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然基金会：让自然回归城市
上海南部，浦江郊野公园的一角， 这里的景观和仅一路之隔的公园不同，也和一般人印象中布局考究精致的园林不同。
几条不足膝深的水渠穿过杂乱的草丛和小树林，还显娇嫩的矮慈姑、龙舌草、鸭舌草点缀其中，蝌蚪们游来游去，多到数不过来。这些水生植物看在眼里如此不起眼，但游客们不知道，它们虽然土生土长在江南数不尽的沟渠里，如今却在上海几近消失。不远处的林子也不是那么整洁和明亮，相反，不仅落叶杂草不被清理，还有齐人高的朽木、落叶堆叠着，任由腐烂，低矮的蕨类在林下静静生长。
这是一场小型的本土生物多样性修复实验。“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和同事正致力于将这里打造成本土动植物的家园。自去年秋季入驻，他们开始清理外来物种，并将从各处收集、采购来的本土动植物引入其中。园里的落叶朽木也是有意为之，它们能为独角仙等甲虫提供食物。
郭陶然近来接待的访客越来越多，人们对在城市里重塑自然生态越加感兴趣。
不论从中国还是全球来看，那些具有高保护价值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大多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一定要走进荒野去认识自然。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联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6月29日发布《城市生物多样性框架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探索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路径。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保护和修复城市内及其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并不断增加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投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步骤，”世界自然基金副总干事周非说。
现在，全球超过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60%，未来还将有更多人口进入城市。这份《研究》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格局离不开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城市生物多样性对提高城市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也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意义显著。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2008年，城市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力量的地位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九次缔约方大会各缔约方的承认。同时，新加坡提议建议一套衡量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指数。随后“新加坡指数”在生态技术专家、国际组织、城市官员等各方的参与下被开发出来。它的核心是通过23项指标来衡量城市本身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城市对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这些指标包括城市自然区域的比例、抑制碎片化的连接措施或生态网络等。参照这个指标，城市管理者可以给城市打分、找出差距并调整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
新加坡是有名的“花园城市”，一些原本消失的野生动物现在在那里找到了新家，水獭就是一例。政府在1977年开始清理和修复满是垃圾的河道，1998年，人们发现水獭开始在这座岛屿定居。尽管现在它们不时和人类有所冲突——比如吃掉人们饲养的宠物鱼，但这并不妨碍新加坡人对它们的喜爱。
尽管城市生物多样性愈加受到重视，但报告的研究者认为，诸如如何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中，政府如何在决策管理中纳入相应战略目标，如何唤醒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中等关键问题，尚缺乏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支撑。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计划不久将在昆明举行。这次会议将决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报告的参与者、世界自然基金会政策项目主任李楠认为，城市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利益相关者， 此时更需要先锋城市行动起来，为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这份报告针对中国城市的特点，提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6大策略和25项行动计划，以期给城市决策和管理者提供促进生物多样性管理主流化的指南。这些措施包络将生物多样性理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加强调查、记录和科学研究，建立共享信息平台；修复城市受损空间，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城市政策和决策；探索绿色金融，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投资；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民意识与社会参与度等。
城市生物多样性面临诸多挑战。报告指出，城市是最大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者，气候和局部环境变化、外来物种入侵、城市扩张挤压自然空间，进一步造成生境破坏和碎片化，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城市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来保护和发展城市生物多样性。
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通常并不像荒野那样丰富，李楠说，但并不是提到生物多样性就要想到遥远的角马大迁徙。相反，这份指南正是希望传递一个信息，生物多样性也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但在过去，“城市提出诸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建设的过程中，对‘美好’的定义可能更多强调市容美化功能，而不是生物多样性。”