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作为在美国陆军受训的中国事务官员，韩磊曾两次派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早在驻首尔期间，韩磊就曾到中国旅行，并从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次旅行后不久，他就开始学习中文，足迹踏遍中国每一个省，回去后在哈佛大学攻读了硕士学位。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处理中国事务多年后，2009年10月韩磊作为中校从美国陆军退役，并赴北京担任清华-卡内基中心主任。他是国际社会中倡导建设性中美双边关系重要性的主要发声者之一。韩磊曾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中处理过对华政策，他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寻求新方法来扩大合作和管控分歧，希望双方都能吸取过去40年两国关系的宝贵经验，确保未来40年中美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
受经济发展前景吸引选择中国研究
澎湃新闻：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您在哪里？对此有什么印象？
韩磊：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长大。中美建交时，我正在读8年级，所以我记得在学校学了这些，但当时和中国还没有私人关系。那时我只是个青少年，但我知道那是一件对时代和未来都极为重要的大事。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任何交往的二十多年后，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接下去的7年中，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得以实现正常化。那非常重要，让我们两国的关系走上了不同的轨道。
澎湃新闻：199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经历激发了您对中国的兴趣。能否谈谈那次访问的体会？
韩磊：当时我住在韩国首尔。那是在1994年夏天，我在美国军队担任上尉，在首尔当连长。我的母亲、姐姐和一个朋友一起过来看我，我们就去了中国。我们去了北京、上海和西安。我们了解了那些城市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接触了许多中国人，尤其在与导游的交谈中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我记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骑自行车，当时中国的自行车远比汽车要多。
那次旅行中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冲击。首先，在人文交流层面，我感觉中国人喜欢美国人，美国人也喜欢中国人，我们可以融洽相处。中国人喜欢笑，颇有幽默感。在很多方面，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其实比差异更多，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我感觉到1994年的中国是一个向前发展、正在崛起的地方，当然那时已经开始了经济改革进程。我们去了上海，那时的浦东发展还处于开始阶段，还有农田，有农民居住。而当我1998年来到中国工作时，仅仅4年的时间，浦东的发展令人惊叹。我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印象深刻。
澎湃新闻：您的个人兴趣是怎样转变为职业兴趣的？
韩磊：当时我正准备离开军队，回研究生院去学国际关系。但我了解到美国军队有一个名叫“外国地区官员”的项目，专门研究世界的不同地区。其中很多项目关注的都是拉丁美洲、欧洲等地区，而由于中国很大，中国项目关注的就是这一个国家。所以我就申请了中国项目并被录取，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的国防语言学院学习中文，再花一年时间在中国国内训练，一边继续学中文，一边在全国各地旅游。
我们被鼓励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去往各种地方，我乘过火车硬座和软座，也乘飞机、轮渡、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在那一年，我有机会访问了中国的每一个省。我的许多中国朋友说，仅需走出距离北京中心50英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在那段时间，我得以看到了当时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条件。那真是难忘的经历。
“外国地区官员”项目的第三部分则是读研究生。我得到了去哈佛大学攻读东亚地区研究的机会，加深了在中国及亚洲相关事务上的学术训练。此后，我就回到中国，在美国大使馆武官办公室担任助理陆军武官。
澎湃新闻：有哪些人影响了您对中国的研究？
韩磊：我很荣幸有机会能与最顶尖的中国研究专家共事、向他们学习。在哈佛大学，我的论文导师是江忆恩教授（Alastair Iain Johnston）。我在美国大使馆的第一个任期是为时任武官的艾江山（Karl Eikenberry）将军工作。
后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我担任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她的副手史蒂夫·哈德利（Steve Hadley）的行政助手。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哈德利接替赖斯成为国家安全顾问，我也有幸留了下来在他手下工作。从他们两人身上，我学到了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推进美国利益，也包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等对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我的中国工作生涯中，最幸运的一方面就是得以和这些人共事，他们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也了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中美联合军事行动有利于降低互疑
澎湃新闻：2003-2004年，您在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当时有没有参与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韩磊：我和中国解放军及中国国防部门有长时间的接触。这项工作很重要。在2003-2004年，中国的崛起在世界上已显而易见，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多年以两位数增长，但同时中国军队也在经历重要的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们努力在两军之间建立信任，这仍是我们在当前环境下努力做的重要工作。
然而，我们两国中有许多人都对对方的意图怀有深深的怀疑。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有人说，随着中国越发强大、在世界上的影响越发重要，它最终会想取代美国、采取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而在中国，我也经常被人问到，美国是否正试着阻碍中国崛起，遏制或者包围中国、防止它变得更加强大。面对这样的互相怀疑，我们双方都需要非常努力工作，形成深思熟虑的战略并作出应对来降低怀疑，更清晰地理解双方的意图，找到建立互信的方法。我从五角大楼学到了这些，在之后从事各方面的中国工作时也都铭记于心，包括现在在清华-卡内基中心的工作。
澎湃新闻：您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是如何尝试克服这种疑虑的？
