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警暴:“弗洛伊德之死”的法国镜像与义愤之外的复杂面向

龚克
2020-07-31 12:02
来源:澎湃新闻

2001年的“法式浪漫”电影经典之作《天使爱美丽》和警察暴力有什么关系?答案或许是:出演女主角男友的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虽然片中一副不谙世事的蠢萌模样,其实早在此前六年,就执导了一部极度硬核的社会写实题材影片《仇恨》(La Haine,又译《怒火青春》),用凌厉方式直面法国1990年代的警察暴力与郊区青年问题,由此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影坛地位。

《悲惨世界》海报

而在《仇恨》面世24年之后,另一部同样题材、和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同名的电影作品再次在法国热映,这种接续关系昭示出:在法国,警察暴力和郊区青年二者相互纠缠的冲突不是新鲜事物,而是一个绵延数十年的陈年痼疾。这种背景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年5月25日发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弗洛伊德之死”会在法国激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和席卷欧美的环保运动一样,它必然击中法国自身的某些痛点。在五六月间的运动高潮过后,欧美的“警察暴力”似乎也从一度被千夫所指的尴尬局面中暂时得以喘息。然而,复盘近年来法国的警察暴力现象,不难发现,和美国相比它有着不遑多让的复杂面相。作为现代社会的痼疾,它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消除。

舒维阿之死

早在今年5月美国“弗洛伊德之死”事件之前,法国已经发生一起手法极为相似的警察暴力致死案件。但因为没有“弗洛伊德之死”那样的激烈且戏剧性的媒体呈现,而且缺乏种族冲突维度,只引发了有限的反响。即便如此,仍不失为法国警察暴力现象的最新例证。

1月3日,42岁的送货员塞德里克·舒维阿(Cédric Chouviat)骑着小摩托,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布朗利河滨道上行驶时,被执勤警员拦下查车。这原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例行执勤,最终却付出了一条人命的代价。

为什么舒维阿会被拦下?一种说法是警员认为他的摩托车号牌有污损(这在后来的事态中得到确认),另一种说法则是警察认为他当时手里握着电话。根据《世界报》等媒体在事发后五个月获得的现场录音证据,舒维阿被拦停后,双方起初言辞还算正常,但已经带有火药味,随后剑拔弩张,演变成一场争吵。舒维阿指责警察“就喜欢给人开罚单,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并且骂警察是“小丑”“脱了警服你们什么都不是”,而警员也不甘示弱,其中一人用颇为粗鄙的脏话回骂舒维阿。

根据现场视频显示,情绪激动舒维阿用手机贴近警员拍摄,被后者推开并威胁要拘捕他,口舌之争逐渐演变成肢体冲突。最终,舒维阿被三个警员用“贴地反铐”手法合力按在地上,并被戴上手铐(这一场景被多名路人用手机拍下并传到社交媒体)。在此过程中,舒维阿的喉部受到重压,录音中可以听到,在二十多秒时间里他喊了七次“我喘不过气了”(J'étouffe),随后陷入昏迷,这和弗洛伊德事件(以及2014年的埃里克·加纳之死)中的I can’t breathe非常相似。

在医院里弥留近两天后,舒维阿于1月5日凌晨去世。后来的尸检结果显示,他的主要死因是心脏病发作,但同时伴有喉部折裂引发的窒息。这明显是遭受贴地反铐和锁喉时的后果。因此连法国时任内政部长卡斯塔内都无法护短,承认此事性质严重,将予以“完全透明”的处理。

阿达玛·特拉奥雷之死

虽然“舒维阿之死”和“弗洛伊德之死”在发生时间和媒体呈现方式(事发实况都通过社交媒体曝光)上更为接近,但这一波BLM运动蔓延到法国后,与“弗洛伊德之死”遥相呼应、形成更大声势的,反而是法国四年前的一桩旧案——“阿达玛·特拉奥雷之死”。这其中有后续事件的发生时机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其中的族裔因素:相比北非裔的舒维阿,来自马里的非裔特拉奥雷更容易嵌入到BLM语境当中。

2016年7月19日,时年24岁的阿达玛·特拉奥雷(Adama Traoré)和他的兄弟巴基(Bagui)从巴黎北郊佩尔桑市(Persan)的一家酒吧出来,被两名便衣宪兵拦住要求检查身份。后者本来的目标是此前涉嫌暴力勒索财物的巴基,但阿达玛撒腿就跑。这种反常举动的原因,按兄弟俩家人的说法,是因为阿达玛没有带身份证件;而按照宪兵队的说法,事后在阿达玛身上搜出1300欧元现金和一袋大麻。

