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全国其他方言，粤语不可谓不生猛。广东省电视台的不少频道堂而皇之地用粤语播报，节目从新闻到电视剧应有尽有。其次，广州的地铁用普通话、粤语、英语轮番报站。
与之相比，另外一座南方大城市上海的方言就可怜多了，电视上只有少数娱乐导向的节目如《老娘舅》使用沪语，而在地铁上加入上海话报站的提议更是多次以时间不够等理由遭拒。
中国方言众多，何以唯独粤语能兴旺发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普通话分庭抗礼呢？
我手写我口
但凡一种语言想要上位，除了口耳相传之外，有书面形式至为重要。不过历史上中华文化圈长期把以上古汉语为基础的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虽然唐朝以后，白话文开始发展，但它主要还是应用于非正式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各类其他方言仍然处于可说不可写的窘境。
各类南方方言真正开始书写上的尝试得到清朝后期才开始大规模进行。而在诸多方言入文的尝试当中，粤语显出一项巨大的优势——书写容易。粤语分布于整个汉语区的最南端，远离中原。但是，除了吸收一些当地土著词汇以外，粤语在其他各方面都堪称规整。
语音上，广州话能分中古汉语的六个辅音韵尾，四声各分阴阳，也极少有吴闽方言保留的中古早期甚至上古的特征，可谓是很好继承了中古晚期汉语的特点。朱熹对此评论道：“因说四方声音多讹，曰：‘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他认为粤语音正，是因为粤人多是从中原正音中心所在地洛阳附近南下的，故有洛音的特点。
词汇上，粤语虽然在谚语俗话方面极其丰富，但绝大多数都是汉语来源，只是和北方的用法不一样罢了。如北方人说“挑剩下的”，粤人则用“箩底橙”比喻；北方人说“叫人讨厌”，粤人则说“乞人憎”，只要找出正字书写完全不成问题。
西方传教士卫三畏在《汉英韵府》里就认为，宁波话中无字可写的土词多过粤语十倍。因此，当西方传教士忙着创制各种方言罗马字用以传教——闽南白话字、闽东平话字乃至苏州话《圣经》大行其道时，很早就和西方接触的粤语区却没有流行粤语罗马字。就连教会的粤语教材仍旧老老实实地用汉字，避免了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容易遭遇的种种社会阻力。
粤语白话文如何书写？
粤语白话文就这样在晚清民国时期开始发展成熟，其中粤剧的功劳不可小觑。早期粤剧使用所谓“戏棚官话”演唱，其音略近桂林官话。剧本也以浅显的文言写成。但是随着20世纪早期粤剧改革，唱腔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粤语。与之相应，粤剧剧本也有了书写粤语的需求，很多早期粤语白话文正是粤剧的剧本。
话虽如此，和官话白话文里面有不少于古无据的字（如“这，什么”）一样，粤语中也存在一些难以书写的词语。粤人在碰上这些词的时候，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粤语白话文相对官话白话文来说，创制比较仓促，显得有些粗糙。很多粤语字都采取“口”旁加上同音/近音字的方法来充数。如“咗”、“呃”、“嚟”、“喺”、“咁”、“哋”等。
至于考本字？显然，当年的粤人对如此费时费工的行为没有多少兴趣。如粤语问“谁”的时候有种说法叫mat1 seoi2，本字其实是颇为雅致的“物谁”，但通行的写法则是“乜水”，借了这两个字的音而已。
饶有趣味的是，粤语白话字自身就能反映其历史不长的特点。例如，“嘢”在广州话里说je5，意思是“东西”，和“野”同音。但实际上这个词在18世纪以前的早期广州话和“野”并不同音，它在粤西和广西的不少粤语里至今仍读nje5，这足以说明粤语白话文之“野”。
作为一种主要出现于非正式场合的文体，粤语白话文在使用上也颇为自由。当下粤港年轻人的粤语白话文中，不但“cheap”之类的英语借词随处可见，就连早有约定俗成写法的“啲”都有不少人不写，而直接以“D”来代替，其懒惰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粤语白话文始终有那么点野路子，也不常在正式场合使用，但到底让粤语有了相对成熟的书面语，提高了它的地位。而在正式场合，机智的粤人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用粤音读国语白话文，于是我们就听到在粤语歌曲《上海滩》中，“是”还是si6，不是“系”，“不”还是bat1，不是“唔”。这样一来虽然地道的粤语未必能上得厅堂，但是粤音则毫无问题。
