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的诗名如何得以广泛传播？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二十五则收有石达开逸诗。任公说：“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尽人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近友人传诵其诗五章，盖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赋此以答也。”诗云：
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攀桂蕊趁秋风。少年落拓云中鹤，陈迹飘零雪里鸿。声价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东。儒林异代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终。
不策天人在庙堂，生惭名位掩文章。清时将相无传例，末造乾坤有主张。况复仕途多幻境，几多苦海少欢场。何如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一瓣香。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若个将才同卫霍，几人佐命等萧曹。男儿欲画麒麟阁，早夜当娴虎豹韬。满眼河山增历数，到头功业属英豪。每看一代风云会，济济从龙毕竟高。
大帝勋华多颂美，皇王家世尽鸿蒙。贾人居货移神鼎，亭长还乡唱大风。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醴泉芝草无根脉，刘裕当年田舍翁。
梁启超对石达开诗有所品评，说前后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诮；独第三章，“不愧作者之林”，其后还加了一段：“又闻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骈俪，中四语云：‘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虽陈琳、骆宾王，亦无此佳语，岂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柴小焚在《梵天庐丛录》中说，石达开答曾国藩诗四律，《大盗诗》一首，近人笔记往往录之，“予又得其六首，题则亡之矣”。所收之诗，五首与梁启超同，只多出一绝：
吴山立马十年豪，撑柱青天一杵高。今日雄心销欲尽，夕阳红上赫连刀。
“丛录”并加评语云：“语气沉郁，音节苍凉，足以俯瞰燕雀矣。”
石达开诗名，由此得以广泛传播，“诗人石达开”加“英雄石达开”，一个反满革命领袖的形象由此高大丰满且栩栩如生了。
但抱歉得很，无论梁启超还是柴小焚所录的这些，其实都是伪诗。
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考证：这些伪诗最早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不久，南社诗人高旭又刊出《石达开遗诗》，称“残山剩水楼刊本”，其中除“答曾国藩五首”外，另有《途中感怀》等二十首，共二十五首。自此以后，《无生诗话》《龙潭室诗话》《太平天国野史》《石达开诗抄》《太平天国诗文钞》等竞相转刊，石达开能诗之名于是远扬、“喧腾于世”。其中，高旭的伪造由同是南社诗人的柳亚子披露，应可证实。
话说回来，尽管坊间流传着这些伪诗，并不意味石达开就完全不能写诗。在罗尔纲编选的《太平天国诗文选》中，仍然选编了石达开两首遗诗，其一为出自口传的《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这一首，与天国人物水平相当，虽属口传，大约是真的吧。
另一首诗前有序，不录。其诗曰：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这首勒刊在广西宜山白龙洞的洞壁上，其后还有当时天国将领的和诗留存，应该也是真迹。如是，则石达开真的能诗，并不需要他人“越俎代庖”。
历史的合法性在于真实
在天国史上，这个叫“石达开伪诗案”，自然，此“案”早已结案。
其实，天国史上“石达开伪诗案”并非孤例，其余仅如《梵天庐丛录》就还收了忠王、侍王的就义诗。说金陵城破时，忠、侍两王就擒于赣，在囚车中一路慷慨赋诗。侍王有半律“一片雄心终不死，百年杀运未全消。仰天喷出腔中血，化出长虹亘碧霄”，忠王则有一联“自分豹皮同死节，敢将羝乳望生还”。两人还在监押途中互相对诗，仿佛赶考路上。忠王吟句有“报道哥哥行不得，前山现有鹧鸪啼”，侍王则和曰“杜宇不知天意思，不如归去唤声声”……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伪诗大多是那个以反满为宗旨的“南社”文人群体创作的，问题自然就不再是诗品高下，而是，这些民族主义者何以要制造这些伪诗？
有一个说法，叫作“可以无其事，但必有其文”，这是那些小说家生造“赛金花救国”等传奇时的自我辩护，已被历史学家张鸣痛斥为“妓女救国论”。不过痛斥是痛斥，但这样的故事仿佛大有市场，这就需要在痛斥之外，做民族心理的进一步探讨：这样的作伪，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许，从传播角度看，确实如小说家者流所说，虽事实并非如此，但故事却必须如此。那些盖世英雄、革命将领、民族救星等豪杰之士，怎能无诗如阿Q之临终只哼出半句大俗话“二十年后又是……”？此平民之所以为平民，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也。事实上，《焚天庐丛录》正是如是判分英雄与庸人，说石达开答曾文正公招降之书，“纯是英雄气概”，而程云得刘浔招降之书，“则不免书生气习”。而忠、侍王句亦可说明：“此忠、翼、侍王之所以为王，而程之所以为检点欤？”
