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知道我爱民国书，特意从东瀛寄来方纪生所编《周作人先生の事》。这是1944年9月东京“光风馆”出版的书，其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已接连拿下塞班和关岛，再过两个月，B29轰炸机就将大举空袭东京，日本帝国风雨飘摇，难掩败相。在此物资极度紧缺时期，这册精装书依然纸张考究，态度雍容，似置身事外。
《周作人先生の事》版权页
书中收录与周作人有交往的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林芙美子、佐藤春夫、堀口大学等人谈周氏的文章十九篇。编者方纪生又将几篇周文译成日语，并作《周作人先生著作年表》附于书后。对于周迷，此书应列入必读书目。可惜国内一直未见全译本出版。遭遇对日文如对天书者如我，只能寄望有好事者致力于此了。
这还是一册签赠本。方纪生用毛笔题“菅沼先生惠存 译者”，钤圆形名章。菅沼先生是谁？待考。方纪生呢？谈他的人也不多。那就从一则周作人日记说起吧。
1942年6月5日周作人日记载：“介君来访。鸣时来。晚招宴，来者纪生、芸子、仲廉、希白、因百、诗英、平白、启无，共九人。”按：这几位依次是方纪生、傅芸子、王古鲁、容庚、郑骞、许世瑛、尤炳圻、沈启无。
周作人召集的这顿晚宴，出席者均或长或短在北大任过教职，彼此熟悉。其中许世瑛是许寿裳的公子，几年前他在西长安街淮阳春办婚宴，介绍人就是周作人。今天的饭局也和婚事有关。原来方纪生一直在东京担任华北驻日留学生监督，并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讲师。这次是趁暑假回国结婚。这就是他的名字被列在名单首位的原因。
十天后，婚礼在豪华的北京饭店举行。那年的《新光杂志》上有篇对方纪生的专访，对婚礼记述甚详。钱稻孙证婚，代表来宾致辞的是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和新郎的死党尤炳圻。登报祝贺的则有周作人、王荫泰、文元模、宋介、吴承湜、管翼贤、祝惺元、徐祖正等八百余人，皆为沦陷区文化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何先生身长魁梧，尤先生短小精悍，一大一小，非常出色……”，“何先生——他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人生最美满的事是住西洋房，吃中国菜，娶日本太太……”，“尤先生么？他说：前年冬天我到日本，看见川边小姐同方先生仅仅是普通朋友，彼此尚无深的了解，去年春天我到日本，他们已经进行恋爱，今年夏天，他们来到北京，却是结婚了！这是很好的三部曲……”
到了闹洞房的时候，“因为来宾闹极了！她就跑上楼去，把屋门锁起来，他们没办法进新房，于是在楼下拿尤炳圻尤先生当新娘闹起来了！……尤先生是清华毕业生，岁数不大可是人聪明，才干高。现任北大师大教授，样子生得很好玩——又矮又胖，所以学生虽然个个爱跟他说笑，可是背后也个个佩服，尤先生讲得好，学生给他起的绰号有‘尤胖儿’，‘胖小儿’……”
婚礼的女主角名叫川边爱子，东京第一高等女子学校毕业。中文名方爱芝。
对方纪生和川边爱子来说，这是一个欢快幸福的夏天。他们位于宣武门外方壶斋五号的家（现在的崇光百货南侧），是一个和睦美满的日本之家。
方纪生1908年生于广东普宁。刚一出生，母亲即去世（方纪生本名念慈，应该与此有关），他在乡间由祖辈带大。小时候由于蛀牙严重，做手术时在下巴上留下一个大疤，引为终身遗憾。所以看他的照片，总觉得脸型有点怪怪的。其父方宗鳌早年留学日本，后来续娶日本贵族后裔古贺政子（中文名方政英）为妻。与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不同，方政英受过良好教育。民国四年来到中国后，她逐渐成为北京高校日语教学的一大权威，不仅在多所大学任教，还编写过《日语读本》等教材。
方纪生正是在父亲代理督办期间，获派赴日做的留学生监督。
其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是在周作人1949年出狱后的日记里。周寄居上海横浜桥尤炳圻家这几个月，和方纪生经常见面。8月12日，周坐火车回北京，他还到车站送了行。不晚于9月15日，他自己也回到了北京。（顾颉刚日记说，“九月十五日 方纪生来”）
1945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方纪生在干什么？有没有被当做汉奸逮捕？
不知道。
回京之后，经罗隆基介绍，方纪生进入华北大学参加政治学习。1951年，新潮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1954年又由上海火星出版社出版了他与人合译的《日本的贞操》。这两本书都没署本名。1954年，他到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做了中文系讲师（该校校址在北京城北和平里附近，后来他妻子方爱芝也到离此不远的对外贸易学院做了日语教师）。195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只有九十七页的小薄册子《儿童文学试论》，在此书中，“方纪生”这个名字重现于正式出版物。这些书的制作之简陋，和《周作人先生の事》形成了强烈反差。
