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兽》在今年的青年导演文艺片创作中绝对是名声大噪的一部，不仅因为其本身令人过目不忘的个性片名，也因为从first影展亮相开始，之后东京国际电影节展映，金马影展一路开挂获奖，拿下最佳原创剧本，又让老演员涂们获得金马影帝。
《老兽》以内蒙古鄂尔多斯为背景，讲述老杨曾经在鄂尔多斯财富激荡时期乍富，破产多年后与家庭、儿女之间出现问题，甚至被告到法院等一连串极富当今社会现实性问题的故事。
乍看之下，老杨是个“老渣男”，包养情妇，偷卖朋友骆驼，甚至偷妻子手术的救命钱。但随着桩桩件件事件的推进，又能从中解读到人物内心的仗义与无奈，恰如片名的困兽之斗，生猛而遍体鳞伤，最后和现实撞个头破血流。
周子阳是个有故事的人。本来是好学生的他因为阴差阳错把手机带进高考考场，成了他们中学历史上第一个高考得0分的学生。加上同一年好朋友去世，让他原本顺遂的人生突然遁入虚无。他开始不断思考种种生命的意义，在哲学书籍和艺术电影中重新构建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最后被定义在电影上。
对于周子阳来说，这头“老兽“在他心里困了好多年。采访中他带着新导演独有的生涩和真诚，反复对每一个前来“探听”他故事的记者掏心掏肺的倒苦水，说这一路走来的不易和窘迫，也一遍遍认真分析电影中所揭示出种种社会现实下的困境。
【对话：】
经济发展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
澎湃新闻：《老兽》的创作灵感你之前有谈到过，是因为看到儿子绑架父亲的新闻，非常受刺激。为什么会觉得受了刺激呢？
周子阳：刺激的原因其实是你看到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各种社会问题，尤其在价值观层面，你会发现，慢慢的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经济标准判断事情的价值观，以钱来评判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道德与否的标准了。你在大城市回到你的老家，大家甚至不问你工作是干嘛的，都问你在那能挣多少钱。我觉得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感觉像到了一个爆发点，在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面前，最亲密的关系也完全破碎崩塌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做一部电影展示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很多人看完电影会讨论，老杨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你怎么评价这个人物？
周子阳：首先一个电影做得要有力量，他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一定还是一种克制的客观的真实，又有一种人性层面的真实。老杨身上是有多面性的，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他好像很尖锐很锐利，伤害别人，干些很差劲混蛋的事儿。但是你看到，其实他所干的事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你好像看到他善恶共存。孩子们虽然也受到伤害，但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那老杨做几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里，其实他不是为了自己，他卖骆驼是为了小孙子，他挪用手术费，实际上他是为了报答一个道义上的事情。你说他去找小三，这大概是每个人难以抗拒自己的人性——他的妻子瘫痪床六七年了，其实他整个人是很压抑的。生活中每天无数的琐碎，慢慢你会变得恨不得想逃离。我相信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他就出去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只有把一个人做真实了，人物才有分量。
澎湃新闻：听说剧本实际就写了20天，但你又说剧本做了两年，不写剧本的时候你做什么？
周子阳：剧本里我要呈现的就是这一段，好像是几天发生的事情，而构建人物塑造的是水面底下整座冰山，电影只是水面之上露出来的一角。你要树立一个人物，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他的弱点，他成长的经历，都要构建好，把一个人物做活了，这个人变得有生命了，你才开始写的。也这是为什么我第一稿其实20多天就写好了，但之前就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在构建这个人物。
就算我写的不是剧本，也是坐一天就思考这个事儿，有时候甚至白天黑夜都在人物的状态里昏昏沉沉的。一段时间后我又想回归到比较理性的状态，就是每天像工作一样给自己上下班时间，八点多，我自己就会去咖啡馆“打卡”开始思考人物，不是说等状态来了想，就是每天都带着目的的开始思考，每天解决一个人物的问题。
澎湃新闻：鄂尔多斯这个拍摄地的选择也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本身富裕过又泡沫崩盘，跟老杨的经历也很像。
周子阳：对，我自己是这个地方人。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变化大了，大起大落把很多人性的东西都浓缩放大了。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都有类似的事情，但是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受到的影响，在这里都特别的明显。当然，选在这里还有出于成本控制的原因，毕竟有一些熟人和社会关系，会方便一些。
电影是神圣的事情