韩磊：我认为试着减少这种疑虑的方式之一是增加互动，可以通过会议和研讨会、通过二轨和1.5轨对话，这些都是非正式渠道。而在正式渠道方面，虽然官方代表团的访问很有必要，但这种场合通常非常生硬，参与者往往会严格遵照自己的官方讲稿。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通常不能加强互信，但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对方的政策和意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我们两军需要做得更多的是试着合作完成一些共同的目标。我曾在美国陆军服役超过20年，从我的经历来看，如果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朝着共同目标合作，那合作达成那些目标的经历本身就能加强信任。因此，我总是呼吁中美两国在人道主义演习、救灾行动等方面共同行动，努力达成某种让我们双方都感到自豪的成果。这些经历能帮助建立合作机制，时间长了后就能增进理解和互信。
我认为在各层级都这样做很重要。比如说，如果从下级军官开始建立关系，那随着这些军官逐步晋升，当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体系中达到更高位置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将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关系更好地理解对方、解决问题。我们两国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努力。
我认为很不幸的是我们两国在很多方面的互相猜疑正在恶化，我们必须回应这些问题，军事就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军队的工作之一是做好最坏状况的估算，总是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军队会对自己造成多少伤害、自己又要采取什么行动来抵御，所以在双方的国防部门之间就会有许多互相猜疑。我认为努力去克服这些猜忌和互疑很重要。
中美两国需要适应新的现实
澎湃新闻：您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期间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从您的经历来看，如何比较这两届政府的中国政策？
韩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让我得以懂得我们双边关系的广阔性。在五角大楼时，我关注的是军事和安全问题，这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的关系比这更加广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中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和各机构的政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不仅要理解五角大楼的观点，也要理解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这些部门由于负责的事项不同，观点可能有微小差异，在很多情况下也有可能完全不同。在国安会工作5年的经历使我了解到中美关系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作为政策制定者，不能仅通过其中一个方面来看待中美关系。
我在国安会任职期间，前副国务卿鲍勃·佐立克（Bob 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他的意思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实力增强，中国应该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试着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解决国际问题。那正是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策略。比如六方会谈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使得美国不只和韩国、日本等盟国合作，也和中国合作。尤其在布什政府后期，我们其实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布什总统认为，在这样一个对中美都具有战略性的问题上和中国合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共同合作取得进步，那将对整个中美关系都大有益处。至今我还相信这一点。
我在布什政府的最后两年担任中国事务主任，我本以为自己在布什政府卸任时就要离开白宫，但奥巴马团队来找我说，奥巴马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布什总统实施的中国政策印象深刻，他们想请我在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年再留几个月，帮助他们在布什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与中国接触的框架。所以在很多方面，我认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大框架都非常类似，那就是共同应对分歧，同时试着建立更多合作。
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奥巴马政府最终达成了协议。我想，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中国没有作为关键方积极参与谈判，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达成那份协定。当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重要的一致，最终签署了国际协议。
澎湃新闻：相较于布什和奥巴马，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何变化？对中美未来有何影响？
韩磊：我认为布什和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大框架非常相似，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某些方面，这种区别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特色。特朗普的特色在于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他对贸易赤字的关注、他的不合常规和难以预料，以及他回应那些问题的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中美需要回应经贸关系的不平衡、需要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得到了美国两党的支持，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以及在亚洲的其他盟友与伙伴也有一些同样的担忧。
同时，美国需要作出调整来应对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为了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更多投票权，我们曾在国会耗了太长时间。而在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奥巴马政府直接拒绝参加，而不是说“那是个好主意，我们乐于见到中国开始为国际和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但我们希望亚投行能确保维持高标准和透明度等”。回顾当时，我想很多人都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手段并不正确。美国需要做很多事情来适应现实，即中国如今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也应该适应现实，它已不再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那个发展中国家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得到了各种优惠待遇并承诺将更加开放。17年后，中国经济还在利用那些优惠待遇。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可以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解决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行业政策相关的问题。这些是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坦诚讨论并尝试有效解决。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长期下去就将极大地危害中美关系未来的健康和福祉。