“大杀器”香港
有了良好的基础，粤语只能说具备了成为强势方言的可能。但有这种可能性的方言也不只有粤语一家，成都话、上海话等或多或少也具备这样一些特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
例如，距离广州没多远的东莞说的是土粤语，而东莞人和广州人沟通起来就很费力。但是对于上海话而言，北到常州南及台州都能用其较为流畅地“轧山河”，而成都话更是在川滇黔三省大部分地区交流无碍。其实，粤语之所以能发展到如今的地位，还是依靠香港这个“大杀器”源源不断地输出文化产品所致。
香港开埠不久，就以粤语作为主要的交流语言，但是彼时一方面流行的文化产品如戏曲等很难大规模传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边陲小镇的香港并不具备文化产品的输出能力。一直到二战以后，随着广播、电影、电视在中国的发展和香港自身地位的提高，香港才具备了对外输出文化的能力。
不过，当时香港吸纳了大量的内地移民，文化界尤甚，因此香港的传媒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可谓五彩纷呈，并不只是以粤语为主。除了粤语，当年香港广播电台还用国语、上海话、潮州话等方言播音。电影方面，由于国民党时期推行国语，1937年后更是严令禁止拍摄以粤语片为代表的方言片。因此，那些从上海南下，并占据香港电影主流的各电影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只拍摄国语片。
雪上加霜的是，早期粤语电影多以粤语长片的形式出现，特别是粤剧长片相当受到观众的喜爱。因为对那些钟情粤剧又有些囊中羞涩的观众而言，看粤剧长片既可以饱览大佬官们的风采，又比进戏院捧场看戏便宜得多。但传统戏曲由于节奏冗长，不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吸引力渐渐下滑。随着香港人对粤剧兴趣的减弱，作为粤语长片顶梁柱之一的粤剧长片也慢慢走向衰落。
1968年，由粤剧名伶任剑辉和白雪仙主演，投资一百五十万港币，历时四年拍摄而成的粤剧长片《李后主》上映，虽然创下了当时的票房纪录，但终因成本巨大而亏损严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粤语电影一度近于销声匿迹，1972年全香港甚至没有拍一部粤语电影，粤语节目只是在电视上尚占有一席之地。
但1967年香港发生六七暴动，暴动后港英政府开始重视香港华人的文化生活，遂决定扶植以粤语为代表的市井娱乐文化，鼓励市民多赚钱少闹事，开开心心生活。在此期间，学校国语教育逐渐消亡，而上海话、潮州话等地方方言媒体也逐步关门大吉。
进入1970年代后，以粤语为母语的移民后代长大成人。粤语电影开始复兴，更被电视反哺，摆脱了之前粤语电影或是俚俗，或是粤剧片的套路。粤语也从一门地方方言彻底完成了雅化上位的过程，相比于制作精良的香港电视节目更是饱受欢迎。
其时，大陆电视节目多属宣传工具，在趣味性、娱乐性上难以和香港电视节目匹敌。于是，珠江三角洲的居民纷纷借助地理优势架起“鱼骨天线”接收香港电视台的信号。粤地“鱼骨”林立的状况起初令人颇为不安，1980年，《羊城晚报》甚至在《“香港电视”及其他》一文中声称香港电视乃是“心灵的癌症”。但从1992年开始，广东省电视网络正式转播香港电视节目，香港电视节目就这样名正言顺地在广东落地播出了。
香港输出的电影、电视节目是如此强大，几十年间，澳门本地的香山粤语被洗成了广州粤语，广东省内粤语区的群众也普遍通过电视学会了广州腔，甚至于作为客家基地的惠阳等地不少年轻人也学会了粤语，粤语在岭南的通达范围大大扩张，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影响力仅次于国语的语言。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国家推广普通话力度的不断加强，广州媒体已经惊呼“好多广州细路唔识讲白话”（很多广州小孩不会说粤语）。粤语的强势地位可能在历史上终究是昙花一现的盛景而已，但这朵奇葩的美丽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