随后的逃跑过程,如今只能从宪兵方面的叙述来了解:阿达玛曾两度被宪兵抓住,但两度逃跑,后来宪兵在阿达玛的住处找到他,经过激烈搏斗后用“贴地反铐”方式将其制服,在此过程中阿达玛说自己“喘不上气”,而在被带回到宪兵队的过程中,他出现行走不稳、小便失禁等发病症状,急救人员到场后,发现阿玛达仍然戴着手铐,脸朝下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在阿达玛死亡次日,地区检察官就宣布,阿达玛曾有“多个器官严重感染”并引发“心脏疾病”,但没有遭受暴力,并对此前两次尸检均提及的窒息症状避而不谈。尸检报告并没有给出窒息原因,但一名宪兵曾对调查人员表示,在用“贴地反铐”方式抓捕阿玛达时,曾有三名宪兵压在他身上(后来三人都予以否认)。阿玛达的家属认为,正是这种抓捕方式导致受害者出现窒息,并导致了后来的死亡。

随后,宪兵队和阿达玛家属两方展开漫长的证据和真相之争。最初的专家鉴定报告认为阿达玛有心脏病;而2017年6月的专家鉴定则认为不能确认有心脏病,相反有急性窒息情形;2018年的另一份报告为宪兵撇清了责任,认为阿达玛的死亡是基因缺陷、镰状细胞性贫血、炎症等多种病症在大麻影响和压力和剧烈活动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在这份报告影响下,司法当局结束预审调查,草草结案。而2019年3月由阿达玛家属邀请的专家则出具鉴定结论,倾向于认为“机械性窒息”是死亡原因,由此,调查重新开启,并于2020年5月29日公布了新的专家鉴定结论:阿达玛不是死于体位性窒息,而是心源性水肿,再次为宪兵撇清了责任。

这份鉴定结论出炉的时机,已经是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事发后,因此引发舆论极大关注;而随后,阿达玛家属再次公布了一份立场相反的专家鉴定,认为心源性水肿的诱发原因是体位性窒息,而体位性窒息的原因正是宪兵逮捕阿达玛时采取的“贴地反铐”和膝盖抵压手法。由此,双方立场针锋相对,在“弗洛伊德之死”的背景下,冲突激化到新的高度。

6月2日和13日,数万名抗议者无视当局发布的防疫聚众禁令,连续两次在巴黎集会示威,并发生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而外省各大城市也声援响应。美国的“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全球性BLM运动,在法国以舒维阿之死、阿达玛之死等一系列事件作为本地支点(尤其是后者时机颇为巧合的事态进展),一时酿成浩大声势。

巴黎民众集会悼念弗洛伊德,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

比义愤更复杂的方面

相比美国的“弗洛伊德之死”,法国这两起标志性事件在整体走向上有很高的相似性,但与此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的独特性。

从《世界报》和Mediapart网站今年6月披露的信息来看,“舒维阿之死”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据现场录音分析,情况并非一路恶化到出人命的地步,冲突曾经三度缓和,双方即将收手,但都因为口头上的挑衅而重新激化。例如其中一次是警员让舒维阿把摩托车号牌擦干净就可以走了,但后者坚持要求对方说“请”(s’il vous plaît,相当于英语的please)才行,于是争吵重新升温。舒维阿并不怵警察,言辞中颇有攻击性(这或许与他曾被警察粗暴对待过心存积怨有关),他骂警察是“小丑”“可怜虫”,还声称“你真以为我会怕你们”“有人打破我的头,我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扔在路上”,以至于警员反问“你是在威胁我们吗?”舒维阿反呛称“不是……但看好你们的脑袋”。

同样,从通常意义上来说,阿玛达·特拉奥雷也并不“清白”:他在2015-2016年间曾因轻罪在监狱服刑,事发时刚出狱不久;他还被人指控在狱中有强暴同性的行为;他在当天事发时两次被抓到、两次凭借暴力逃脱(甚至第二次已经被戴上手铐),因此被宪兵视为极度危险分子。