澎湃新闻：《老兽》是你的处女作，但在很多评价看来都觉得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你其实不是学电影科班出身，电影训练是怎么达成的？
周子阳：我20岁时经历了生命最大的变化，就是高考零分的事件，然后朋友好朋友的离去，这导致我之后非常崩溃，就想弄明白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候觉得整个人生很虚无，很脆弱，看了很多阐述生命阐述人性的哲学书和艺术电影。
我大三的时候有影视欣赏课，还有课后作业要求几个人组一个小组拍东西。我是导演编剧加摄影，我之前已经认定电影的力量，非常坚定这是我想做的东西。
因为那几年互联网的兴起，学习的途径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封闭了，你可以下载各种电影，成体系地看片、拉片，然后自己做各种训练。我大学在大连上嘛，有时候还会逃课一个月去北电中戏听课。到后来我老师说再不回去要罚我，我说“这不怪我啊，是你们教的东西喂不饱我了”。
澎湃新闻：《老兽》的剧本是你30岁那年辞职写的。那一年你还结了婚。通常人都结婚了更求安稳，为什么你的选择是成家后更动荡？
就是生活稳定下来，我心里踏实了。因为之前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挺厉害，结果一开始的目标说26岁要拍部电影，后来28岁也没拍出来。最惨的时候去找投资，身无分文。到30岁了，结了婚了，我觉得我不能再给自己这么找理由，到30岁了我有种“成家立业”的使命感，但是只有电影才是我的事业，我必须立这个业。20多岁的时候我想到二十几岁我要拍一部电影，到30岁时候我在计划，每一天，是不是往前推进，更接近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此时，此刻，是不是又有成效。就是每天对自己说，这个事，必须做，如果做不下去，我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存在的意义。
澎湃新闻：你的人生里有过两次辞职写剧本的经验，两次有什么不同？
周子阳：第一次我28岁，那是我到了北京之后，一年后。我27岁到了北京了，工作了一年，辗转换了两三个地方。之前在我的概念里，那些对我重要的导演，索德伯格 26岁拍出了《性，谎言，录像带》，得了戛纳金棕榈，贾樟柯导演28岁，他的《小武》享誉世界，好多重要的导演都是30岁之前就创作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所以当时我就进入了挺极端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再也不能在工作下消耗掉了。于是当时在只有6000块钱的情况下我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我就说去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冷静的思考我的剧本，去了西藏，回来就剩下两千块钱。就用这两千块钱，开始写剧本，大概写了三四个月，然后想去找个二三十万投资，结果一分钱找不到。两千块钱早花没了，办了三四张信用卡，天天被银行催。一度想去租个小三轮，载载人拍纪录片，结果也租不起。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我觉得确实不能这样下去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发生，我每天在纠结这顿是吃五块钱还是三块钱，生活状态非常的焦灼，已经不可能创作了。我就去工作了，从11年到13年工作了两年。
第二次辞职的时候，我结婚了，也有了小孩。至少我知道我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没有基本生存的东西考验着，没钱的时候也有社会资源让我接个小活，拍个小广告，怎么样我也能挺个几个月。包括我做广告片的心态，也不想把它当成“活儿”，我尽力把它做好，有点创作的东西放进去，还经常也能获个奖。这样就有底气了，不会焦虑，但对于创作，你心里那个标杆还在。
周子阳：我觉得像第六代那个年代有他们的难，我们这个阶段，也有我们这里的艰难之处。这个艰难之处就是你需要和整个商业大潮抗衡，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坚守理想其实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确实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电影工业高速发展，然后又恢复冷静，一些热钱退出去，直到看到好多大明星大导演拍的片子也不挣钱，新人反而有一些机会。80后、90后这代人成长起来，这代人中经过大学教育的占很大的比例，口味比较丰富，看电影也是一种习惯，而且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群，然后慢慢的，看到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体量在变大，说明观众差异性的需求开始产生。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这样的创作者来说，都是福音，都是对未来有信心可以走下去的底气。
澎湃新闻：希望未来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呢？应该第一部作品成功以后也有很多选择摆到你面前了。
周子阳：《老兽》提名第二天，就有人打来电话，说明天带个三四千万的项目来找我。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还是想做自己编剧的东西，坚持我自己表达，我不是一个那种所谓的“职业导演”，什么都可以干。我觉得如果，一个导演变成一个谁都可以代替的人，对我来讲就是完蛋了。电影对于我而言是艺术创作不是一个产品。所以如果我认为我需要做商业的东西，那我宁可做广告，电影是很神圣的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愿意在这里面参杂任何别的东西。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