注，拉来另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家萨道义助拳，说《源氏物语》的情节没意思。当时欧洲对日本文化的偏见颇严重，手里的美术品被鉴定为不是中国的，而是日本的，收藏家就懊丧不已。韦利不否定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正如不否定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他比张伯伦晚生四十年，写道：“我最初知道《源氏物语》是在张伯伦教授的书本里，他当时是关于日本文学的最高权威，说《源氏物语》无聊至极。”大英博物馆一八八五年入藏《绣像源氏物语》，丢在书库里无人过问。某日，韦利整理日本资料看见一幅画，画的是《源氏物语》的须磨故事，题写了一首和歌，引得他翻看《源氏物语》。惊叹内容与规模“是东方最高的长篇小说，与欧洲小说比较也位于世界十二种名作之中”，安得不动心哉。一九二五年韦利英译第一卷出版，震动英美读书界，而且震出来两位天才——作者紫式部和译者韦利。唐纳德·金说：紫式部的日语如水墨画，韦利的英语如五彩油画，两者是平行的创造性作品。

法国、荷兰、意大利据以转译。韦利把逻辑暧昧的复杂脉络译得清晰可读，欧美读者从中感受到一种近代性。“感情的优雅和语言的巧妙多少是紫式部的，多少是译者的，不得而知。”以致与其说英译《源氏物语》是日本上千年前的古典，不如说是二十世纪英语世界的名作。当欧洲人谈《源氏物语》时，很大程度是在谈译本。这样的东西衣锦还乡，尤其语言学教授一对照原文，误译、曲解、删节、添加随处可见，何止失望，简直是有损国威。小说家兼评论家正宗白鸟却说：《源氏物语》原作的文章好似一刀砍掉了脑袋（按：意思是没有主语），只有身子晃晃荡荡，读来直着急，而译文干净利落，有解开一团乱麻的痛快。江户年间汉文为尊，武家子弟读《论语》，不读《源氏物语》，福泽谕吉就不曾读过，他得意能背诵《左传》章节。明治维新后西化，正宗白鸟（生于一八七九年）一代读英文比读日本古文容易，他读了英译，“艺术的快感难以言表”。韦利的英译一夜之间改变了欧美对日本文学的看法，也带动了日本文学研究及翻译，至今仍然是英语世界的读物。年高八秩余的张伯伦无奈在最后一版《日本事物志》中加笔：“最近我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没理解这个例外地难解的原典文本，同样，日本的西方文学研究者对于勃朗宁（英国诗人）、马拉美（法国诗人）、让·保罗（德国小说家），不谈论其文艺价值才最为明智吧。”看来是心有不甘，把日本人拉来垫背。

然后，有人建议韦利接着译《红楼梦》，他没有译，但把视线从日本收回到中国：一九三四年翻译《道德经》，一九三七年翻译《诗经》，一九三八年翻译《论语》，一九三九年撰写《中国古代思想三模式（庄子、孟子、法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从希特勒德国流亡，经常携带的东西里面有一幅孔子画像和七本韦利的书。

韦利毕生兴趣在于诗。从三本译诗集拔萃，到一九四六年出版《中国诗集》（翻译白居易居多），读者变得更广泛。他的译诗也惹得一些作曲家兴起，一九二〇年阿隆·科普兰从《中国诗一百七十首》中选取枚乘的诗谱曲，一九五九年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为汉武帝的《秋风辞》等六首诗作曲，名为《中国之歌》。听说过什么经典传唱人，不知有没有谁找来唱个试试。

此后韦利撰写白居易、李白、袁枚的传记，充分发挥了诗人、学者、作家三位一体的才能。研究原典他是严肃的学者，执笔译诗则是浪漫的诗人。书是写给一般读者的，引介诗人的作品，描述诗人所处的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诗人。没有炫学之处，简洁明了，犹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引用南宋诗人姜夔的话——“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发表《禅与其美术的关系》，比铃木大拙出版第一本有关禅的英文著作早五年，他认为不久的将来，禅会给西欧不小的影响。赠予胡适，胡适批之“多沿旧说，颇多错误”。晚年研究禅宗《祖堂集》，惜乎未完。看韦利的著译书目可见其博大，至于精深，日译《李白》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小川环树说，三本评传显示了韦利的文学研究之深，不仅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学，而且独创的卓见对我们也颇多启迪。小川翻译《李白》时正值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他认为郭氏出了书，以前的所有研究并不会因之而失去价值，韦利的书优点不少，例如关于李白的出身，在他读过的研究和评传中韦利的说法最接近真实。

日本一九五九年翻译出版其《白居易的生涯及其时代》，三度改装再版；一九七三年翻译出版《李白的诗及其生平》，改版收入评传选，二〇一九年重印；一九九二年翻译《袁枚——十八世纪中国诗人》，一九九九年重译，收入“东洋文库”。日译均学者操刀，翻译也是研究，大作其注，似严肃有余。也有个难点，那就是韦利把中国古诗译成英语现代诗，日译者不能随手找出中国的原诗一贴了事，也得译成日语现代诗，当然，若附上汉文原诗，更别有趣味。因此，《李白》是小川环树与英文学研究家栗山稔合译，《袁枚》由古田岛洋介分担正文的翻译并作注，加岛祥造译诗。