再后来，我们在周作人和顾颉刚日记里，偶尔能看到他的身影。如《周作人年谱》：“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 方纪生同日本友人一户来访。”（一户即一户务，《周作人先生の事》收有他写的《「苦茶随笔」日译の序》）“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方纪生来访，赠刻印，系与金禹民合赠，文曰‘知堂八十以后作’。”
文化大革命兴起，方纪生和妻子方爱芝因“里通外国罪”双双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七年后才获释。方爱芝和大名鼎鼎的董竹君关在一处，彼此照顾，晚年还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这段屈辱经历。
1979年方纪生被恢复名誉。次年携全家赴日本治病。对方爱芝来说，此次回乡应该有“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般的百种滋味在心头吧。1983年方先生因肺炎死于京都。并葬在当地。
在我不算太长的淘书史中，对方纪生这个名字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十年前，得到过一册许地山早期的小说集《解放者》。许地山在序言里说“年来写底不多，方纪生先生为我集成这几篇，劝我刊行……”读了感到疑惑，因为《解放者》出版于1933年，此时方纪生才二十五岁，在文坛尚籍籍无名，他又并未在燕京大学读过书，怎么跟许地山扯上的关系（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又在该校任教，做过周作人的助教）？而且看序言字里行间的意思，两人的交情还不浅。
另一件事，就是后来读张中行的文章，他谈到周作人：“据说瞑目前告诉家里人说，只通知徐耀辰（祖正）和方纪生……”用的是“据说”，显得含糊。不过，在周作人晚年经常出入八道湾的张铁铮也有类似说法，意思则略有出入。他说：“周先生1967年去世前夕，遗令将死讯通报极少几个人，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徐耀辰。”语气非常肯定。张中行和张铁铮认识，两人曾联名送过一方“知堂八十后作”印章给周作人祝贺八十大寿。前者的“据说”或得自后者也未可知。大概在转述中把“几个”记成了“两个”。具体人名则不大会臆造。那么，说周作人视方纪生为知己，应无问题。
《周作人先生の事》里有一帧插图，是周送给方的南齐砖砚拓本。时在1933年。此时，方纪生还在日本明治大学求学。可见，两人的交往时间相当早。问题是，他们相识的机缘是什么？
大多数人一辈子暗淡无光。有些人也会发些光，但更多的，是反射某个大光源的强光。方纪生在民俗学、日本文学研究上不无建树，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已是民俗学界独当一面的人物。1937年顾颉刚离京，对自己创办的诸项事业皆有所托，其中“歌谣协会”即托方纪生照管。而后人再关注到他，恐怕更多是对他和周作人的密切关系发生兴趣。他终生服膺知堂先生的学问、人格，治学门径亦不出老师苦心营造的那座庭园。惟其如此，才会有《周作人先生の事》这样一本祝寿文集问世。
遗憾的是，关于方纪生，现有文献留给我们太多的空白和疑问。以至于想为他编写一份简短的履历而不可得。止庵先生告诉我：去年10月，日本的《野草》杂志上，首次刊出了两通方纪生致周作人信札。两封信系不久前，周丰一之子周吉宜从家藏大量未经整理的书信里翻出来的。竟恰好都写于1944年，一通2月15日，一通9月28日。时间分别在《周作人先生の事》一书出版前后。
在前一信里，方纪生说——
纪念册题曰“周作人先生のこと”，题字已由有岛生马先生写好，装订武者先生亦欣然负责，不久可以交下，出版书店已决由光风馆承担，因该馆存有较好纸张，并允尽可能特制纸匣故也。堀口长信己交下，明日另函奉寄，其中所引纸赋恐有误舛，敬请改正赐寄。《瓜豆集》彼或未见，此间仍可购得，容入手时赠之。年谱日内可以奉寄，因附在卷末，稍缓无妨，故遂因循耳。卷首拟插图数幅，司徒乔所绘五十寿辰之像，倘有相片，甚拟得之。又最近小影亦乞赐寄一幅或数幅，如与武者合影，照的不佳，似亦不妨列入也。藤村及有岛那扇面，倘能令写真屋照相，则附入其中，尤为好玩，未知叟以为然否？
按：看来此书尚有纸匣本，即所谓特装本，有待寻访。我辈书迷一听到特装本三个字就魂不守舍，真是任重道远的可怜人。司徒乔绘周作人画像、藤村及有岛扇面，最终均未收入书里。
后一封信说——
上原氏渡华，谅曾拜谒，纪念册由其代呈数册，想亦蒙哂存矣。一般贩卖者下月初旬发行，有书匣者百册，容再设法奉寄。此书印刷尚佳，友人得之者均惊叹，唯校对仍不甚尽善，略有错字，乃美中不足，又佐藤春夫文中稻公学历并未误记，因一时不加注意，擅加指摘，拟设法订正之。
《周作人先生の事》共印一千册，由此信可知，其中包含纸匣本一百部。其印刷之精美，当时已令人赞叹。这就是一本装帧考究的书在读者心中所能引起的共鸣。
这篇文字我已经写得过长。得到一册不起眼的闲书，竟引出这么多的闲话，恋物之癖一旦染上，真是不可救药。然而我从川边女士的回忆里还看到，方纪生先生对周作人留下的几件遗物，也同样不可救药地视若珍宝。那是一方知堂老人自用砚台和两枚印章。其一刻“周作人”三字，其二为“十堂私印”。1980年方纪生赴日治病，还不忘随身携带这三件宝贝。不过砚台在过机场海关时，被工作人员当做文物没收。经多方交涉，终于还是未能发还。
谁知道，这方旧砚如今在哪座暗无天日的大仓库里沉默着？和方纪生先生的事一样，它也就那样甘心被世界遗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