于是,如果说美国版本的“弗洛伊德之死”中,受害者的过错尚属次要因素的话(使用假钞和醉酒并不直接导致暴力行为),法国这两起事件则更凸显出警察暴力中的“完美受害人”问题,而且和性侵问题中的相关因素类似,它会反过来影响公众和法官对归责的判断——警暴事件受害者的过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警察暴力”这一事实的成立?如果受害者自身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并且使用暴力手段,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反过来证明警察所采取手段的正当性?警察行事准则中的“绝对必要”原则,是否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同样,在这一波“警察暴力”抗议浪潮中提及的“史蒂夫之死”,同样提出这一问题。2019年6月21日音乐节期间,法国南特郊外活动到凌晨四点活动仍未结束,警方入场干涉,要求停止播放音乐,大部分DJ按照命令停止,但一位DJ拒绝服从,而且播放了一首反警察主题的歌曲,现场听众向警方投掷杂物,由此引发冲突激化。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散并殴打人群,导致一些人从缺乏防护的堤岸上落入卢瓦河中,其中包括24岁的史蒂夫(Steve Maia Caniço)就此宣告失踪,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发现他的遗体。

之所以提出警察暴力中的“完美受害人”问题,并不是要为警方“洗地”,证明受害者咎由自取。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划清界限,表明即便受害人存在过错——甚至是暴力性、攻击性的过错,也仍然不能免除警方的责任。这正是为了避免落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窠臼,由于受害人的前科、瑕疵或是失误,而遮蔽了权利和权力的精确界定以及体制的改进可能。

警察暴力?警察的暴力?与警察有关的暴力?

在“舒维阿之死”发生后,法国前任国家警务总监莫尔万(Éric Morvan)曾为警队辩护说,“警察暴力”(violence policière)这个词用法不妥,确切地说应该是“警察的暴力”(violences de policiers)。

表面上看,这种咬文嚼字的方式毫无意义,但莫尔万的表态其实另有深意:他将这种暴力行为个人化、具体化,由此将责任转移执法人员头上:个人可能犯错,但体制不受指摘,《世界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为这些不良行径罩上一层遮羞布”。

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正是法国政府和警方面对批评的一贯立场,即具体执法人员或许有过失,但作为整体,警方从不“纵容”暴力,也不接受被污名化。从警察工会、警务总监到内政部长,这种立场一以贯之。前任内政部长作为“头号警察”,固然责无旁贷地维护本部门,而新任总理卡斯泰(Jean Castex)上台伊始,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就是在万事尚无头绪时,突访巴黎郊区小城警察局,为警员加油打气。甚至连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3月的“大辩论”活动中也明确表示,不要再说“警察暴力”,这个字眼是“无法接受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视为体制的终极性背书。

法国左翼社会学家拉加斯涅(Geoffroy de Lagasnerie)同样反对“警察暴力”这个说法,但理由恰恰相反:因为这会导致人们只关注那种性质猛烈的行动,让人觉得只有锁喉、殴打、开枪才是暴力,而忽视那些其他的违法行为(例如早晨六点破门而入),在他看来,“作为体制,警察本质上就是暴力的”“要么我们说没有‘警察暴力’这回事,因为警察就等于暴力;要么我们说只有警察暴力,别无其他。”

作为激进左翼,拉加斯涅当然可以对现状予以“大拒绝”(正如马尔库塞面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态度),并把一切和警察相关的暴力事件都囊括其中,但作为具体处理社会矛盾的指向,却无法这样洒脱。不仅警察个体的暴力行为如何归责于体制,需要清晰而有力的论证;另一方面,是否一切引发伤亡的事件,都可以归咎为“警察暴力”,同样需要论证。一个例证就是2005年引发巴黎郊区大骚乱的起因,是两名少年为躲避追捕误入变电站而触电身亡。两名涉事警员事后被起诉,但法院于2015年判决其无罪。当事人家属和民权人士固然可以从策略角度将其归入广义上的“警察暴力”,但从法律推理角度而言,这种意外事件显而易见无法与“贴地反铐”致人窒息死亡等量齐观。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并不能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现实出路。

法国里尔,警察在示威游行现场警戒。

法式警暴:反恐、种族、黄马甲、极右的纠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和“弗洛伊德之死”折射出的美国种族难题一样,法国的警察暴力问题背后,同样是多重社会问题的沉淀。

法国正式的警察暴力数据从2017年才开始统计,但自从第五共和建立之后,相关事件其实一直备受指摘,最典型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1961年10月17日,巴黎警方对抗议宵禁法令的阿尔及利亚侨民进行血腥镇压,死亡人数迄今仍无定论,根据不同口径约在40-300人之间。此后,“警察暴力”的指责一直存在,尤其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标志性的警暴致死事件。

长期以来,法国的警察暴力现象往往同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仇恨》和《悲惨世界》两部电影,都自然而然地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前述“舒维阿之死”和“特拉奥雷之死”中,当事人都是少数族裔;2017年引发骚乱的“黑人青年戴奥(Theo)被警棍捅至肛裂”事件,同样也是少数族裔。而法国警察日常临检对象中,北非裔和非裔青少年比例畸高,更是外界诟病的话题。