韦利在“二战”空袭下缩译《西游记》，名曰《猴子》，一九四二年出版，战时重印了五次，战后转译七国语言。一九九三年日本讲谈社收入英语文库。我们若把它译回来，说不定也会有意思。翻译家兼学者，成果往往是双重的，韦利还写了《三藏法师传》，一九五二年出版。

翟理斯曾批评韦利译诗之误。韦利辩解，翟理斯所言是对于原诗的不同解读，并且说自己的解读得到日本汉学家森鸥外的汉诗文老师桂湖村认可。翟理斯不屑，说日本人注释中国文本向来不靠谱，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极为嫉妒。

屈原的《大招》里列举了好多鸟，这些鸟几乎就是个名字，不会给人以具体的形象，但是与百鸟朝凤、百花齐放之类的笼而统之自是不同，文体也就不一样。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人喜欢，却难为了翻译。庞德赞韦利善于修剪，翟理斯非难韦利译了些什么鸟。韦利反驳：“我不追求鸟或动物名称的自然科学性译语，若是为专家而翻译且当别论，应该找到用文学性翻译、符合提高诗所要求的文体的等价语。有时对应不上原语也无奈。我译的是诗，不是博物志。”“我的目标就是传达原诗的诗。”言之有理，但作为原文读者的我们，没有各种鸟，文学美感与乐趣会大打折扣。

著名汉学家苏立文卧病时让妻子给他读韦利的《白居易》，读到一首诗，妻子很感动，觉得英译比原诗好。韦利听说了，尖声道：夫人想说的是我的翻译是误译。好似拍马屁拍到马蹄儿上，却正是这样的“误译”，让他一九五三年作为诗人荣获伊丽莎白女王的奖章。

威妥玛爵士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一八八三年受聘于剑桥大学，一八八八年七十岁任该校第一位汉语教授，在中国生活二十五年的翟理斯继任其后。而韦利为人乐道或惊叹的是他没去过中国，也没去过日本。有交往的日本人矢代幸雄（美术史家）邀韦利访日，被他拒绝：关于日本，想知道的事全都可以从书本学。他兴趣所在是古典文学，不是现实，没有去中国或日本寻找唐朝或平安朝的心思。晚年韦利举自著的最爱是《枕草子》与《袁枚》，似乎他本人也活成清少纳言和随园主人那样子。韦利的日语能读不能说，与其说不能说，不如说他压根儿不想说。

他常在欧洲内旅行，也积极和访问英国的东方学者交流，例如胡适。韦利沉默寡言，石头不出血似的，几乎从不谈自己。喜欢吹简单的竖笛，生活尚俭，且极简。听对方的话无聊，就拿出书读。朋友来家，也事先告知带上书。据矢代幸雄回忆，韦利请他吃饭，端出一盘黄油炒蔬菜，倒上一杯水，一人一个生苹果，带皮吃，这就完了，觉得太没劲。胡适也曾被韦利“邀去吃便饭”，觉得他“甚可爱”，“谈到夜深始回寓”（见胡适日记），谈起学问来韦利不寡言。日本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仪式传达授勋，来宾穿上燕尾服，一脸的庄重，唯有韦利照样穿一身破旧的西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辞去博物馆工作，专念于研究与翻译。“二战”时情报部门一度请他审阅日语新闻稿，令日本驻伦敦记者们大惊。他写了一首诗《审阅》，有中国诗风格，“薄纸上笔走龙蛇/字淡读来累眼睛”云云。后来除了任东方与非洲学院的中国诗名誉讲师，固辞哥伦比亚大学招聘等，未就过公职。有人鄙薄他不是大学教授。一九六六年二月遇车祸受伤，手术时发现患癌症。五月和小他十二岁的艾莉森结婚，她是韦利的“粉丝”，他们在韦利翻译《源氏物语》第五卷的一九二九年相识。艾莉森一九八二年出版自传，讲述她和韦利及其女友蓓丽尔的三角关系。蓓丽尔比韦利大十岁，是舞蹈、音乐的专家，也会多种语言，二人自一九一八年交往，似乎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源氏物语》英译第一卷就献给她。蓓丽尔病故，韦利整理出版她的文集。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韦利去世，下葬时艾莉森朗读韦利翻译的孟子《告子章句》段落“牛山之木尝美矣”，有云：“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

当欧洲的东方学者多致力于历史与语言时，韦利在文学方面独树一帜。他的名字在日本广为人知，当然不是因“李白传”，而是把他们最为骄傲的《源氏物语》译成了世界古典名著。一九五九年日本政府授予他勋章，一九六五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名誉会员。

某日本外交官回忆，一九五三年公派到英国留学，见到韦利，恭问：您以前对世阿弥的作品有兴趣吗？他当即回答：我极为有兴趣，所以也翻译过。留学生道歉：不知道，太失礼了。韦利道：不错，是失礼。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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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读书》新刊 | 李长声：亚瑟·韦利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