合办智库促进中外互相理解
澎湃新闻：您来中国建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经历非常独特。当时您为什么会决定来中国？
韩磊：2009年夏天，我正准备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卡内基基金会找到了我，说卡内基基金会准备和清华大学建立伙伴关系，创办联合智库。由于我在军队服役时经常派驻海外，那时我非常想再次到国外工作。这对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也与我以前在军队和政府所参与的政策工作经历非常契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我感觉作为卡内基派驻北京的代表并创建卡内基-清华中心的这个岗位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在过去8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建立了一个平台，让中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美国及其他外国专家接触。随着中国在世界上越发强大和有影响力，开始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以在这里以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对话，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视角和态度，也让中国更好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观点和关切。
卡内基基金会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贝鲁特、新德里和莫斯科都有中心，所以清华-卡内基中心的学者可以和处于战略位置的外国首都的学者接触。如今，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越发积极，中国学者被寄予更多希望，要向中国读者和政府阐释世界各国的观点和关切，为中国如何应对提出建议。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清华大学的中国伙伴看到了和卡内基基金会合作的好处，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进行接触和交流的优势。
除了在外交政策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外，我们也关注下一代领袖。我们为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开设了卡内基-清华青年大使项目，国际学生中许多都是美国人。在这个项目中，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同样地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到一起，试图找到中国和外界在哪些方面存在互不信任、其根源是什么、当今的年轻人如何能想办法建立更积极的建设性关系。我们的愿景是，在我们项目的青年大使踏上社会后，无论是在各自国家的政府供职，还是经商或从事学术，他们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将继续伴随着他们。当他们最终达到更高级别的职位时，处理挑战时将更有准备。我们常说，也许有一天，美国的国务卿和中国的外交部长正是通过我们的青年大使项目认识的两个学生，当他们面临困难的挑战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将更有准备。
澎湃新闻：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华盛顿观察中国，在中国的经历有没有给您不同的视角？
韩磊：我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北京为平台，和中外专家接触。和华盛顿的同事们相比，这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我在华盛顿的许多同事会来中国，想得到这样的视角以助于工作，而我很幸运能够处在第一线，在一个几乎每天都和中国接触的位置上，这对促进我自己的研究和促进我对中方观点的理解都大有帮助。最终，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理解，向美国政府或中国政府提出建议。我们希望这些政府部门能够利用我们的资源，并从我们学者提供政策咨询的研究中受益。
澎湃新闻：在教育中美下一代决策者的时候，您认为他们看待中美关系的视角有没有和以往不同之处？
韩磊：如今，人们能更方便地出国去亲眼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有更多中国学生到美国去，也有更多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中文。在我读大学时，如果出国旅行，还没有“脸书”或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来保持联系，只好互相写信来保持联系，我因此而失去了许多联系人。而如今，人们有了更多机会去保持接触、理解彼此。
我们在清华-卡内基中心开设青年大使项目，就是因为未来在下一代领袖手中，而他们手中的未来并不遥远。我一直提醒清华-卡内基的学生说，我于2001年研究生毕业，到2004年已经到白宫西翼一楼工作，成为了国家安全顾问及其副手的行政助理。三年后，我就成了布什总统的中国事务主任，事情发展得很快。因此，我认为趁早就让年轻人接触并培养他们解决挑战的能力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回顾过去40年来的中美关系，您认为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什么？
韩磊：回顾过去40年，显然我们有合作也有竞争，面对过挑战，甚至还遭遇过危机。我们在1996年有台海导弹危机，当时形势就非常紧张。1999年春天，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时，我正住在北京。而在布什政府早期还发生了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这些事件本来都有可能使中美关系脱轨。当我回顾历史中的这些事件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当时决定不让这些事件使中美关系脱轨，因为这符合两国的利益。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些危机的途径，甚至逐渐改善了关系。所以，尽管我们在40年的官方关系中经历过低谷，但双边关系总体来说处在上升轨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工作，确保未来40年还会如此。
当前我们正面临一些从未有过的挑战。在经贸问题上，有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中国领导层来解决。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许多利益团体在过去的危机时刻曾呼吁维持积极、建设性的关系，但现在却感觉受到了排挤，比如美国的企业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如果我们两国都没有利益团体呼吁积极的建设性关系，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关系就会每况愈下。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关系太重要了，不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