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禁忌与真相——从《西江月》到《白鸽木兰》

《白鸽木兰：烽火中的大爱》，李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2月出版，243页，39.00元

1980年，旅美作家李黎在大陆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在后记里她特别提到写于1977年返乡之前的短篇小说《童年》。这篇小说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父母因为卷入政治案件相继被逮捕枪决，几年之后哥哥亦在金门服兵役期间“殉职”，他在短短的几年内从温暖双亲的怀抱跌落到家破人亡的天崩地裂。在孩子有限的视角中，小说中被处决的父母亲身份模糊，卷入的政治案件亦语焉不详，匆匆带过。李黎这样写道：“《童年》里那对为理想而献身的父母亲，是两位我从未见过面的长辈。对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我知道的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们的人格和精神是那样的熟悉，那样普遍地存在于祖国海峡两岸共同的、苦难而伟大的史页中。”

在彼时的政治气氛之下，李黎借助描写小男孩的悲苦命运，在这个半虚构的故事里影射一段自己也不甚清楚的家族历史。经过四十年的求索，这段家族痛史，不再需要以一种“虚构”或者“半虚构”的隐晦面貌出现，而呈现为现在这部非虚构的传记《白鸽木兰——烽火中的大爱》（其后称为《白鸽木兰》）。那对为理想献身的父母亲，也是李黎的公公与婆婆——空军军官薛介民（1916-1963）与妇产科医生姚明珠（1917-1963）——曾经在抗日的烽火里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间相继加入共产党，1948年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赴台，后来身份暴露，双双被枪决，留下三个无依的孩子，幸而有慷慨的同乡相助，抚养成人。

1979 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崭新的时代。同年大陆“文革”后复刊或者创刊的重要文学刊物纷纷开设台港文学专栏，这是建国后大陆文坛首次以官方形式大规模地介绍台港作家的作品。首批介绍的一部分代表作家都有着1949年后从大陆渡海来台最后定居美国的共同经历，如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以及李黎。其中前三位旅美华人作家的青年时代都在大陆度过。故国往事历历在目，鲜活生动的个人记忆也成为他们身处异乡书写中国的重要素材。出生于1948年的李黎并不是他们的同代人，她尚在襁褓中时由父母带到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远去美国，对故国并没有亲历的个人记忆。留美初年她在普渡大学图书馆一间小小的图书室发现了三四十年代民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而这些书籍当时在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属于禁书之列。这些作品为李黎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她开始了自己重新认识那个在台湾已经成为禁忌的中国的努力，并且尝试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去接续1949年后被斩断的文脉传统。

在《西江月》中，李黎借着书中的一众人物想象过往的历史风云、人世动荡以及故国风土。《谭教授的一天》（写于1970-1971）中低调谦和、凡事隐忍的谭教授在台湾的大学里教书，慵懒且锋芒尽失，在读到同事的一篇文章后触发了对往事的回忆，遥遥地怀念他在北平那意气风发、壮怀激烈的民国岁月。1977年后李黎踏上故乡的土地之后写就的短篇《西江月》（写于1978年7月）中，当年叱咤风云曾经杀害过八路军战士而今垂垂老矣的国民党将领在临终之际遥望太平洋对岸的故乡上海，思念留在大陆的女儿，后代的叛逆让其一生的赫赫战功变得了无意义。《天凉好个秋》（写于1980 年）中两位因为思想分歧，在1949年之后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分道扬镳的老友，于“文革”后在美国芝加哥重逢。他们中的一位去了台湾，后来成为实现“美国梦”的典型中产阶级，生活富足安稳、子孙满堂，另一位留在大陆，十年浩劫中遭受迫害妻子发疯女儿死去，在“文革”后复出继续执笔写作，令当年的老友充满敬意。作者对他们的人生选择以及现状不做评判，而是以一句“天凉好个秋”来面对过往的沧桑。

李黎写作中有着一种强烈的超越台海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情怀，强调两岸共有的苦难而悲壮的历史，去呈现那些1949年后被迫分离两地的人们的精神困境。在本文开头处提到的小说《童年》中，一家四口去海边野餐的美好图景被永远地终止了。这个相继失去至亲之人的男孩从此遥望海峡对岸、聆听从对岸的广播电台传来的声音与音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台广播”）。这些声音对他而言代表着“爸爸、妈妈、哥哥他们托了另一个亲人来跟自己讲话一样”。那个父母亲所为之奋斗也为之牺牲的“明天”，在这个孩子的生活里只是不断沉沦的冷酷的现实。不同于其他作品之处在于，这一篇所侧重的孩子的视角及其所感受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那些经历了历史动荡之大时代的父母一代认识世界的方式。