然而,即便是“选择性临检”的批评者,也很难从平等原则出发,要求警方一视同仁,对怀疑对象按照其族裔占总人口比例来均衡分配。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宗教、历史和文化的关系,这两个族裔中的成员趋于激进化的风险要明显高于其他族群。在近年来法国频繁遭受恐怖袭击的背景下,警方的力量投入无疑会压倒性地侧重于他们眼中的高风险人群,外界诟病归诟病,却很难拿出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尽管从微观层面来看,粗暴且过当的暴力措施,反而会加剧反体制、反社会的极端倾向。

而2018年底爆发的“黄马甲”社会运动,则一时间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族裔界限,将警察暴力话题前所未有地带入到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一方面,运动本身的“去中心化”特质,导致警方无法像此前应对工会运动一样找到明确的对话者和博弈者,加上运动初期声势浩大、伴以示威过程中时常出现的暴力,使得法国警方大量使用LBD球弹枪,这种武器虽然是非致命性的,警方也有标准操作规程(尤其是禁止瞄准头部),但近距离使用仍然可能对示威者造成失明或断肢等严重伤害、甚至丧命。2018年之后。LBD球弹枪俨然成为“警察暴力”无可争议的标志。

另一方面,随着今年来法国警务改革和预算吃紧,警察工作压力加大,“生无可恋”频频自杀俨然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而从警力配置上,传统警察的管控社会冲突职能被淡化,类似“反犯罪大队”(BAC)等专业性单位越来越多地作为镇压工具介入到社会冲突当中,同时也更倾向于采取“果断”措施来震慑对方,而不是管控并化解冲突。

于是有学者悲叹:“业余的示威者和业余的警察,这是悲剧所在。”

法国巴黎,警察在游行现场严阵以待

2019年,负责警务督察的国家警察总监署( IGPN)针对1460项违法事件展开司法调查,比2018年大增23.7%,其中涉及警察暴力的案件达到868起,占全部数量的六成,相比上一年增幅达41%。从中不难看出看出黄马甲运动对于警察暴力现象的刺激效果。

出于相同的反对警暴诉求,阿玛达·特拉奥雷家属成立的“为阿玛达寻求真相”组织,公开宣布支持黄马甲运动,而许多黄马甲运动中涌现出的带头人物、包括因LBD球弹枪而失明的罗德里格斯(Jérôme Rodrigues)也都参加了声援阿玛达的示威。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之死”在法国引发的反响,可以被看作是对此前本土固有的族群矛盾以及社会运动陷入低潮后的一次联合回弹。

针对警察暴力的泛滥,一个常见的批评是法国的宪警体系脱离政府监控,我行我素,尤其是警察工会对任何限制警权的措施都持保守且敌视的态度。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右派的戴高乐主义者,还是左派的社会党人,抑或声称走“中间路线”的马克龙政府,都无法轻易地同军警部门进行切割,否则会陷入体制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点上,不同意识形态的体制往往会殊途同归:在非民主体制下,军警部门固然是政权合法性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而在民主(就这一概念本意而言)体制下,军警及公职部门不仅是施政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政党轮替过程中的重要票仓。在法国近年来极右上升势头迅猛的背景下,如何安抚应对原本立场已经非常右倾的军警宪兵等强力部门,是马克龙必须面对的考验(在2017年大选中有41%的军人和54%的警察给极右派的玛琳娜-勒庞投票,而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仅有16%)。

针对法国宪警“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指责,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和中右派的共和党都纷纷为警方站台背书(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为阿玛达·特拉奥雷案中两名宪兵辩护的律师Rodolphe Bosselut,同时也是玛琳娜-勒庞涉嫌欧洲议会空饷案的律师),马克龙政府为了同右派争夺这一部分票仓,显然也不可能认可“警察暴力”这一标签,这也正是前述马克龙本人表态拒斥这一概念的深层用意所在。

无论汇聚了当下多少难题,警察暴力仍然需要在政策高度得到反省,正如《民主政体下的警察》一书作者、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罗歇(Sébastian Roché)所说,“对警察进行控制的机制,根源于政治精英如何看待人民的方式……暴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纵容或鼓励,区分了深层的民主和肤浅的民主。前者比后者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而后者则更好地保护警察杀戮或伤害的权利。”这恐怕不仅是法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美式的“我们人民”,还是法式的“共和万岁”,都概莫能外。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