英雄故事自有英雄故事的规矩，于是，忠王、翼王、侍王必得有诗，而庸常之人可以不计。如果诗品免不了土里土气，难以入流，则作文者自然有责任替这些豪杰拟就篇什，以增添英雄之光彩、塑造英雄之形象、继承英雄之遗志、传播英雄之事业。伪诗入史，乃是革命之必要，使命何其重大，何得称“伪造”？！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中，革命目标决定事实创造，审美的品位盖过事实的真伪，历史与小说在此终于合二为一了。历史的真实于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幻境，它让你相信（有时还不得不信）——虚构比历史更真实，虚构就是真实。
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往往在大段极尽渲染之能事的铺叙之后，加上一句套语：口说无凭，有诗为证。可见，在汉语世界中，诗是真实的见证，甚至，诗就是真实。
历史与虚构，在汉语世界中，原来竟然是等同的。
这个事实，大约是现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接受了现代史学思想——历史合法性在真实——的人忽视了的传统吧？
然而，如果不把这种传统纳入考量之中，我们不仅无法读懂国史，更无法理解国人心中的历史。
历史的撰写总要加入这种审美的味素，这才是国史得以流传千古的秘籍。而读者在阅读这样行之有文的精彩汉语时，其历史体验也就成为一种充满激情的幻觉之旅。
较之历史真实的枯燥，幻觉总是更有魅力。相比于历史，我们更喜欢心中的幻觉，因为幻觉能激活我们疲软的神经，而历史，有时显得过于沉重、过于理性，对于理性被遏制生长的汉民族来说，有时还确实显得过于艰难。
伪造历史与政治合法性
历史学的正统解释是：作为革命团体，南社伪造石达开诗乃是一种革命宣传，并非历史研究。此说事实俱在，不必否认。且政治行为中利用历史乃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尤其是在一个历史资源丰厚到令人窒息的文化中。不过，既然将话题转入政治与历史之关系，则无妨就此话题略作申述。
政治宣传的目的在动员，在此动员之中，历史人物或事件被当作政治动员的手段，这乃是常态。但动员要有效，不管是社会革命还是国家治理，都需要动员对象的接受、理解、服从与配合。因此，动员过程必定要政治领导集团与普通群众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某种具有法律关系的认可、契约或协议。从此角度看，历史主要不是作为一种知识、记忆媒介在起作用，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约定，是政治领导集团对于民众的某种赞画文本、某种口头许诺。民众正是基于对此文本的信任，才会响应领导集团的号召，投身其中，甚至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在政治动员中，历史类素材之所以常常被采用，就因为对于未来政治，我们很难有确切的认知，但对于历史，我们却始终抱着一种确信的态度，始终存有一种特殊的温情。以历史为动员，事实上就是对我们的集体记忆、对民族温情的征调。这种征调如同征税，既构成了政治动员中双方的法律关系，也构成了此后领导集团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革命与国家治理，确乎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利用历史的效果。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历史可以被滥用、被伪造，可以是虚构的神话——如果说，仅仅作为历史知识的伪造还能原谅的话，作为政治行为的历史一旦伪造，事实上就构成犯罪——伪证罪，至少也是对政治道德的玷污。政治行为人如果连历史都敢伪造，则何事不能伪造？这也意味着，这些政治人物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于民族记忆、对于民众情感不负责任。由此可以推断，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虽然，那些成功者因为控制着权力与历史书写而能逃避审判，但逃脱是一回事，逃脱并不能解除其犯罪嫌疑，反而将证实并加重其罪责。
政治行为中的作伪必然影响此后的政治行为，行为逻辑表现为谎言逻辑——谎言体系的自我生成——为维护一个初始谎言需要制造一系列的谎言；而谎言之间又总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于是，为了掩盖真相，需要建立一种谎言理论，这就是“意底牢结”产生的背景。但“意底牢结”并不能做到逻辑自洽，总需要镇制性力量来保护自己，谎言与威胁的孪生结对由此形成，这也是一切极权政治的运作逻辑。
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英国史学家艾文斯说：介入政治一直是许多历史作品的源泉，过去如此，未来依然。可历史对权力提供支持的前提是它的真实性，史学必须抛弃那些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政治理念，同时不得歪曲和操弄过去的事实，“若是刻意歪曲、操纵或混淆历史事实”，它就会作法自毙，自作自受。史学为此将丧失存在的依据，而政治也会因其合法性的丧失而分崩离析。
（本文摘自邓文初著《历史学家的作坊》，东方出版社，2018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