几年前，当我读到李黎的作品并且得知她的保钓经历时，非常好奇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位身居海外的女作家选择了投身认同“一个中国”的保土卫国运动？李黎关于家国往事的新著《白鸽木兰》的出版，与她七八十年代的写作以及她参与海外保钓运动的经历，终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求索的图景。对在七十年代初离开了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来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而言，中国并非仅仅是被海外游子诗意化浪漫化的乡愁的客体，理解中国意味着去寻找历史的真相。这是一位生在大陆，长在台湾，住在美国的女作家不断地去想象、探索、书写那个曾经在自己的世界里是最大的禁忌的祖国。

李黎未曾经历过民国的历史风云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公婆的身份，且身处分裂的政治语境之中，所以，她需要勇敢地突破政治禁忌，用执着和信念、透过过往的蛛丝马迹、只言片语去寻找发生在逝去的亲人生命里的故事。正如她在书中所言：“小龙和我也参与了保钓运动，同时开始了重新认识中国的探索。在一个不存在政治禁忌的自由土地上，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前无法接触的书刊，试着去了解自己父母亲那一代人的真实的历史背景，阅读那些可能是启发了他们理想的读物、那些可能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抉择的人物和事迹；更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他们走过的土地山川，去明白发生在他们命运里的真相。”

从《西江月》的出版到今日《白鸽木兰》在台湾与大陆两地的出版，这四十年跨越了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全球的政治剧变。这本书，从作者的角度，是儿媳试图还原从未谋面的公婆的人生经历。从另一个角度，《白鸽木兰》中的故事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一代中国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在历史动荡下所付出的巨大的个人牺牲。如果纳入过往的写作传统之中来看，《白鸽木兰》与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幌马车之歌》一样, 掀开了不为人知的历史残暴的一角，让那些曾经为民族国家的解放和独立而奋斗、最后却要面对惨烈命运的革命者的故事可以被传颂。这本书也与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样，从个人叙事展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全民抗战，之后的国共内战以及1949年后分裂的历史动荡，聚焦普通人所承受的苦难。同时，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第二代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相似，有着共同的中国寻根的鲜明特质，通过书写和记录来抵挡残暴的历史所抹杀的记忆，有着为家族后代去探究“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强烈使命感（张彤禾的祖父张莘夫，著名地质学家，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政府官员去东北接收日伪遗留下的工业时惨遭杀害，也是当时震惊一时的惨案）。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曾经回忆她与初恋男友、在抗日战争中加入空军的张大飞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频繁通信；后来，年仅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执行飞行任务时殉职，虽然之前他已经将两人的通信托人转交给齐邦媛，但是这些信件在后来的辗转流离中还是丢失了。齐邦媛后来非常遗憾地说，那些信件是多么珍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记录。幸运的是，薛介民写给姚明珠的情书以及笔记、私人日记、家书和照片，从青梅竹马年代到抗战初期他投笔从戎，加入航校到后来去美国受训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长达十几年，在经历战火、飘洋过海以及白色恐怖之后还得以保存，也成为《白鸽木兰》的民国部分主要依据的资料。

薛介民与姚明珠都有着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对“真理”的特别迷恋，将对真理的追寻列在其他感情之上，比如亲情、爱情。王汎森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一文中论述，人生观及日常生活的“问题化”是近代以来思想界的重大变化，人生的意义何在成为当时困扰着有志青年的重要问题，并不断地激励着他们去求索问题的答案。而在当时的各家各派所提出的种种人生观之中，左派理论，或者说共产主义，因为将人生观与历史观结合在一起，成为众多人生观中对时代青年最富吸引力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热血青年将之视为“真理”而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白鸽木兰》的上半部可以视为一部抗战时期有热血报国之心的青年的心灵史，那么下半部则记录着中国进入内战的历史转折之时个人所面对的艰难选择与痛苦挣扎。八年惨烈抗战之后中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休养生息的机会，就立刻转入国共内战模式。很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空军将士不忍心与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所以很多时候也想方设法拒绝将弹药投掷在解放区的平民百姓头上。据《白鸽木兰》的记载，“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到解放区的共有21起（其中一起是从台湾新竹起飞）”。同样地，“身处撕裂祖国的内战中的热血军官薛介民”也卷入了1947年的“赵良璋事件”（赵在国民党空军内部为共产党提供大量有用的情报），并且在去台湾之后的1949年参与策划了震惊一时的毛履武起义（毛驾机飞抵解放区，后来参加开国大典阅兵）。而在国民党那一方，如龙应台提到的，1949年前后，“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幌马车之歌》中客家籍台湾革命青年钟浩东的遗孀蒋碧玉回忆，朝鲜战争前台湾岛上的中共党员都对前景非常乐观，因为大陆的发展状况，以及台湾蓬勃的工潮、学潮，以为解放军进驻台湾只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未料朝鲜战争爆发，时局巨变，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视，国民党政府加入全球反共系统，从此海峡两岸进入陈映真所谓的“双战”（内战和冷战）的历史结构之中，也将很多人推向了不可预期的悲惨命运。1949年前后那些离开大陆故乡的人，多少人以为只是跨海暂居，不久之后将重回故里，谁知道时局巨变，重重障碍之下一代人再也无可能回到家乡。正如龙应台所言，乱世中的暂别即为永恒。

虽然在李黎看来，薛介民与姚明珠并非台湾白色恐怖的牺牲品，这本书与《幌马车之歌》中钟浩东所代表的台湾本土的左翼文化也并不相同，但是《白鸽木兰》继续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的理解。在台湾殖民时期，钟浩东等人不远千里从台湾经由香港进入大陆为了抗战九死一生，“二二八事变”后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却在最后为自己的信仰就义。钟浩东与薛介民姚明珠共同成为那个惨烈的大时代热血青年的写照，都在最后借助遥远家乡的田园景色来抒发最后的怀抱。钟浩东在行刑前与狱友一起合唱日语歌谣《幌马车之歌》，薛介民在就义前留下的绝笔“木兰溪水长久在流，白鸽岭高壮地站立，乡亲至爱之恩永不能忘”。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壁垒森严已经被后冷战时期兴起的全球化趋势所替代（比如《白鸽木兰》的最后一章讲述作者先生的研究经历以及跨国科学家合作克服科研难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抗战催生出的“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早已退潮，后冷战后革命年代个人福祉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合法性的承认，历史动荡中普通人的命运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怀。 1990年在台湾上映的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域》（改编自柏杨的同名报告文学）描述1949年后滇缅孤军血泪史，强调“中华民族同室操戈”，并以这部电影“纪念所有在大时代的颠沛与流离中，受尽了种种苦难与折磨的中国人”。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白鸽木兰》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美满的中产阶级家庭，不论是空军军官还是妇产科医生，在当时和现在都属于国家珍惜的专业人才，夫妇的情感又建立在志同道合的现代爱情之上，还有三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是怎样的想法会让他们放弃这一切，去转向等同于为真理牺牲生命的危险的“匪谍”工作？《幌马车之歌》中当年与丈夫携手抗战路的妻子们蒋碧玉与黄素贞在通向前线的路上将自己的新生儿送与当地人，以便可以全心全意为抗战贡献一份心力。这样的骨肉分离也会对后革命时代的读者造成理解的障碍。也许，这是深深渗透了中产阶级家庭观的二十一世纪所无法理解的那个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那个国家兴亡乃是个人切肤之痛的时代。《白鸽木兰》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对为革命献身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夫妻，然而，我最不忍心卒读的部分却是关于父母双双被逮捕和枪决之后留在家中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在狱中与父母诀别的残酷已经被记忆选择性地遗忘，但是亲眼目睹父母被枪决后的尸体冰冷地躺在石板上的凄惨一幕却永远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成为今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其中乃是作者至亲之人，所以写及他们在父母被捕后的生活遭遇，笔端有着难以抑制的伤痛与怜惜之情。

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在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中记录了一段惨痛的家族历史，祖父曾经加入马共，后来被英军击毙，是反对殖民主义追求国家独立却成为马来建国史上的边缘与禁忌的一代人中的一员。这本是关于一个家族惨痛却不失为英雄记忆的往事。但是，纪录片的开头却是一个小女孩在家中庭院里父母温柔的爱的呵护下开心地戏水，是典型中产阶级所崇尚的家庭观的图景。而画外音中的导演——这位马共的后代——幽幽地倾诉着这是他内心渴望却从不曾拥有的家族记忆。因为祖父的缺失，也直接造成了导演的父亲与自己儿子的疏离关系。影片透露出一种深深的疑惑，那些革命者的后代，那些无父的儿子们又要怎样长大？李黎七十年代末的作品《童年》中儿童视角的出现，就流露出这一种革命本身的内在冲突。革命就意味着革命者要“时刻准备着”献出生命，那么革命者牺牲后，他们的遗孤怎么办？革命是为了明天，那么下一代怎么面对明天？为人父母，又要怎样分配对祖国、对真理，以及对下一代的情感与责任？又要怎样处理不同责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在后冷战世界的今天，什么是华人世界所拥有的共有的记忆？又怎样才能去填平那个因为曾经战争的暴力造成的华人世界里的巨大鸿沟？不论是《巨流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还是《打工女孩》和《白鸽木兰》，也不论是书写个人的家族痛史还是历史洪流中的众多小人物，这些作品都以典雅端庄的文字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哀而不伤”的美学。“哀而不伤”成为这一批海外作家追溯民国历史和共有的创伤记忆的美学表达。历史的暴力造成的创伤已经无法弥补，在面对伤痛往事时只能选择此刻的态度。

大约四十年前，李黎第一次来到北京，走访仍然健在的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写作来弥补那个因为分裂所造成的文学实践上的巨大断层，并在小说集《西江月》的后记中以“月”的寓意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永恒的万古一月，笼罩着整片大地，正象征着超越这一切时空和人为的阻隔的信念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